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包容性发展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文化生活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在地域概念上，则是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享有同等的文化发展权。总体而言，我国的文化包容性发展水平不高。为使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包容性发展相协同，须采取以下措施：1.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差别化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政策；2.文化产业政策更多地向西部地区和传统文化的发展诉求倾斜；3.建设包容性的文化发展平台，保障倾斜性的文化产业政策落到实处。
关键词：文化；包容性发展；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G05；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118-05
文化产业水平对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功能日益受到重视，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也普遍提出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目标，基本途径是增强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离不开政府文化产业政策的支持，现有关于文化产业评价的指标体系普遍包含了政策影响的因素（张仁寿，2011；郭国峰，2009；李雪茹，2009；赵彦云，2006；花建，2005）。欧美文化产业强国以经济和文化并重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产业推进，不仅获得了经济层面和产业层面的垄断，而且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产品输入国的文化影响，使得文化产品成为经济收益和文化影响的双重载体；贾磊磊也指出，不能够再把文化产业的研究仅仅变成一种放弃了文化内容的经济研究、金融研究、商业研究，文化产业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必须要关注它所表现的文化内容。我国当前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文化产业政策虽然都提出了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兼顾的目标，可是在实践中却普遍表现为经济目标优先的导向。文化部部长蔡武在谈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时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能产生社会效益，也能产生经济效益，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精神产品创作与生产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国务院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中也提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借鉴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本文提出文化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并结合我国文化产业的政策实践，探讨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协同。
一、文化包容性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1 文化包容性发展的概念
文化包容性发展是借鉴经济学上“包容性增长”与“发展”的概念而提出的。
“包容性增长”意指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不同，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诸如基尼系数、识字率、公共产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等。在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途径和方式上有多种观点。Jesus Felipe（2009）提出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各级政府应积极调动资源，扶贫帮困，帮助人民实现充分就业，获得更多财政税收；M.S.Aiyar（2008）提出为了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改革政府的治理模式，引入三个Fs：资金（Funds），职能（Functions）和职能机构（Functionaries），实现政府治理的职能下放，并建立相应的监督体系。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本质内涵是强调要转变过去过度追求经济增长效率，从而导致要素投入集中度越来越高的做法，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以公平目标的弱化为代价，经济增长只有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长期和可持续。要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政府的经济政策调整非常重要，如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实施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的扶持政策等，在鼓励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通过政策手段的配合，最终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
经济学上“发展”是与“增长”不同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增长”只是一个量的概念，是指经济总量（GDP）或者人均国民财富（人均GDP）数量上的增加，而“发展”除了包含“增长”的上述含义外，还兼具“经济结构优化”的内涵，如贫富差距的下降、地区间经济增长失衡状态的改善等。因此，“发展”的内涵较“增长”更为广泛和深刻。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主题确定为“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表明对“包容性”的理解已经从“增长”的角度上升到“发展”的角度，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文化与发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年）中说：“发展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然而对文化发展的解读却一直不够明晰。章建刚提出文化发展是中国在全球化、后现代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科学发展观是以文化发展为标志的发展观；王文章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大多都将其视为一个普遍认同的概念，即一种文化的时代特征，或者是从哲学或文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笔者认为，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的评价同样可以借鉴经济学的发展概念。
与经济相比，文化需求的多样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更加明显，人口特征、经济水平、传统习俗、民族差别等因素都会对文化提出差异化的需求。因此文化领域也存在与经济领域相似的失衡现象，其中常见的就是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与以民族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对比。於兴中指出，由于二元文化认识论的局限，当今世界在强势文化（现代文化）的带领下并没有丝毫像要走向天堂的迹象，相反，由于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倒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像地狱，这不仅阻碍了强势文化认识弱势文化的可能性，也限制了强势文化本身的发展；丛晓峰批判了西方强势文化的霸权式扩张，提出只有在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打造民族强势文化，才能抵制文化霸权主义思想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入侵。在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的今天，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二元划分存在固有的局限性，两种文化不是彼此对立的关系，而应该是互为主体间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单纯的数量标准尚不足以概括文化需求和供给均衡与否的全貌，对文化成就的评价就不能仅仅考虑数量，还应该考虑结构。借此笔者提出文化包容性发展的概念。 文化包容性发展是指一个国家、地区或民族的文化生活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在地域概念上，则是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享有同等的文化发展权。
