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上再也听不到她跌跌冲冲的脚步声。那淡淡的粉香，犹似有似无地在廊里游移漂浮着…… 这大半辈子以来，与不少名人有过擦肩而过的缘分，但至今依旧教我觉得深为怅惘的，莫过于与张爱玲的一段特殊的际会。虽然事隔三十余年，张先生辞世也已经十年了，这段因缘至今依然“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也许现在终于到了倾吐的时候了。
1969年秋天，我住在加州柏克莱，那时刚从爱荷华大学读完硕士，开始在加大附设的中国研究所的语文部门打工。本来那里的资深研究员是庄信正(在庄之前是夏济安先生)，那年庄信正另有他就，他的位置由他举荐张爱玲接任。张和我两人当时是语文部门仅有的两个工作人员。在职位上我应当是她的助理。我们的上司则由加大东亚系的陈世骧教授兼任。陈教授爱才心切，特别把张先生从东岸聘请到所里来。他因爱惜张爱玲的旷世才情，一心想为张安插个有充分自由的差事，好让她有精力多创作，并没仔细考虑过她是否适合做这类学院派的研究性工作。
第一次见到张爱玲是在陈先生为她接风的晚宴上。陪客还有三四位其他教授。我的全付注意力都聚焦在张的身上，那时期我是不折不扣的“张迷”。她所有著作我没有不读的。在她身边我变得小心翼翼，羞怯乖巧。尽管我的内心万般希冀着能与她接近，与她沟通，当时我却连话也不会说，也不敢说。我几乎听得见自己心底迫切诚挚的呼喊：相信我吧!在我身上你会找到一个真正崇拜你了解你的知音!请放下你自卫的盾牌吧!
那晚张很文雅地周旋于宾客之间。她不主动找人说话，好像总在回答别人的问题。说话时脸上带着浅浅礼貌性的微笑。她穿着一袭银灰色带暗花的丝质旗袍(后来她一直都穿颜色保守的素色旗袍)。那年她49岁。身材偏高，十分瘦削。中度长短的卷发，看得出是理发师的成品。她脸上略施了些粉，淡红的唇膏微透着银光。她的近视眼度数不浅，以至看人时总是眯着眼睛，眼光里仿佛带着问号，有时让你不敢确定她是否在看着你。
过了不久，陈教授又请了一次客。晚饭店请大家到校园剧场去看美国版的《琵琶记》。在剧院里，我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坐在她的旁边。这次她给我的印象与头次相仿。还是十身素雅的旗袍，淡淡的粉光掩饰着她苍白的容颜。在中场休息的时间，她从皮包里拿出了粉镜，对镜捋了捋本已一丝不乱的头发(后来有一两次我也曾在大街上瞥见她对着店铺的玻璃窗捋着她的头发)。她的话有限。只记得她说了些有关原本《琵琶记》的作品背景，不知是否因为当时过分紧张兴奋，我竟然记不得那次交谈的其他内容了。
不久之后，张先生开始正式上任了。所里上班钟点颇具伸缩性，尤其由于她的“巨星”身份，更有充分的自由安排她的工作时间，反正到年终交得出研究论文来就行。张先生总是过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还留在办公室。平日难得有机会与同事见到面，也没有人去注意她的来去，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惊鸿地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穴－卒)(穴－卒)、跌跌冲冲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那时与我同时在中国研究所打工的研究生还有宋楚瑜和刘大任。宋沉稳持重不苟言笑；刘则尖锐俏皮，言谈机锋。我们闲聊时偶尔不免会提及张先生来去的神秘踪影。大任曾打趣说：“张爱玲是咱们办公室的灵魂嘛!”一语双关，玄妙自在其中。
张先生自从来过陈家两次之后，就再没见她出来应酬过。陈先生和夫人再三邀请，她都婉拒了。陈教授尽管热情好客，也不便勉强，只好偶尔以电话致候。
1969年太空人登陆月球那一天，陈教授夫妇开车经过城西的San Pablo大街，凑巧撞见张先生站在路边，正仰头眯眼张望电线杆上的招贴，手里提着一个大纸盒。陈先生连忙煞车，问她在找什么，她说在找公共汽车站。她近视得厉害，竟把电线杆当成站牌了。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陈先生才弄明白，原来张今天特别赶去买电视机，准备观看当晚登陆月球的实况转播。陈先生事后对我们说：“可见张先生对世界大事还是挺感兴趣的，我们大家本来还以为她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呢!”
