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国宝级展品 2004年9月30日上午，一件珍贵的国宝级展品被移出“藏身”38年的中科院保险库。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杨海峰查验了展品，在确认无误后，将盛有展品的锦盒平放在一只安装了报警器的密码箱中上锁，然后在借据上签字。
随后，装有展品的运送车在前后警车的开道、“押送”下，驶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公安、交管等有关部门事前已确定了一条最佳路线，同时还设计了一条备选路线，一旦发生意外就立刻切换。展品的整个交接、运送过程都有武装警察荷枪实弹在旁保护。
经过一路小心谨慎的行驶，载有展品的密码箱终于安全到达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品直接送入展厅，展馆随即关闭布展。
陈列展品的柜子是特制的，上面的透明玻璃罩是用防弹玻璃材料制成，可以抵挡相当大力量的击打，比如人用力撞击、用锤子猛砸等都不会对其造成任何损害。玻璃柜的上方，还安装了一个远红外线探头，探头的另一端连接的是设在保安室内的电视屏幕，保安将全天监视展品的情况，如果有人触碰玻璃罩，监控系统就会发出特别尖厉的报警声。
玻璃罩下面的展柜也是专门定制的。看似平常的木头底座的内衬是非常厚的钢板。展台可以升降，一旦发生危险，展品将降入展柜内临时避险。
在9月30日至10月7日公展期间，展品24小时有人看守。同时，博物馆还制订了一张严密的值班表，下岗的人几点离开、上岗的人几点出发等等都有精确到“秒”的详细计划。另有警力在监控室实行24小时不间断看护。
究竟是什么样的展品能享受到如此罕见的高规格严密保护措施呢?是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还是一件昂贵的艺术品?
都不是!躺在防弹玻璃罩中的只是一块骨头，一块人类的枕骨。此时，另一块人类的额骨正躺在保险库内。因为按照规定，两块头骨，一块在外展出的时候另一块必须在中科院保险库内，就像是两个重要证人不能同时乘坐一架飞机一样。
这两块身价非凡的残缺人类头骨，就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两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其实早在1927年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正式发掘至1937年间，曾出土5块完整和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但是令人感到蹊跷和惋惜的是，除了3颗放在瑞典实验室的牙齿之外，其余的完整化石全部神秘失踪。
此次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将公众的目光再次聚焦到神秘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上来。国内著名学者李树喜，跟踪研究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下落之谜20余年，他提出了有关化石下落的观点，并首次宣布明年有望验证这一观点，寻找出化石。10月10日，记者对其进行了专访，试图为大家揭开这个世纪之谜。
化石的失踪历程
据李树喜介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927年正式发掘，此后的lO年间猿人洞中先后发掘出土5个完整和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发掘的北京人化石一直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占了北京，但当时日美尚未敌对，而协和医院是美国的机构，悬挂美国国旗，日军不敢贸然踏入。
到了1941年，日本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为了使北京人化石不被日本人抢走，协和医院方面设计了三种方案：1．把化石运到抗日战争期间的大后方重庆去；2.留在北京找一个妥善的地方秘密收藏起来；3．想办法送到美国暂时保管。
采用第一种办法的问题是从沦陷的北京去大后方路途遥远，安全无法保证。第二种方法也太危险，容易发生意外。关于第三种方案，由于当初有过约定，虽然研究经费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但标本不得运出中国。后来，协和医院的负责人与重庆的国民政府协商后，决定还是采取第三种方案。
当年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做技士的胡承志是负责为化石包装装箱的人，李树喜为了研究曾多次与其接触，了解当年的详细状况。
据胡承志回忆，“化石装箱时间大约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天到21天之间，也就是3个星期左右。”
1941年11月的一天上午，当时已经返回美国的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的女秘书突然通知胡承志将标本装箱运走。第二天，胡承志请协和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忙，将北京人化石装箱了。
按照胡承志的描述：“化石被装在两只没有上漆的白色大木箱里，一大一小。大的长48英寸、宽22英寸、高11英寸；略小一点的木箱长45英寸，宽和高均为22英寸。”
“每件化石在装箱前都穿了6层‘衣服’：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医用吸水棉；第四层是医用细棉纱；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纱布紧紧裹住。化石包好后，被小心翼翼地装入四方形的小木盒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使化石和小盒、大盒及大木箱形成一个牢固不动的整体。而那些牙齿化石，由于最零碎，就用小纸盒装，这些小盒子内填有棉花，上面压着玻璃，玻璃上贴着镶有红边的标志，标明牙齿部位的符号。小盒装好之后，再装进大木箱，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大箱子里，另外一个较小的箱子里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面加锁。整个包装过程耗时两小时。”
北京人化石装箱后，就送到时任北京协和医院总务长的博文的办公室。而胡承志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了。也不知道化石的确切下落，胡承志也因此成为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
根据李树喜的调查，1941年12月初，装箱的北京人化石被移交给即将离开北京撤回美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12月5日，该部队所乘火车离开北京驶往秦皇岛，打算在那儿搭乘预计12月8日到港的美国轮船“哈里逊总统”号返回美国。
