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的我国近代著名报刊《循环日报》，以其独树一帜的报刊政论而名重一时。他冲破当时中国封建官报一统天下的藩篱，首开我国文人论政先河，由此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第一个报刊政论家而声名远扬。王韬的论政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深远。本文从内容上、文风上和文体上对王韬的政论文展开讨论，进一步论述王韬对文人论政的开创性。
【关键词】王韬 文人论政 《循环日报》
一、王韬政论文的内容
1、鼓吹社会变革，评说洋务新政
19世纪70至80年代，正值我国洋务运动蓬勃发展时期，社会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洋务新政的举措迭出。这些变革主张和措施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中保守势力的恐慌和仇视，遭到了他们多方的反对和阻挠。驳斥顽固派的反动谬论，宣传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已成为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倾向知识分子的责任。王韬主持的《循环日报》率先成为当时的一面旗帜，10 年间，他发表了许多思想积极的政治新闻言论，包括抨击保守势力，反对因循守旧，倡导社会改良等忧国忧民、令人振愤的言论，影响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是近代中国提出“变法”的第一人。另外，王韬还提出变专制制度为立宪制度的主张。王韬认为，19世纪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经济反差的原因就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因此，学习西方、改革旧例、除弊兴利、变法自强成为王韬撰写提倡社会改良类新闻言论的核心思想。他冲破了“洋务”救国的藩篱，更进一步地关注政治制度的不同和国家强弱的关系，较早地提出在中国开议会、通民情的主张，并借助报刊媒介将这一主张在全国传播，带动了一批如宋恕、郑观应、汤震、陈炽等早期维新知识分子发出要求开设议院以张国势的呼声。
2、探讨国际形势，关注中外关系
在王韬撰写的大量新闻言论中，阐述这类问题的言论数量最多，占《循环日报》同期言论总数的一半，充分显示出王韬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这些新闻言论在分析各国政局变化时，一般都不是孤立地谈论个别国家的个别事件，而是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中去考察和评述他们之间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而预测政局发展的趋势，尤其提示了对中国的威胁。如评述欧洲各国军事力量消长的《论西国兵额日增》，分析欧亚时局和发展前景的《论亚洲已半属欧人》，探讨制约强国称霸对策的《合六国以制俄》等，都是这类新闻言论的代表作。与谈论国际时事的评述相比，王韬探讨中外关系的新闻言论更富激情，反映出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王韬主笔《循环日报》期间，西方列强正处于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期间，“他们一个个虎视眈眈，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地大物博的中国早就是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面对强敌压境，危机四伏的严峻形势，王韬针对当时中国边陲“强邻环视，伺隙而动”的险恶形势，多次提出“今时之所急，惟辑强邻、御外侮”这一爱国思想和主张。
他的这些文章站在民族主义立场，抨击外国政府歧视、虐待华人的政策，为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而大声疾呼，集中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历史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日俱增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激情。
二、王韬政论文的文风和文体
在中国近代报刊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人仍以八股文为进身之阶，以模仿桐城派文章为时尚。这种封建、凝固、僵化的文章模式，内容空泛、故作深奥，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对于报人来讲，就更需要突破这种脱离现实的章法束缚，寻求一种报刊政论写作的新表现手法。王韬大胆冲破了封建义理章法的束缚，或痛击黑暗、或臧否人物、或倡导改革，篇篇言论观点鲜明、言之有物；论据充实、段落有序；短小精悍、清新生动。这种独特的文体风格，使读者如饮甘泉，耳目一新，不仅适应了报刊的需要，还开创了一代新的报刊政论文风。这种现代报刊政论文体，即后来的社论体，成为了中国人在这一领域里最早的尝试。梁启超的“新文体”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
1、以新式政论为主的言论形式
各个时期报刊的言论，都是当时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或与这种斗争相适应的思想斗争的产物。当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复杂化、尖锐化的时候，报刊言论最为活跃。早期中国报人所处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和清朝渐腐朽衰败之时，报人们希望通过办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政治影响和推动改良运动发展。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早期民营报刊言论严格来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而是政论文。政论即评议时政得失，与报纸评论接近。王韬对当时报纸的政论文体作了深刻思考，他认为报刊政论不仅要继承古代杰出政论的优点，还要结合当前现实，发挥创造性。报纸的文风应该是“直抒胸臆”，“辞达而已”。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王韬力求政论能破除“言不论政”的陈规，摒弃桐城古文刻意追求义理、章法、辞章的做法，努力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基于此认识，王韬在行文中很少使用典故，而是采用浅近文言，不用艰难语词，不务典雅，不拘泥于章法，不墨守成规，唯求畅达，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从而使“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王韬的努力促使早期报刊逐渐从“代圣人立言”、“托古证今”的程式中摆脱出来。虽然《循环日报》的政论仍带有时代的烙印，论说极少与新闻结合，但《循环日报》第一次较好地将中国古典政论文体与近代报刊评论特性结合起来，开创了适应中国读者需要的政论文体——王韬体。王韬的政论在报刊言论沿革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确立了不拘一格的政论文风
王韬的政论文风，一扫当时令人窒息的时代气息。清初以来，封建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文化思想界的气氛令人窒息。乾嘉学派的诠释经义、考证史籍成为学术时尚；桐城派脱离现实，执意于义理章法，刻意追求格律声韵的文风风靡全国，成为“时文”。而王韬崇尚龚自珍、魏源的“经世致用”学说，认为文风要适应社会变化，不能拘泥章法，墨守成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王韬的文章极少引经据典，毫无刻意雕琢之嫌，开创了崭新的报刊政论文风。他的政论短小精悍、观点鲜明，冲破了桐城派、八股文的封建义理章法的束缚，篇篇联系实际，直陈时弊。为便于日报刊登，王韬的绝大多数政论在1000字左右，辑录于《弢园文录外编》中的179篇政论文，超过1500字的仅占10% 。遇到有重大问题的论述，如变法问题，在报上则采用上中下三篇的连载方式，每篇约计1200字。他不求辞藻华丽，行文流畅简洁，论述时多采用单刀直人、开门见山的手法。 3、摒弃了“言不论政”的陈规
王韬在《循环日报》上出色的写作实践，在八股时文仍旧猖獗的时代，敢于突破各种清规戒律，标新立异，以清新自如、纯朴务实的文风，把古代政论这种传统文体移植到报刊上，并加以改造，使其更适合于表达崭新的思想内容，这不能不说是王韬对中国报刊新闻言论发展的一大贡献。另外， 在中国内忧外患的非常岁月，王韬勇敢地面对现实，摒弃了“言不论政”的陈规，为其他已经存在和即将问世的现代报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当时和后来的报刊新闻言论写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维新运动中的改良派报刊政论，是对王韬开创的报刊政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梁启超便是继承和发展了王韬的政论体，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结语
由于时代的局限， 在王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留有许多历史陈迹。在思想观念上，他并未能自觉地把报刊政论作为一种影响社会舆论的工具，其主观动机还是出于面向当权者，而不是面向广大受众传播意见信息，有些地方还流露出不少较浓厚的唯心主义观点。在写作实践上， 王韬也没能完全突破“代圣立言”的变种，“托古证今”的老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他的政论在国内不能广泛传播。上述局限性表明， 脱胎于传统文体的中国报刊新闻言论，其发展道路的漫长曲折，要完全挣脱因袭的重负和消极的影响，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完善和成熟。但王韬的这些历史局限性并不能抹去他所做出的贡献，王韬留下的新闻言论，依然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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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责编：姚少宝
实习编辑：何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