学校没有教科书，不用穿校服，回答问题不用起立，上下课没有固定时间，上课的主要任务是看小说……对11岁的女孩Poncho（小雨）和12岁的男孩牛牛来说，随做访问学者的父母到美国学习一两年回来后，中国成了一个需要重新适应的世界。
为什么不投诉老师
于爱群敏感地觉得，女儿Poncho似乎害上了一系列让人头疼的“留美后遗症”。
这学期，Poncho最喜欢的课文是方志敏那篇长盛不衰的《可爱的中国》，原因却令人大跌眼镜。她说，自己纯粹是被这篇散文中的激烈情绪吸引了，认为这篇文章贴切地反映了她所在学校的现状，“缺乏爱心，愚昧无知，肮脏”。
“学校哪有那么烂！”于爱群乐了，“她读的可是北京的重点小学！”
事实上，不到一年前，对教育持激烈批判态度的恰是于爱群自己。彼时，这位央视《探索发现》节目的女编导，给北师大版小学五年级语文教科书中的5处硬伤予以猛烈批判。她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媒体上，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
2008年，她作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待了一年，把女儿带在了身边。为了不让女儿回国后落下功课，她特意带上了女儿的教科书，准备自己给她补一补。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对权威的教科书编写者毫无保留的信任被践踏了”。
“我妈总是挑刺，非要跟别人不一样。”彼时，Poncho的态度是一撇嘴。
“你这孩子！我是在给你权利，你怎么不支持我？”于爱群十分郁闷。
一年后的今天，从美国回来的Poncho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我妈挑出来的那些错，真有道理！”
“留美后遗症”的典型表现是，Poncho对待老师的态度发生了大变，之前对老师言听计从的她，现在学会了给老师挑刺。
“我们班的老师只在乎学习成绩，什么都要瞎管。像足球赛、运动会，都是一些不当班干部的同学组织的，她还横加干涉，最后非要我们都穿校服，难看死了。自己什么都不会组织，还想让我们给她争分。这要是在美国，我们和家长早就把她投诉走了。”Poncho振振有词。虽然已经回到中国，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仍喜欢以英文名“Poncho”自称。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投诉呢？”“没有用，校长跟老师是一伙的。正校长挺和蔼的，但有一个副校长肯定是跟老师一伙的。去投诉老师，老师就会找他撑腰。”
Poncho这样说的底气来自于实践。她在美国上学时，班里有个总爱朝孩子们吼的白人老师，最后被家长们联合签名向当地的教育局投诉，给赶走了。
写作文时，老师要求写“一个熟悉的人”，Poncho写了自己的表哥，带上了他的“一些烂事儿”，理所当然地被打回来重写。“要突出人物的高尚品质。”老师说。
这与她在美国受的写作教育截然不同。美国老师讲授历史，留了一篇作文：你认为哥伦布是好人还是坏人？请写出理由。
Poncho写的是“坏人”。理由是：他把自由人变成了奴隶，还把美洲“搞得乱七八糟”。老师给她打了一个A。
全班28个同学只有两个认为哥伦布是好人，其中一个来自西班牙，他的理由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老师同样也打了A。
“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牛牛是个很讨大人喜欢的男孩。早在小学四年级时他已能背诵一百首唐诗，经常被命令在宾客面前站起来，背诵一首《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之类的诗歌助兴。但跟在伯克利当访问学者的父亲在美国待了一年，这孩子也变了。
现在，牛牛似乎也得了“留美后遗症”，挑刺症状明显：
“上课主要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讲，很少问孩子们的看法。美国的课桌都是以小组为单位排成一圈一圈，而中国的课桌集体向着黑板。计算机课程一个学期只讲了二十几页，做一个简单的Power Point就算合格。”一连串事件让他憋闷，让他看不惯。
特别是回中国后，没人表扬他了，在美国他可是经常被校长表扬的。
牛牛不到10岁就看金庸小说，但都是在家看，老师不知道。到美国后，很多时候上课主要内容就是看小说，校长曾经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夸奖“这个中国孩子爱读书”。这令他的自信心陡增，胆子大了许多。
5月29日晚，Poncho的妈妈与牛牛的爸爸一起组织了伯克利分校的同学聚会。当着记者和满堂宾客，牛牛按山东人习惯仍管父亲叫“爹”。但这次不是奉命背唐诗，而是说出了一句四座皆惊的宣言：“你无权评价我，只有我才能评价我自己。”
父亲当场被噎住，表情有些尴尬。
对这种南橘北枳的现状，这位父亲其实已有心理准备。2008年9月的一天，他在伯克利做关于“民主”主题的演讲，牛牛在下面看《纳尼亚传奇》。为了放映幻灯片，他把灯都关了。正准备开讲，儿子却在底下理直气壮地举起手来：你这样我就没法看书了。
他不得不在按钮之间调来调去，终于找到一盏只朝儿子的方向开的灯，各得其所。“这才是民主。”美国听众笑着说。
3个小时的演讲，牛牛看完了那本210页的书，全英文。
父亲为此感到困惑：“他遇到的生词非常非常多，为什么那么多障碍都打消不了他的好奇心？而我，一个学了快30年英文的人，仍然讨厌读英文。”
事实上，牛牛高涨的学习热情很容易解释。在美国，一个孩子所能收获的鼓励，就像在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找到水一样容易。
牛牛就读的小学规定：学生每读完一本书，并把这本书写个条子推荐给其他人，便可到学校图书馆随意选一本书据为己有。
牛牛中国式的勤奋就此被触发，经常写个“推荐书”给校长，然后去图书馆挑书。他就这样攒齐了几乎全部的《哈利・波特》，最后校长不得不拒绝他：“对不起，我不能再给你了，要给其他同学留几本。”
不过，美国学校也灌输价值观，教室里也挂“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的标语，但不是单纯的说教。
从美国回来，牛牛明显变得更勇敢了，这得益于他在美国街头向陌生人卖票为学校募捐的锻炼。当时他鼓起勇气，用蹩脚英语在超市成功推销出五张票，得到十美元。
跟在身后的父亲追上去向第一位掏钱的美国老太太致谢，老太太说：“你儿子真迷人！”
还有一件事让牛牛的爸爸享受到了让儿子去美国上学的意外好处。放学路上，父子俩畅想未来。牛牛说了很多计划：等我长大了，你还给我讲故事，我和我儿子一起听，咱们三个一起玩，我给你买个大房子，你天天给我们讲。
到家，牛牛又凑过来，神秘地说：“爸爸，为什么我觉得为你做那么多事――买大房子啊，买游泳池啊，还是没有表达出我对你的爱？”
“我简直被儿子这句话俘虏了。”父亲自语。
关于未来，Poncho和牛牛都希望将来还能回美国。牛牛是因为美国“能学橄榄球和空手道，吃得也好”；Poncho则干脆说：怕在中国学不好数学和理工科，“还不如逃到美国去”。
向思//摘自《南方周末》，何佳/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