但是12月8日却爆发了珍珠港事件，日美成为敌对国，日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的相关机构，并劫持了载有化石的专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从此下落不明。
化石下落的不同版本
李树喜告诉记者，关于北京人头骨化石下落的说法多如牛毛，几十年来不断有人提供所谓的“线索”，不过相当多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有人提出，拦截火车的日本人由于不懂化石价值而将之砸烂扔掉。这种说法可信度不高。“化石包装得极考究，整整包了6层。但凡有点文化的人，即便不完全了解化石的真正价值，也不会轻易将之丢弃。”
1966年的时候，有位日本老兵在临终前透露：1941年，日军占领了北平，他作为日本731部队的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来北京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押送到协和医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北京人化石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化石的命令，时局紧张，焦急万分的他将化石匆匆装箱后埋在距离协和医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他还特意拿砍刀在距离埋藏地点不远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一米、宽约二十厘米的树皮作标记。之后他被俘虏回到了日本。
不过，李树喜告诉记者，虽然在日坛公园确实有老兵所描述的那棵被砍的松树，令当时的中科院大感意外和惊喜，但是最后进行勘测并挖掘后发现的全是细黄砂岩，不见一件埋藏物。 1945年，装有日本从中国掠夺的财富的“阿波丸”被击沉。据当年的美国军医弗利介绍，当时由他带着装在提包里的北京人化石标本乘专列到秦皇岛，准备接着乘轮船，经菲律宾的马尼拉回到美国，但他还没有来得及上船，便成了日本人的俘虏。因此有人分析，北京人化石可能就在“阿波丸”船上。李树喜说，也有人称“阿波丸”在航行途中，曾经和一只小船有过接触，而北京人头骨化石被转移到小船上面。小船在行驶至渤海湾的时候遭到美军飞机的轰炸沉没。但是由于缺乏沉船的具体位置，加上小船的体积远没有万吨的“阿波丸”巨大，偌大的渤海湾根本搜寻不到目标，这个说法也因此无法验证。
李树喜认为，根据目前自己搜集整理的史料证据显示，北京人头骨化石在“阿波丸”沉船上的说法最可信，而其他的说法皆缺乏足够的证据。
“阿波丸”沉没之谜
在李树喜根据调查结果完成的《阿波丸之谜》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波丸”是日本当年的一艘万吨级巨轮，1945年在返回日本途中在牛头岛海域遭到美国海军重创，沉入我国领海，船上2009人只有三等厨师下田勘太郎一人生还。有关国家提供的资料曾表明，“阿波丸”上“装有金锭40吨，白金12吨，未加工钻石15万克拉，工艺品40箱，锡3000吨，橡胶2000吨，铝2000吨等”。
“阿波丸”的沉没至今仍是个世纪之谜。当年鱼雷击中“阿波丸”的时候，它的爆炸声非常地沉闷，而且下沉的速度也特别快，3分钟就下沉了，对于一艘万吨级的轮船来说，这样的下沉速度非常惊人。
针对这个奇特的现象，李树喜曾经专门请教了航海打捞方面的专家，并同当年指挥阿波丸首次打捞工作的原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一同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一般情况下，受到外部攻击，导弹攻击，轰炸也好，包括触礁也好，万吨巨轮不可能在几分钟内沉没。即使是“泰坦尼克”号也挣扎了好几个小时。李树喜判断是外部攻击和内部自爆相结合葬送了“阿波丸”。阿波丸极有可能装载了自爆装置。因为日本人知道船上有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阿波丸作为漆有绿色十字标志国际救援船只，本不允许装载军事物资的。而事实上，它装了大量的贵重的黄金、白银、文物，包括军事物资、橡胶、锡锭这些东西。这其中就可能有北京人头骨化石。李树喜还找到了一个旁证：“阿波丸”出发后过了3年，一些东北出土的文物被发现从北方流散到了南方，而“阿波丸”曾经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高雄都停靠过。
为了保守这些秘密，日军宁可牺牲很多人的生命把这船沉掉，也不愿意让这个秘密被敌方截获，尤其被美国方面俘虏。这也符合日本军国主义的那种残忍的本质。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时，把一份特殊的见面礼送给中国领导人，这份礼物就是向中国提供了关于“阿波丸”沉没在中国海域的情报，不久美国人又写信给中国领导人，说“阿波丸”装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等。根据美军在击沉“阿波丸”后得到的情报显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就在“阿波丸”上。
等待2005年
种种迹象和证据皆显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最有可能就是在沉没的“阿波丸”上。为了验证这一说法，早在1977年，张智魁就指挥了中国第一次“阿波丸”打捞行动，但是并没有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发达。”李树喜向记者解释道，“‘阿波丸’的沉没深度有70米，而当时我国极限潜水深度只能达到50米。即使当年的潜水员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一个猛子扎到深于50米的地方，也只能摸一下，不可能长时间地停留在70米的深度进行细致的搜寻工作，更不可能从沉船的残骸中很快辨认出层层包装的化石。”
“虽然首次打捞并没有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但这并不表示化石不在‘阿波丸’上。相反我们还找到了另一个有力的旁证。”说到这，李树喜兴奋起来，“在‘阿波丸’初步打捞中，竟然发现了伪‘满洲国’政要郑禹的家藏小官印(玉印)及郑孝胥安葬时分赠后人的圆砚，砚上有‘郑公孝胥安葬纪念’字样，而历史记载‘阿波丸’乘员全部是日本人。这说明，日本人搜罗携带了中国北方的文物宝器上了‘阿波丸’，这也是‘阿波丸’可能装载化石的有力旁证。”
李树喜旋即兴奋地向记者透露：“2005年将再次打捞‘阿波丸’沉船，一家地方政府与民间组织共同组建的打捞公司已经雏形初具。与交通部门进行的沟通和协调工作也在进行中。”他透露，此前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曾就打捞“阿波丸”沉船一事上书中央政府，得到的答复是“应予支持”。对明年实施的打捞计划，李树喜似乎已有相当的把握，“今日的潜水打捞技术与当年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如果国家批准，我们就能对‘阿波丸’进行彻底的搜寻打捞，到时候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就有望真相大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