我和她同一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开门之后，先是我的办公园地，再推开一扇门进去，里面就是她的天下了。我和她之间只隔一层薄板，呼吸咳嗽之声相闻。她每天大约一点多钟到达，推开门，朝我微微一粲，一阵烟也似地溜进了里屋，一整个下午再也难得见她出来。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搅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扣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了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白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狼狈狈地落荒而逃。
这类“荒谬剧场”式的演出，彩排了几次之后，我终于知难而退，没法再续演下去。鲁钝的我终于渐渐觉悟了这个事实：对于张先生来说，任何一个外人所释出的善意、恭敬，乃至期望与她沟通的意图，对她都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和心理的压力。至少那一个时期的她确是如此。
从此我改变了做法。每过几个星期，我将一叠我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她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一小字条。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
深悉了她的孤僻之后，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归原位。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那阵子刚读完她的新书《半生缘》不久，接着人家又借给我一部胡兰成写的《今生今世》，其中有一章以“民国女子张爱玲”为题，深入地书写张先生。我读得过瘾极了，但同时又觉得有几分罪过感，仿佛自己躲在她背后偷窥私秘似的。但是胡兰成的描述真是生动，也更加深了我对张爱玲的了解和尊重。
当时正值加大学生闹学潮，学生发起的言论自由运动如火如荼，反越战示威也轰轰烈烈。身为外国学生的我们，总像隔岸观火。人家搞革命我们凑不进去。自己的故乡又远在天边――台湾正值白色恐怖高峰期；大陆“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我们这些外国学生的心态不免陷入惶措郁闷的低潮，虽然我一向对政治反应迟钝，然而夹在一 批血气贲张、雄辩滔滔的知识青年当中，难免也感染到周遭的苦闷彷徨。一头栽进张爱玲的世界，似乎是我个人的逃避方法之一。在那段苦闷的岁月里，她的视野变成了我的世界；她精绝的文字，成了我渴望的麻醉剂。
隔着一层板壁，我听见她咳嗽，她跌跌冲冲的脚步声。我是张爱玲周边一名蹑手蹑脚的仰慕者。方圆十英尺之空间内我们扮演了将近一年的哑剧。我是如此地渴望沟通与相知；而她，却始终坚守她那辉煌的孤绝与沉寂。
初春时节，柏城路边的红梅花开得最是灿烂。有天早晨出门时我顺手摘了几枝。在办公室旧橱里找到一只缺了口的白瓷壶，我把一捧红梅插了进去，看来居然像日式盆艺。我颇为得意，顺手把它放在她的案头，没去想过她会如何反应的问题。那几天我们也没机会碰面。又过了几天，听说她病了。我打了电话去问候，并问她需不需要我为她买什么药物之类。她住的公寓在Durant街，距办公室只有三个街口，我很容易为她效劳，她自然婉拒了。后来我还是不放心，径自照她说的症状到中药房配了几副草药，送去她住的公寓。我揿了下门铃，心里知道她不会来开门，我把药包留在门外地下就离开了。
几天后，张回来上班了。我们中间的门仍掩着。在书桌上我发现了一张写着“谢谢”的小字条，压在一小瓶Channel5香水的下面。我只好叹息了。真是咫尺天涯啊!我深深感受到沉重的无奈与悲凉。一半为她，一半为我自己，我感到一丝泫然。
我终于彻底醒悟张先生是个彻底与俗世隔绝之人。一幅荒漠的意象在我心底浮现出来：在一片空芜广袤的荒漠上，天荒地老，渺无人迹，所见仅仅是地平线尽头一轮明月，孤伶伶冷清清地兀自照着，荒漠上只见张踽踽独行的背影。私底下我曾一再渴望她偶而回眸，发现有一双真挚忠诚的目光正追随着她。这当然是我一厢情愿之想，其实张先生早已拂袖奔月去了。
十年前在广播中听到张先生辞世的消息，我并不特别惊讶。她辞世的方式，显然出于她自己的选择。我觉得早在二十年前她对生存方式的抉择与后来她辞世的方式如出一辙，前后完全一致。我对她的抉择，唯有持一分敬意与尊重。
不止一次，朋友们都劝我把这段“不遇”之缘写出来发表，我都摇摇头，因为一向怕凑热闹。况且这段往事是属于她和我个人之间的“隐私”，潜意识里我想我宁可将之珍藏于心，唯恐一说出来就会失去了什么似的。
我怕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呀?我问自己，难道怕失去我们从不曾擦亮过的火花?我又不得不笑了。
有一年雷骧带了他的电影工作队来到柏克莱。他要拍12位20世纪中国文学巨擘的纪录性影片，张爱玲是其中一位。那时她尚在世，住在洛杉矶。雷骧找到我作寻访旧迹的向导，我义不容辞地充任了一次“白头宫女话天宝”的角色，带他们回到城中心Shaauck街2168号，坐电梯上三楼旧地。指出长廊顶端张爱玲和我的办公室，指出宋楚瑜工作过的图书室，刘大任待过的小房间……研究所早已搬到加大校园去了，此地已改为商业写字间。长廊里光线亮了许多。一扇扇掩着的门扉后传出说话的声息和机器操作声。
我想起了“办公室的灵魂”一语，不觉独自莞尔。走廊上再也听不到张爱玲跌跌冲冲的脚步声。那淡淡的粉香，犹似有似无地在廊里游移飘浮着。
(摘自《万象》200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