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众所周知，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裂”的巨变时代，如何评价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东渐”，如何理解传教士在明清间中国思想文化史演变中的作用，历来有不同说法。明清间入华的天主教修会有耶稣会、道明会、圣方济各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等，其中尤以耶稣会的作用最为重要，影响最为广远。耶稣会士在促进西学东渐的时候，由于其主观目的是传教，故东渐之西学有一定局限性。今拟就其来分析西洋传教士与西学东渐，以求管见。
关键词：耶稣会 西学东渐 传教
耶稣会也称为“耶稣连队”，为天主教的主要修会之一。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初创于巴黎，1540年获教宗保罗三世正式批准而成立。耶稣会士为使其成员能有效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特别注意会士的知识培养。这种培训往往长达15年之久，会士必须长期系统地学习各种语言、文学、哲学、神学、法学、政治、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通过严格的考试。因此,耶稣会士大多数有着极好的知识积累和渊博的学问，其中许多人更是著名的学者。不用于传统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取消了修院制度和统一着装的规定，以便更容易融入现实社会生活。因此，其修会的宗教活动不是“遁世”而是“入世”，与社会发展保持紧密接触和联系，甚至关注并参与现实政治，对之施加影响。耶稣会成立后的一大使命就是积极参与天主教的海外传教活动，其重点是向亚洲或美洲传教。罗耀拉创立耶稣会时首批发愿入会的七人之一的方济各•沙勿略1552年8月乘“圣十字号”船至广东上川岛，在岛上建一小圣堂为礼拜之用。但因明朝海禁甚严，沙勿略无法入中国大陆传教，于1552年12月3日病逝于上川岛，成为死在中国的第一位耶稣会士。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到中国途经大西洋、印度洋，遥遥几万里。一路上惊涛骇浪，海盗出没，吉凶莫测。当船行至赤道两侧的热带时，常常因为没风而不能前行。烈日当头，船舱中狭窄拥挤，热气腾腾，乘客极易由于中暑而染病。一旦一人染病，便立即蔓延到他人，于是船上瘟疫流行，死者枕藉。据统计，在17世纪的一百年中，耶稣会派往东方的传教士，有一半多死在了路途之中。1618年，22人出欧洲出发，生抵澳门的仅8人；1644年，出发时6人，到达目的地的只有2人；1656年，动身时9人，其中的5人悲惨地葬身鱼腹；1657年，17人辞家东来，竟有12人半途中撒手尘寰；1674年，上船时13人，下船时只剩下孤零零地3人了。
西方传教士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中国之后，首先碰到的棘手问题是如何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在中国定居。明万历年间和清顺治十一年，俄罗斯两次遣史来华都无功而返。要打开中国这扇紧闭的大门真是比登天还要难，首先使中国国门有所松动的也是耶稣会士。当时西方多数人认为“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登上月球”，但很快“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即使是月球也是可以到达的，那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 这个方法主要就是“适应政策”。耶稣会士用以打破中国禁闭国门和森严法律的“武器”不是舰队枪炮而是使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折服的《几何原本》和《万国地图》，是吸引不学无术的万历皇帝的自鸣钟。1601年，利玛窦进入北京，并将明王朝延续了200年“不准外国人在京居住”的法律打开了一个缺口，获得了在北京的长期居住权，甚至破例享受到类似正是官员的俸禄待遇。尤为重要的是，尽管没有得到皇帝批准传教的正式文书，但却得到了事实上的默许。
自此，耶稣会士终于在中国站住了脚跟。诚然，耶稣会士来华的动力是传播福音，但在“重其学不重其教”的中国，他们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只能是放在与西学东渐有关的工作上。如康熙五十八年来华的宋君荣自称“宁愿作受洗，聆告解，授圣体，尤其劝化教外人入教之事也”，实际从事的却是“以数种天文测验报告研究院员，并以中国史书与旧天文学之最要而最奇之事报告其他学者” 。
据统计，“在200年时间里，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共有456人。他们大多成为御用数学家、地理学家、画家或者园林设计家，……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 “明清之际西洋科学输入我国，其输入之介绍人为天主教之耶稣会士，其最著名者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艾儒略等……其输之科学，有天文、历算、地舆、炮铳、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学。” 下面，录要耶稣会士中传播西学较为重要之人物及其简要情况。
从上简表不难见出耶稣会士在西学东渐中涉及范围之广， 下面仅就天文，地舆两方面谈谈。
“1582年，利玛窦以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身份来华，受到了中国人的尊敬。他第一个在北京担任了御用天文学家，参与了修订中国的历法的工作，为以后一系列耶稣会士开辟了这一席位。” 利玛窦之后的南怀仁更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主管钦天鉴的洋人官员。从此，钦天鉴几乎成了学贯中西的耶稣会士的固有领地，南怀仁、闵明我、庞嘉宾、纪理安、戴进贤、刘松龄、鲍友管、傅作霖、高慎思、安国宁、索德超、汤士选、李拱辰、福多明我等等，如同接力赛，一人接一人相继主持钦天鉴超过250年，谱写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灿烂篇章。此外，耶稣会士还制造了各种用于天文观测地仪器，如汤若望制造的天体仪、星高机、日晷，南怀仁制造的天球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纬仪、纪限仪、象仪，并进行了在当时甚为精确地实地观测。
