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董必武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大”前，董必武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董必武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演进呈现出独特的发展历程：董必武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理性追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现实运动、历史反思和新书学习中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接受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主动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关键词]董必武；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思想自觉、行为主动的过程。董必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体现着思想信仰上的理性追求、理论学习上的自觉接受和实践行为上的主动结合，本文主要探讨董必武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民主主义思想的理性追求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和理论接受，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因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选择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人开始接受的新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是经过简单的比较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人是经过长期地审慎地比较选择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此而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有人接受的快也并能终身为之奋斗，但也有迅速接受而转身放弃的；有人虽经过简单比较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也能始终不渝，但也有因简单的认知而后又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有人尽管经过审慎选择但最终还是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更多的是选择了坚守。董必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经过长期审慎后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终身为马克思主义事业而奋斗。董必武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较早萌生了民主主义意识并且始终理性追求民主，董必武的民主主义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朴素的民主主义意识萌生。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董必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因子的影响，在旧的仕途道路上始终具有民本情怀，旧中国加授予民众的苦难使他萌生了朴素的民主意识。1895年董必武在麻城县读书时听说了麻城县的“教案”，对这件事非常愤怒，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由此引起了‘对洋人的不满’，‘仇洋人’了。”[1]1898年黄安县的抢谷风潮激发了董必武对豪绅地主的义愤和对穷苦农民的同情。1903年董必武考中秀才前后发生的两件事使董必武“从此恨死‘当官人’”[2]。报考武普通学堂受辱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清朝腐败政权的仇恨。洋人的霸行和清王朝的腐败对董必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萌发了改造旧社会的思想，“萌生了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3]。
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1905年董必武考取湖北省文普通学堂，正是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新的思想，使他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05年董必武在等候开学的日子里住在日知会的宿舍里，在这里，他读到了许多在家乡见不到的新书和报刊，眼界为之大开。他除了在日知会阅读书报，还参加星期天举办的演讲，日知会所宣传的新思想深深打动着董必武，使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先是受《新民丛报》的影响，使董必武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为了救亡，他开始崇信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的维新改良。后来，受革命党人刘静庵的影响，经过多次交谈，刘静庵成了董必武心目中的英雄和思想的启蒙老师。“我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但我不想参加，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4]正是这些“新杂志新报纸”改变了董必武的思想认识。自从深入研究了同盟会办的《民报》、《湖北学生界》《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后，董必武深受民主革命先驱的爱国热情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之后，使董必武彻底抛弃旧的仕途思想，也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宪政思想，转而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问题，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转变。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困惑和思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3日，董必武直奔武昌，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我尽快地赶去参加起义，三天后我到达武昌，就打定主意参加工作了。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5]1911年12月，同盟会湖北支部吸收他为同盟会会员，并“参与重新逐渐同盟会湖北支部，被推为支部评议部评议员。”[6]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拜见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董必武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军“内部残杀屡屡发生，实际是为护法运动敲响了一记警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又一重要标志。”[7]当时的董必武虽没有认识到这些惨案发生的深层历史背景，但是他在困惑中思索：武昌起义以来的革命斗争为什么总是屡屡失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道路是否还能走得通？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思考标志着董必武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自觉追求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理性追求的民主主主义思想，才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使他随后能够自然地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主动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理论学习和理论实践的过程，不仅仅是单个个体的学习，更重要地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带动更多人的学习，这一过程的本身也是实践的过程。董必武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后，毫不犹豫地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湖北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急速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董必武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创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为了更好地通过宣传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唤醒民众，董必武同李汉俊、张国恩、詹大悲决定从宣传新思想、培育新型人才入手开展工作，并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并且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由于资金筹措困难，办报纸的计划中途搁浅。随即和张国恩等着手筹办学校，私立武汉中学于1920年3月正式开学。董必武为学生购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湘江评论》《新青年》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指导学生创办《武汉中学周刊》（不定期刊），介绍新思想，发表反帝反封建、推动教育改革的文章；邀请李汉俊、恽代英等人到校演讲社会主义问题，灌输革命思想。青年学生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工农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中去，董必武等人通过在校外办劳工学校、武昌女子补习学校、农民夜校和平民学校等，向工农群众马克思主义。董必武等人的一系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使马克思主义与青年学生、工农运动逐步结合有了初步认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1920年8月，董必武接到李汉俊上海来信，信中告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李汉俊约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也组织起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意识到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事，马上与张国恩研究李汉俊的建议，并联络陈潭秋筹建。不久，在董必武和张国恩住处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创立，标志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进入到有组织依托的而非简单靠乡情、学谊的新阶段。
随后，又成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汉口社会主义青年团。董必武与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成员以各种方式深人工厂、农村及学校，宣传鼓动工人群众，广泛开展阶级力量的发动工作。 从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立到“一大”前短短一年中，董必武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现实。
总之，董必武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理性追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前提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困惑中的思索使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创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了新阶段。董必武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抉择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历史进程的开端。董必武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铺垫。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9CDJ003）：“董必武法治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2][3][4][5][6][7]《董必武传1886-1975》（上），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1版.第15、17、76、20、23、38、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