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施叔青的香港题材小说，以女性特有的视角，用舒缓有致的笔调演绎了香港百年沧桑的历史巨变。其中，以女性的经验消解历史、以女性的视角探讨两性关系、注重民间立场与贵族精神构成了其作品独特的叙事方式。作者以不断变换的女性视角表达了女性对生命特有的经验和体验，并以其独特的眼光来观察香港繁华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实景。
关键词：施叔青；香港文学；香港题材小说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5—0142—04
或许每一位作家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王安忆的上海，池莉的武汉，张欣的广州，廖辉英的台湾……在这些富含了个人情感的地域，她们恣意地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文化建构。施叔青也是台湾人，而她最熟悉的叙事却发生在香港。对于张爱玲来说，香港是上演传奇的地方。对于王安忆来说，香港只是一个象征，不具有地方性的意义。而对于施叔青，中西文化的滋养暗合了这个土洋杂陈的地方，再加上十六年的居住经验，使她觉得“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香港这样有利于我的写作”。
施叔青以女性的眼光将香港视为一座雌性的城市，富丽堂皇的酒会，奢华极致的装扮，无处可寻的爱情，无法满足的物欲，甚至是宏伟广阔的社会画卷，百年沧桑的历史巨变，她都在女性的视角下重新演绎，在舒缓有致的节奏中叙述香港的繁华与落寞。因而王德威说：“施以写台湾的故乡鹿港起家，反以写侨居的香港，攀上她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峰。”
从《香港的故事》到《香港三部曲》，施叔青凭借着女性作家的天性，伴随着本人的成长、成熟，以不断变换的女性视角来表达女性对生命特有的经验和体验，并以其独特的眼光来观察香港繁华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实景，甚至对于历史的巨变，她也以女性看似散淡的、波澜不惊的、无奈的眼光进行叙述，其中有着张爱玲“冷眼看世界”的苍凉，也散发着王安忆娓娓叙事的舒缓。
一、以女性经验消解历史
艾略特认为“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所以几乎每个有权势的圈子都是男子的集团。在大多数的记载中，历史都是由男性创造的。在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里，历史叙事也是以男性视角讲述的。然而，正如天地万物均由阴阳互补、相生一样，人类的历史同样也应有女性的经验书写。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了男女看待历史的眼光不同。处于被动的、弱势的地位，对于命运的无从把握，使女性悄然遁逃于历史之外。既然“女性的天空是低的”，那么在女性眼中的历史书写就不再是波澜壮阔的风云变幻，或许只是住所的迁移、服饰的变化、生存的艰辛。
在《香港的故事》之后，施叔青调整写作策略，试图以巴尔扎克的小说和《金瓶梅》为范本，“用笔来做历史的见证”，“为后人留下一部香江风情图录”。于是，便有了囊括百年历史的《香港三部曲》。尽管作家试图通过宏伟的气势和广阔的视野，以一种历史性的变迁来展现香港的殖民史，而其所选取的叙事角度却仍未能避免女性特点——以妓女黄得云的传奇一生来叙述香港历史，而并非在香港的历史叙述中展现黄得云的一生传奇。在这部史诗性的巨作里，施叔青整合了香港从1839年至1997年的历史。所有在香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有一定影响的事情都是其要着力表现的，这和任何历史题材小说并无二致。然而，施叔青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笔下的香港历史，没有披肝沥胆的忏悔和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也没有声色俱厉的血泪控诉，只是妓女黄得云眼中的历史，是卑微、被压迫的殖民地的女性的沉浮、起落的生存史。
第一部《她名叫蝴蝶》中，十三岁的黄得云被人贩子劫掠到香港，恰逢港督轩尼斯提出废除蓄婢法案，她免去了被卖为婢女的命运，却更为悲惨地被卖入水坑口当妓女。于是，被调教“学习配色穿戴，仪态举止”，被“教习弹唱，甚至英语会话”。她“像个幽禁孤岛的女囚，四面被蓝得妖气的海水包围，她无路可逃，就是逃出去了，也无处投奔”。虽然废除奴婢法案在香港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而黄得云能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对自己命运的巨大改变。她无从把握，也不想挣扎。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夺去2552条人命。