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知识分子的定义繁多复杂，然而都逃不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此二范畴。笔者以五四时期两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分析了知识分子在文化运动中的不同行为方式将前者定义为理想型知识分子，而后者则为现实型知识分子。在分析中，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确立了两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时间上的相继性特征和场域内的同时性矛盾特征，进而发掘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作为同一文化运动的主导力量所导致的文化运动发展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知识分子 理想型 现实性 胡适 陈独秀
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一词最早来源于俄国，是指一批受到西方教育的人在反观俄国社会时产生的不满和疏离，这一群有着西方教育背景的人被称作知识分子，他们并非一个职业性的阶层，而是一个精神性的群体。许多学者将知识分子与“士”相对应，余英时先生谈到“一世纪的‘哲学突破’，即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的层次之高，从未见过”，进而他认为哲学的突破与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突破的结果便是所谓的“文化事务专家”的产生，这便是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最初形态。遗憾的是，这种最初的知识分子形态在中国社会的更迭中并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规范知识和文字一旦相结合”，就会变成“某一阶层的独占品”，进而费先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是反抗的主力军，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均依赖于皇权，这是他们在政治上无为”，“自韩愈起，中国之士不再议论皇帝的是非。作为士，他们的作用是侍奉皇帝，他们成了只不过是诵读圣誉的所谓师儒”。可见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形成的初期便已经决定了其内部的稳定性，可以说中国的士，不可能发展为一个现代性的概念。
一直到清代末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和俄国社会极其类似的情况，许多留学生去往日本，“据统计，1914年日本有5000中国留学生”，“在1911年以前，一些中国留学生从日本转往欧洲或者美国一些大学，加入到那里数目虽小但是日益增加的学生队伍中，这些倒西方继续深造的学生，都来自中国沿海的‘新式’学堂”。这批学者对中国当时的社会现状产生了许多新的思考和意见，这便形成了中国第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
（一）五四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
在五四时期，我们不能忽视其中的理想主义成分，没有理想主义的情怀作为内在推动力，没有哪一场运动会是知识分子发动的。中国社会当时处于东西方文化的焦灼之中，受到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困境当中进行了诸多的尝试，从开始学习西方的“器”到后来学习西方的“体”，再到五四时期，人们开始关注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找到了发力点，兴起了一场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作为知识的占有者，“文化的生产者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即呈现事物并使人们相信这些事物的真正具有符号/特征的权利，以一种清晰的、客观化的方式显示多少是混乱的模糊的、粗糙的甚至是无法理论化的关于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的经验，并因此使这些经验变成实存的权利”。布尔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将经验转化为实权，但是我认为五四知识分子在初始阶段并没有对自己的这种权利有清晰的认知。
1919年，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我们看不到一点反叛，他仅仅是在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找寻一个看似过于保守的方向“整理国故”。在《不朽——我的宗教》中，胡适涉及到对三种不同的“不朽”之探讨，他否认了神不灭论和立功立德立言这种不朽方式，而是接受了一种“社会的不朽”作为一种自己的观念，可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胡适并没有鼓吹任何社会变革的思想，而从形而上的角度认为“社会的不朽观念，很可疑做我的宗教了”。接着他的一段论述不是认为社会的变革不是一时的，“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需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需要时时刻刻想着，我应该如何努力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方才可以不遗害那个‘大我’的无穷未来？”。由此可见，社会的变革并非一件眼前的事情，而是一个无穷的，对于我们来说难以控制，但是我们每个人对于社会变革又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胡适在这里显示出终极关怀，即班达意义上的大公无私和理性，这与陈独秀激情澎湃的口号式文章截然不同。胡适可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但他并没有一跃而成革命的主力，他被扣上保守的自由主义帽子。这种批评在班达的知识分子里却已经是一种极限实践，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如果还保守节操，他可以接受的唯一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因为它以及它的主要价值（个人自由、正义和真理）都不是实践的”。可见，胡适虽为保守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依然是激进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
（二）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
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班达批判现实性知识分子，指出实践是一种僭越行为，班达认为知识分子仅忠于理想，不应改变世界，然而对道德以外的事物，知识分子总会无法自控的存在某种倾向，这便是意识形态，也正是因为这种游离和漂移的特性，曼海姆认为“知识分子极易招致失败”。然而葛兰西确认为知识分子本身是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指出“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即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知识分子在现实主义的面前其职能还是被损伤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如果我们以文学的视野看这场运动，无疑可以说这场运动带给了文学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和反思期。但是这场运动却不可挽回的堕入意识形态的角力，文化运动总是被意识形态所裹胁。在现实主义的视野中，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被动性在五四时期展露无疑。现实主义占了理想主义的上风便是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的侵蚀过程，也是陈独秀式的革命家对于胡适式的理想型知识分子的改造过程。什么是文化的内核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的自我推动力总是短暂的，知识分子的目的差异导致新文化运动很快就出现内部分裂，陈独秀、认识到被赋予过高期望的新文化运动是疲软的，于是他们为文化穿上意识形态的坚硬外壳，这样文化便无坚不摧，于是导向了一种“主义”的革命，而不是问题的改良。 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运动的发展逻辑，使得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扛起了共产主义的大旗，并拼命的摇旗呐喊。陈独秀在1917《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中谈到“此次欧战之原因结果，固甚为复杂，而君主主义和民主主义之嚣张，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消长，关系此战乃巨焉。俄罗斯之革命，徒非革俄国皇室之命，乃以革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陈独秀作为一个现实型知识分子对于革命和社会变动有着敏锐的触觉，俄罗斯的革命让他看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希望，于是共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知识，而是作为意识形态被知识分子们带到中国，马克思在中国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杜威、柏格森、克鲁泡特金那样的普通的文化生产者，他有着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资本。可见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的视域中对于思想的改造只是一个方面，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还是要影响到政治上面，使眼前的政治产生深刻的变革。正如胡适之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从眼前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来思考文化、知识，他的一切主张都是对于现实的思考，如果现实让这类知识分子不满，那么这类知识分子的理想便是建立在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之上。因此，“终身的反对派”便是陈独秀作为现实型知识分子的标签。“他信仰科学民主，但是这种信仰的含义，在陈动荡变化的一生中，是一个设防的，想必也是孤独的生命在其历程中的反抗对立面的反应”，可见他所肯定的一切仅仅是个为了反抗而确立的信条。
结论：
作为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胡适和作为现实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陈独秀并非是两条并列的时间线索之上的知识分子类型，他们同时存在在一条时间链条之上前后相继，然而在空间场域内却发生了碰撞。理想型知识分子是最原生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守着知识分子的本业，信仰知识，思考的是形而上的问题，在知识的场域中有着至高无上的自主权，是知识规则的决定者和义无反顾的执行者。然而“他们必须把他们自己的特定知识领域中的专业活动与权威用于专业知识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这便造成了知识场域和权力场域的交错，布尔迪厄认为这种以科学的名义卷入政治舞台的人是模范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本人在这两个场域的夹缝中往往显得无能，高屋建瓴的文化远离政治现实，而与意识形态的交往却使知识分子转而为口号的倡导者、甚至是党派领袖。在文化运动的时间相继链条上，理想型知识分子往往发展为现实型知识分子；在空间场域的同时性中，两种知识分子却必然发生碰撞，胜出的只能是现实型知识分子，结果则是文化运动转变为一场政治运动。这便是知识分子的多元可能性，及其概念的内在张力所产生的悖论与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