2 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内涵
（1）不同类型、不同地位的文化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这是“包容性”概念的精髓，也是衡量文化包容性发展目标的基本准则。文化发展失衡的显性表现是不同类型文化数量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深层次的表现则是不同文化发展机会上的差异。现代文化和经济发达地区依靠资本和政策优势，获得了文化发展的优势机会，而传统文化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资本劣势和政策歧视的双重压力下文化发展乏力。因此，要实现文化的包容性发展目标，就必须给予不同类型、不同地位文化同等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帮助传统文化和经济欠发达地区走出发展困境，只有当不同文化的强弱不再分明、不同经济水平地区的文化需求都能得到相同满足程度的时候，才能说实现了文化的包容性发展。
（2）政府文化产业政策应该兼顾不同地位的文化发展需求。造成文化发展不包容的缘由，除了文化演化的自然作用之外，政府文化产业政策的导向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政策代表了不同的政策导向，也导致不同的政策结果。但总体分析，除美国采取完全自由的文化管理政策以外，国际上政府文化管理普遍和成功的模式基本上都是首先重视文化事业的投入，然后才是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我国采取的是兼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中间路线，希望在保证文化多样性和中国文化本质特征的前提下提升文化的市场竞争能力。然而，偏重文化产业的政策模式存在较大的经济压力，容易导致文化产业政策往效率导向转变，而结果将是在取得文化增长的同时，加剧文化配置的结构失衡和文化发展上的强弱分化。要实现文化包容性发展的目标，政府的文化产业政策应该与文化演化的自然趋势形成一定张力，更多地向文化发展的公平导向倾斜。
（3）现代文化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存在对其所具有的积极作用。经济包容性增长机制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才逐渐被认识和受到重视的，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和人口对经济发达地区和人口作用的被发现。文化领域也是如此，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同样具有积极的作用，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化向传统文化寻找内容和题材，如动漫作品中的传统内容加现代表现手法。文化包容性发展的目标不仅要求现代文化认识到其与传统文化的主体问性特征，而且还要主动与传统文化联姻，并在文化产业政策推动下建立二者互补和共荣的发展机制。
二、我国文化包容性发展的现状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地区间、民族间、不同类型的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也比较显著。在类别文化发展方面，以西方流行文化为内容（如电影、摇滚）或形式（如流行音乐）的现代文化愈来愈强势，占据了文化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中国传统文化（如传统戏剧、传统民间艺术等）的市场不断被蚕食。区域文化发展呈现与经济发展基本一致的东强西弱格局：东部地区在人才、资金等优势条件的带动F扮演了现代文化的桥头堡作用，西部地区占优势的民族传统文化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总体而言，我国的文化包容性发展水平不高，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1 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基础显著优于西部地区，而且呈现出“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直接导致两地在文化产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东部地区也借此获得了更多的政策性资源，东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差距呈扩大之势。王岚的地区文化产业竞争力强度类型划分中，竞争力最强的第1类全部是东部地区经济领先的省份（上海、广东、北京、浙江、江苏），西部地区除文化大省四川和西藏进入竞争力较强的第Ⅱ类、内蒙古进入竞争力一般的第Ⅲ类以外，其他西部省份全部都在竞争力较弱和最弱的第Ⅳ、Ⅴ类，竞争力最弱的第Ⅴ类只有三个省份，全部都是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贵州、新疆、宁夏。赵彦云等的文化产业竞争力分省排名中，西部省份无一进入前十，最末的10位排名中西部省份占据6席，深圳一个城市的文化产业竞争力超过排名最末贵州省一倍有余。张仁寿等的研究也证实，在样本省份的文化产业绩效排序中，西部省份无一达到平均值，综合效率最低的新疆只有效率最高的广东省1/6左右。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中，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综合指数排名前三，江苏影响力指数排名第一，北京生产力指数、驱动力指数均排名第一。表明西部省份不仅文化产业的基础薄弱，而且文化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制约了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性。
2 政府对现代文化的偏好和扶持力度超过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在政策性资源的竞争上胜过传统文化。
在文化产业基地的政策性资源争夺中，西部地区居于下风，在其他有关文化发展政策性资源的竞争中，西部地区遭遇同样的结局。在前两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名单中，东部地区占据三席，西部地区只有西安的曲江新区入选；在文化部命名的六所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西部地区只有云南大学的文化产业研究机构榜上有名。虽然从文化产业基地、文化产业示范园和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产品结构、研究方向上不能肯定说东部地区就一定偏向现代文化，西部地区偏向传统文化，可是从城市产业升级的要求和基地、园区内企业的目标考虑，地处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企业更多的是关注投资效率较高的现代文化。东部地区除了依靠地区经济优势在文化产业政策资源的竞争中获胜之外，当地的传统文化也较西部地区的传统文化获得了更佳的发展机会。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国家和昆曲的代表省——江苏计划投入1000万元用于保护和振兴昆曲。可是在西部地区占优势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只能获得几万元的保护资金，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或者没有，或者只有数量很少的非预算资金配套。
3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界限不清，压缩了传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空间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体现为不同的特征和实践，然而政府在文化管理职能上对事业与产业的界限又比较模糊。蔡武部长指出，长期以来，制约（我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症结，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周正刚也指出，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定位和分析框架在理论上是明确和清晰的，但在实践和具体操作中，“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常常纠结不清。模糊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界限导致政府的文化投入向更具效率的现代文化倾斜，不仅在大中型城市如此，在传统文化比较集中的西部地区也普遍如此。如在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之后，昆曲人选联合国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北京“皇家粮仓”里驻演的厅堂版昆剧《牡丹亭》最高票价高达1.2万元一张；刘三姐原本是桂北民间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文化，大型实景山水演出“印象刘三姐”登台后，门票价格是140元一张，而广西彩调剧团编排的新版刘三姐最高的演出门票最高达880元一张；四川茂县“瓦尔俄足”节上的“萨朗姐”选美大赛无论从评选标准、程序还是结果上都跟一场现代选美无异，而在政府介入之前，连续10年当选“萨朗姐”的民间老艺人，在政府主办的“选美”大赛中名落孙山。当政府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政策与实践界限不清，甚至合二为一的时候，在投资效率上处于劣势的传统文化无疑也会受到冲击，生存空间也会受到进一步挤压。 4 文化产业政策中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倾向仍然普遍。