这个悲剧事件成全了黄得云和史密斯的露水姻缘，却没能给她天荒地老的婚姻。尽管她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却仍不可避免地被抛弃。黄得云的爱情因这一事件起，也因这一事件终。当殖民地的华人展开历史性地大迁徙时，黄得云正是身怀六甲又走投无路。她动了回家的念头，却又在一念之间决定不走了，她要在这里填地自筑家园。从废除蓄婢法案，到令人怵目的鼠疫，再到两万人的大迁徙，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势不可挡的。而对于黄得云，只是倚红阁——南唐馆——唐楼这些住所的变迁，是清秀——妖艳——淡雅等审美取向的不同，更是时时刻刻生计的实在和无奈。同样，在《香港三部曲》的后两部作品里，施叔青虽试图进行宏大的历史叙事，但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成为促成黄得云传奇一生的机缘，作家更擅长的似乎仍是对历史中女性生存体验的书写。以男性为主的历史，其本身或许是复杂的、宏伟的、惊心动魄的。而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就是微小到吃饭穿衣，实在到日常生计，最大的奢望是对爱情的一点点幻想，如此而已。因为女性是被搁置在从属的位置上的，来自精神上、肉体上的双重压迫决定了女性的视野是狭隘的。然而，从女性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以女性的生存体验来书写历史，或许是另外一种真实。恰如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讲述上海小姐王绮瑶憔悴陨落的故事一样，施叔青将城市历史与女性历史紧密相联，以小搏大，从庸俗反史传，幻化出历史难以言明的细节，从而消解史传，消解男性视野，消解权威中心。
二、以女性视角探讨两性关系
两性之间异常复杂的关系起源于男女的不平等，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要“让妇女成为他们男性需要的执行者”。因而在多数的两性书写中，女性被男性眼光恣意异化，以满足男性想象为目的，却并不能道尽女性心声。施叔青对于两性关系的书写是以女性视角为立足点的，正如施叔在剖析妹妹施叔青的小说创作时所说：“关于你的小说，我比较自信的判断是，基本上，你毕竟是女性作家，飞短流长成了艺术结构的特质，两性关系则是呈现问题的逻辑基础。” 有人说，施叔青的小说创作基本上“不谈爱情”，其实不是不谈，只是惆怅于爱情的无处可寻。“等待”就是施叔青以女性视角对爱情的注脚。“等待”是被吻合于男权意识形态的性别文化所铸成的女性的本质属性，曾被书写成一种专属于女性的经典的、不无美丽的姿态。可是，“等待”在施叔青笔下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维多利亚俱乐部》中，主人公徐槐的妻子周鸣琴是个着墨不多却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面对丈夫的忽视、轻蔑甚至嘲笑，她始终是沉默等待的姿态。她在沉默中等待着丈夫的一次次晚归，也在沉默中等待着丈夫的回心转意。由于“他是她行为的主人”，所以她能做的只能是黑暗中的等待。尽管丈夫把爱情留在了外面，但在周鸣琴的精神世界中他仍是她的爱人，所以她在一潭死水的生活里以沉默对抗煎熬，坚忍而无奈。然而在丈夫落难时，她一反被动姿态，挺身而出而又游刃有余。她的等待姿态并不是男性视角下的优美、恬静，而是在苦涩中品尝着孤独，在无奈中散发出生命的韧度。《她名叫蝴蝶》中的主人公黄得云对欲望的追求可谓勇敢大胆，而对于爱情，她仍旧无法逃避“等待”的姿态。面对爱人史密斯的冷淡，“黄得云仍旧每天中午起床”，“更加悉心妆饰”，“一个晚上妆扮三次，以备史密斯深夜突袭”，每天从傍晚等到灯昏香尽，“眼困想睡，又怕他来。一听有风声，以为他来敲门环，连忙换佣妇开门”。施叔青赋予她美丽的等待妆扮，更道出这盛装之下的凄凉，对爱情的期待就在这无尽的等待中灰飞烟灭。煎熬、失落、孤独、惶恐，这才是女性视角下等待的真实图景。
如果说，以单纯的“被动”来表现女性的生命体验还显得有些拘谨的话，施叔青的独特之处更在于在“等待”之后以寻求的主动态势纵情、坦率地彰显女性欲望。在“五四”浪潮中走上文坛的女性作家，大多回避性爱描写，她们以禁欲来保卫爱情的纯洁神圣。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女性作家才真正开始涉及女性欲望领域，女性意识开始崛起，但所用笔力还都较为节制。而施叔青从70年代末开始写《香港的故事》时起，就已经把笔触深入到女性的隐秘经验之中，在两性关系的书写中颠覆男女角色的传统特点。《愫细怨》中，施叔青描写了新的两性关系，深刻揭示了男女两性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感性和理性的种种矛盾而复杂的关系。在理性层面，愫细处处都瞧不起“这个处处比自己差”的男人，不满意这种有欲无爱的恋情，但又“抗拒不了他肉体的诱惑”，甚至认为“感情的事容易办，两人分开，一年半载就可以把洪俊兴从心中移开去，不过要断绝这种肉欲的吸引，只怕难极了”。《她名叫蝴蝶》中的黄得云，在等待爱情无望后，勇敢、主动地向戏班武生姜侠魂示爱，甚至下定决心跟戏班一起走，只可惜香港的禁宵令将她留了下来，使之与爱人失之交臂。《一夜游》中的雷贝嘉，《情探》中的殷枚，《维多利亚俱乐部》里的马安贞，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女性的共同之处在于女性由被支配者一变而为主导者。在这种两性关系中，女性内心深处的欲望不再成为隐含的话语，她们对性爱的渴望从中得到清晰的展示，甚至是以主动的姿态细腻、丰富地表达着女性在性爱中的不同体验和感受。女性在与男性交往的过程中，重塑了自我的身份，彰显了现代女性的觉醒和成长、成熟，男人和女人之间建立了不同往昔的两性关系。