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天文学有六点贡献：第一，欧洲预报日、月食的方法远比中国传统经验的方法要好；第二，传教士们带来了用几何分析法来解释行星运动的明确说明；第三，在日晷计时和星盘的体视投影方面，应用了欧几里德几何学；第四，介绍了地圆学说；第五，使16世纪新代数学能为中国人所利用；第六，带来了仪器制造、刻度、测微螺旋以及诸如此类的欧洲新技术。
地舆方面，我国“元、明间人犹未究心于地理，至利玛窦等来，而后知有五大洲及地球居于天中之说。艾儒略着《职外方说》，描图专说，是为吾国之有五洲万国地志之始，而清康熙中各教士测绘全国舆图，尤有功于吾国焉。” 这里提到了“尤有功于吾国焉”则不得不说康熙年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以及乾隆年间补充了回疆、蒙古地图而完成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这项工程浩大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第一次用西方先进的测绘方法绘制了全国地图，它是康乾盛世的一大代表。西方传教士风餐露宿，出没于人迹罕至的地方，有的甚至不甚殉职。③这些地图的绘制，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所谓事实胜于雄辩，它证明了最晚不迟于康乾，西藏和新疆等地已纳入中国的版图，是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领土。这对于当下中外分裂主义者无疑是一记迎头痛击。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岂无功于我中华？更不必论《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徐日升、张诚的贡献。
上面提到的西方传教士中几尽为耶稣会士，可以说，明末清初，中国传教区基本上是耶稣会的天下。这“既因为他们在明末士人间与清初宫廷里的影响是其他修会成员所无可比拟的，也因为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人数、活动范围、传教成果难为其他修会企及。……其他修会即使合为一个整体，其实力也稍逊风骚，若析而论之，更无法与耶稣会抗衡。” 但由于种种原因，1773年，罗马教皇下令解散耶稣会，1774年，教皇敕令传到中国，中国的耶稣会士传教区就此成为历史。
自康熙至乾隆，禁教日严。乾隆十二年（1747年），地方官捕拿了四名赴陕西传教的教士，并查获了一份教会颁发的任命书。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划分辖区，任命“官员”，这使当地政府官员大为震惊。奏折送到乾隆案上也使皇帝异常震惊，他怀疑这是西洋人勾结内地回部阴谋造反。为防止外国传教士继续混入内地，乾隆颁布圣旨，严查海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遣使来华，“一方面给乾隆庆祝八十大寿，一方面提出了包括开放口岸、发展贸易、减免进口税、允许使团驻京、允许传教士传教、租占一小岛储货等一系列合理与不合理交织在一起的多项条件。乾隆皇帝则从捍卫主权与“闭关自守”的正确与不正确交织在一起的立场出发全部拒绝了英王的请求。使中国再一次与打开国门，和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失之交臂。” “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之后变的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此外，当时之中国具有牢固的封建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传统，因其历史惯性作用，近代化道路必然超常的艰难和迟缓。
不可回避的一个历史事实是，耶稣会士带来的部分科学知识并不是他们所接触到的最先进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他们传教的目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不是传递科学的最佳使者，但是不能回避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在当时，只有他们做了这件事情，只有他们在作为传教士的同时也充当了文化使者。而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是否提供了后人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否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注释：
①录要简表参考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传播西学录要》一表。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9－81页。
②一作罗雅各
③法国传教士山遥瞻因参加测绘地图的工作，在云南边境的孟定地区实地考察时感染瘴气，于康熙五十三年以身殉职，享年仅45岁。
参考文献：
1、[美] George H.Dunne：《Generatic of Giants》，美国印第安纳州Notre Dame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
17页。转引自《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第40，41页。
2、[法] 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第693页。
3、[德] 彼得•克劳斯•哈特曼 谷裕译：《耶稣会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4、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页。
5、同4
6、[英]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第641－642页。
7、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6月，第679－680页。
8、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1页。
9、余三乐：《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11、同10，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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