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课题组（2003）的研究表明：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的科学性”、“文化产业政策和法律健全性”等主观评价指标，在15个比较国家里，专家评分最低，影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文化体制和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扶持不够。尽管我国政府一直在努力采取措施扭转文化产业布局中长期存在的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非均衡配置状况，可是在相关的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倾向仍然严重，导致多年政策性忽视下日渐衰退的传统文化，在寻求与现代文化的同等发展机会上屡屡碰壁，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传统文化产业开发中政府、企业与居民的利益博弈。传统文化的依附主体——居民往往获益最少，从而影响到居民的参与热情和保护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并影响到传统文化的生存。如贵州的石头寨居民由于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收益，放弃已经坚守了600多年的石头当瓦盖的传统，改建平房，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修成古老传统的，游客来得更多，公司收入更多，我们村没什么享受，我们随便修吧”；桂林市龙胜的龙脊梯田美景享誉国内外，可是由于与景区管理当局和经营企业在利益分成上谈判不成，当地居民拒绝再给农田灌水，著名的观景点“七星伴月”变成了“七星伴草”。
三、文化产业政策与文化包容性发展的协同思路
1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差别化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政策
从1996年开始，我国启动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别管理的制度化改革，其目的是回归文化事业的公共服务本质和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分工。然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职能。周正刚指出，虽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在主体的性质、发挥的职能、资金的来源、运营的机制和调控的方式上都有所不同，可是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包含和渗透，而且一定的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再者，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也不彻底，杜智民和雷晓康指出，缺乏完整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存在的最大缺陷；解学芳也指出，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存在历时态文化产业政策的非连续性、共时态文化产业政策的离合和文化产业上位政策与下位政策的背离三个缺陷，严重影响了政策的效率和效果。因此，深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差别化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政策，对提高文化包容性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具体的实践中又要坚持体制改革优先的原则，并采用分地区分步实施的方式。向勇指出，文化产业市场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出台的风险较小，文化产业市场较弱的地区，好的政策与政策失误的社会反映均较强烈，政策推出的风险较大，政策设计的难度大。只有在理顺了体制关系之后再针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政策的实施效果方能得到保障。
2 文化产业政策更多地向西部地区和传统文化的发展诉求倾斜
池建宇通过比较中国与美英两国文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后指出，文化产业人均占有资本的数量对劳动生产率有重要影响，与英、美两国相比，我国文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要提高中国文化产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应该增加人均占有资本水平，关键在于提高该产业的技术水平。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制定文化产业政策，西部地区和传统文化在与东部地区和现代文化的竞争差距将会进一步拉大，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包容性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将被放大。因此，对文化发展的投入不能仅仅考虑效率，法国每年都投入巨额资金保护传统文化，尽管饱受争议，但从未更改，因为政府有“文化例外”的产业发展指导思想，即在坚持文化事业优先的基础上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对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丰厚的中国来说，采取向西部地区和传统文化倾斜的文化产业政策也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促进文化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手段。而且，蔡旺春的研究表明，在我国，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扩散效应，产业关联系数高于第三产业接近第二产业，影响力与感应度系数都高于整个产业的平均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陈石清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文化产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长远来看，对西部地区和传统文化倾斜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也将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从根本上缓和东西部地区和不同文化间的地位差距。
3 建设包容性的文化发展平台，保障倾斜性的文化产业政策落到实处
蔡武部长在谈论我国文化发展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要关系时提出，要处理好引领与包容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在包容多样中立主导，在尊重差异中谋共识，在交流交融中一以贯之，形成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生动局面。然而如果缺乏相应的实践平台和保障机制，向西部地区和传统文化倾斜的文化产业政策在现代文化主导的现实背景下难以落到实处，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影响。让现代文化主动帮扶传统文化，牺牲效率换取公平在操作上又难以实现。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建设包容性的文化发展平台，特别是包容性的公共文化平台，使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增强互动，在互动中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协同发展。这一机制不仅可以帮助传统文化更快地提升发展机会的竞争能力，也有助于破解现代文化主导下制约传统文化发展的观念、制度和机制障碍，推动二者的包容性发展。如在村级文化室的功能配置上突出地方文化特征，取消在乡镇达标文化站中统一购置器材的做法，而是采取总量控制、内容有别的方法，更能满足地方性的文化需求；在文化产业园的建设中政府建设公共的多元文化平台，提供传统文化展示的空间，或要求预留一定的传统文化存在和展示的空间。
责任编辑：梁习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