与女性的主动、丰满、充满活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男性形象的被动、孱弱、毫无生机。由于女强男弱，造成传统男女性别位置的倒错。在《窑变》中，姚茫正像他收藏的古董瓷器一样，精致优雅，不可挑剔，却缺乏生命的迹象，成为一种僵死文明的化身。《一夜游》中的伊恩，在热闹的白天风光无限，夜深人静时只会疲倦地在黑暗中独坐，失去活力的生活使他连自己都厌弃。《愫细怨》中的洪俊兴既无魄力又无魅力，面对愫细的无理挑衅，“他总是忍从的、委曲求全的、一副愿意承担一切后果的姿态”，哀求、道歉就是他唯一能做的。《遍山洋紫荆》中的屈亚炳，这位殖民地的华人通译在洋人面前总是两腿立正、眼睛下垂，恭谨谦卑侍立一旁。走路时，永远落后一步，不即不离，以禁欲为人生准则，钩头耸背、倒眉顺眼。后又公然为殖民者做伥，遭人唾弃。《寂寞云园》中的绅士西恩，本应是一个完美的男性，“性无能”的事实却让他在黄得云的面前自卑、孱弱，欲爱不能。在这些小说里，男性的存在不过是为了给女主人公提供一方展示自己的舞台，“他”在文本中成了一个符号，成为女人借以彰显自己的对比之物。施叔青对于男性形象的塑造无意中迎合了20世纪80年代大陆文学中“寻找男子汉”的社会呼声，这或许并非偶然。
可见，施叔青以异常鲜明的女性意识，以自觉的女性眼光、女性立场，审视历史，审视女性的生存处境。她书写出女性鲜活的情感、旺盛的生命力和生命的欲望要求，并以女性为主体重新讨论两性关系，积极推进女性自我建构，改变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仅仅被看、被写的状况，也写出了女性生命本身的真实。
三、民间立场与贵族精神
陈思和说：“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是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作家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表达原先难以表达的对时代的认识。”中西文化的浸染，再加上香港这座城市的独特性，使施叔青的“民间立场”更显得多元而丰富。《香港三部曲》中，作家自觉地把个人立场与民间立场结合起来，在个人视角下展示出多元的社会场景和价值体系。作者选取的主人公是殖民地的妓女——黄得云，并且有意贴近自然和民生，将香港塑造成为一个磁性城市，注重作为底色的过日子的平民生活，女性承担生活细节。黄得云的经历虽然传奇，但仍不过是普通百姓而已。在关于香港百年巨变的历史叙述中，历史事件、地理风貌、民俗风情、物产传说甚至包括作家可感受到的时代的色彩、气味，一一尽现。如1897年，香港举行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年的钻禧大典，对于大典本身的盛大奢华，施叔青并未细述，只是站在民间立场讲述黄得云在大典上与屈亚炳携手同游，并下定决心嫁给他。在《遍山洋紫荆》中，作家在每一章前都撷取一段与香港有关的历史、传说甚至动植物的介绍作为引言。关于岑田屈氏祠堂的传说，关于同德国地理特点的描写，关于风俗惯例的重现，对柴米油盐的市民生活的津津乐道，包括第三部中对于黄得云的精美服饰、奢华住所以及西恩的古董收藏，都体现着民间叙事的夸张和恣意。可见，施叔青自觉运用民间艺术资源，在小说的语言、故事、结构等方面复活民间艺术的活力，追求文学的民族化、本土化。 “许多传统的民间审美形态都与民间面对现实苦难及其长期抗争有关，只是它不是知识分子所理解所描绘的那种形态。在文学创作中所谓的‘国家权利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常常是相对而言的，国家/私人、社会/个人、男性/女性、强势民/弱弱势民族等对立范畴之中，民间总是自觉体现为后者，它常常是在前者面前堂而皇之的遮蔽和压抑之下求得生存。”施叔青香港题材的作品中，几乎都是从私人、个人、女性、弱势民族的角度进行书写的。《香港三部曲》的历史叙述中，作家将含有现实政治内涵的故事消融于民间传奇之中，既没有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也没有声色俱厉的血泪控诉，只立足于历史的缝隙之中挖掘“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力求展现历史生活中个人生活最本真的一面。所以施叔青关于历史的讲述非但没有滞重的压迫感，而且还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在《香港的故事》系列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寂寞云园》中的黄蝶娘，都一反男权社会的遮蔽，她们关切自身的需要、意愿，并毫不犹豫地去实现。她们以独立、自由的观念，颠覆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甘愿牺牲、从一而终的所谓美德。她们对寂寞的恐惧、对性爱的渴求、对名利的追逐，都完全不同于传统、男性这些强势力量对女性强迫性的塑造。施叔青站在自由人性的立场上描写民间社会的真实，摆脱强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张扬个性自我，其笔下的人物因而充溢着旺盛的生命力，充满着不屈、坚忍、向上的精神。在《维多利亚俱乐部》中，作者细致描绘了一起串谋受贿案的审理过程，作为弱势民族的代表，主人公徐槐的命运在强大的殖民地的法律面前不仅不可把握，更是在被香港政界、司法界的戏弄中显得荒唐可笑，这就是民间残酷的真实。“在权力制度与民间同构的正常社会秩序里，无法容忍民间世界的真正生命力的自由生长。这些人只能在黑暗的空间表达和生长自己。在正常世界的眼光里他们乖戾无度不可理喻，但在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里，他们同样活得元气充沛可歌可泣。”《香港三部曲》中贯穿始终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姜侠魂，是真正民间力量的代表。由于英国强盗对姜家家族的迫害，姜侠魂背井离乡。在他悄然离开戏班后，作者有意为其设计了多种可能：打劫英国商船的海盗，孙中山革命阵营中的战士，或是反英抗夷、秉正除奸的三合会成员，与屈族子弟并肩作战的卫士，五卅惨案后游走于不同派系的革命者……种种不确定性都赋予其游走于正常社会秩序之外的流浪气质，勇于反抗、惩奸除恶、追求自由、狂放不羁，这样的品质被赋予在以姜侠魂为代表的“异类”身上，他们在黑暗的空间里生长自己，是最真实而顽强的民间力量。黄得云对他的爱慕、仰望，也正表达了民间社会对健康、自由、粗犷的原始生命力的渴望。
施叔青以来自民间、来自生命内在的反叛激情形成了一种强调个性化的民间写作，她不去担当道德的评判者、教化者，也不苟同居高临下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仅以独立、自由的个性精神，通过文学想象，表现民间的审美形态，彰显民间的价值立场。
“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淑本好耳（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生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完全是人世的，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的了。”周作人认为，“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也就是“平民的贵族化”。施叔青香港题材的作品中，不仅体现着作家的民间视点，也显示着她对于贵族精神的自觉追求。在《香港的故事》系列中，施叔青塑造了一系列敢于彰显、主动争取的女性形象，但她并未沉溺于对女性欲望的大胆书写，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审视。“人的尊严”“人的意义”等人文观念使他清醒地衡量着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因而，她在大肆书写女性生命本能的同时，又时刻提醒女性要主宰自己，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意识。所以，愫细在大呕后以十分厌恶的心情结束了这段不相称的恋情，方月在震惊中逃离姚茫，找回原来的自己，而黄得云也从始至终都没有实现婚姻的梦想，在女性的孤独中坚强而独立的生活。施叔青对于女性的审视自觉地应合了“求生意志”，从而也显示出她创作过程中不断超越的“贵族精神”。其“贵族精神”的另外一个表现是对于香港发达的物质世界的描述。从她对于精致的衣饰、奢华的生活、“高雅”文明的态势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家本人出于女性本能的不自觉的迷恋。同时，她又自觉地坚持一种理性的社会意识和精神价值。于是，总是在恣意的描述中适度而止，将物质既作为社会迅速发展的象征，也作为价值沦丧的例证。在创作中，女性的本能、直觉为其带来了“质地上的丰富和生命力”。她又时时以理性精神超越这种本能，实现着一个严肃作家的社会价值。此外，在小说的题材上，施叔青的作品也经历了女性——社会——历史的不断跨越，从早年的女性故事到关注社会生活，再到不一样的历史书写，她以对自身不断的超越体现着自觉的“贵族精神”。
由于和香港文化的暗合，施叔青在这块极富传奇色彩的土地上达到了创作的高峰。由于对香港文化的理解，其香港题材小说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貌。说不尽的香港有太多的故事，施叔青以女性的视角、民间的立场、贵族的精神为香港故事叙述提供了不一样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