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嵇康的隐逸思想是其自然论的玄学思想的一部分，为了摆脱世间种种矛盾的束缚，转而追求人与“道”的融合的人生至境，呈现为平和安宁的状态，这种状态称作自然。这种思想既是对传统隐逸精神的继承，又因其历史承担精神焕发了个性的光辉。
关键词：嵇康；隐逸思想；自然；当代性朗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52-02
一、嵇康的隐逸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家庭环境
嵇康幼年失父，由母兄养育，有慈无威，因而养成了放诞喜欢自在的性格，这可以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看到：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妲，不训不师。”“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非不闷痒，不能梳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齐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逸之情转笃。此犹禽庙少见驯宵，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彪，飨以佳肴，愈思长林而志任丰草也。”
这样的环境是其性格形成的根由，而这种性格又成为其隐逸思想的根由。由于没有严格的管束，可以凭自己的喜爱任意读书，因而颇好庄老，形成了爱好自由，无拘无束的天性，刚肠嫉恶，轻肆直言，而又因为这种性格与社会的严厉虚伪的名教统治格格不入，而激发了他隐居的意向和对于人生终极境界的追求。
（二）政治文化环境
中国传统隐逸思想之丰富，得益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动乱的年代自不必说，即便在和平的大一统时代，如汉朝。由于中国社会阶层比较单一，集权力量强大，很少或几乎没有政治夹缝可以让游离于正常秩序之外的文人有存在的余地，因而在文人中产生了两种极端，即要么选择出仕，要么选择隐居。因此说中国的文化土壤十分适合隐逸思想的生长。
正史年间，魏晋玄学兴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潮流。当时的玄学虽然推崇老子，却是在政治功用的层面，为现实政治秩序的改革寻找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根据，其核心是“名教同于自然”，而这种思想深深影响了嵇康，但随着司马氏的政变暴行的展开，社会人心惶惶，已不是平心静气谈改革的时期，司马氏表面上虽在维持名教统治，却大肆屠杀异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一切激怒了嵇康，让他对现实的政治彻底失望了，因而转向个体方面的诉求，通过隐居，养生，希望能摆脱世间的种种矛盾和痛苦，求得心灵与世界的另一种和谐。这时他喊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二、嵇康隐逸思想的内容及表现
嵇康的隐逸是为了超脱于世间的矛盾而达到精神与“道”合二为一的境界，通过彻底否定矛盾的价值而变向解决矛盾，是一种不解决的解决。它与中国传统的隐逸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是为了达到个体与天地的和谐、个体与自我的和谐，因此，在嵇康的很多诗文中都提到了“和”的思想，“和”是自然状态的表现，而要达到自然的状态，则需要经历“体道”的过程。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养生、音乐、政治理想。
（一）养生思想
嵇康的养生之道，强调“形神相亲，表里俱济”，即形体与精神的和谐，而这种和谐的前提则是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以及二者内部各自的矛盾。
1.形体自身的矛盾
嵇康在《养生论》中说道：
“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暗而天使明，熏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
这主要讲饮食与身体的和谐。
2.精神自身的矛盾
“欲坐望显报者，或抑情忍欲，割弃荣愿，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数十年之后，又恐两失，内怀犹豫，心战于内，物诱于外，交赊相倾，如此复败者。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难以目识，譬犹豫章生七年，然后可觉耳。今以躁竞之心，涉希静之涂，意速而事迟，望近而应远，故莫能相终。”
要调整达到精神的和谐，就要“抑情忍欲，割弃荣愿”，消除自己对外物的执著，放弃功名富贵等伤害精神力量的虚浮之物。这也就体现了嵇康弃世的隐逸倾向。
3.形体与精神的和谐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白独著；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何为共无有哉！”
嵇康养生“形神相亲，表里俱济”的方面，隐含着隐逸倾向。这是嵇康所认为的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一个方面。在养生中，他具体阐述了人的生命在“体道”过程中本有的形神和谐的状态，这才是自然的状态，而不是在人世间你争我夺，利益纠结中逐渐损耗自己的年华，身心俱疲，草草收场。这正是促成嵇康隐逸的原因和目的所在。
（二）音乐思想
在嵇康看来，音乐是一种媒介，通过音乐人可以达到超脱于种种矛盾而渐入和谐的状态，这种状态的终极内涵，则是与道为一。
音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乐曲能够将众多高低不同的音符组合成和谐而优美的旋律，自然也可以平和人心，使社会秩序得到改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嵇康对文化的继承，但是又有了他自己的新意，这是由他的隐逸倾向所决定的，即他将音乐作为自己超脱世间向“道”飞跃的媒介。如嵇康在《琴赋》中所说：
“操缦清商，游心大象”，“性挈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若和平者听之，则怡养愉悦，淑穆玄真，恬虚乐古，弃事遗身。”
在“含至德之和平”的音乐中，通过“游心大象”而达到自然的境界，自然也就“弃世遗身”，摆脱世间矛盾的束缚而达到“俯仰自得”的状态，这正是嵇康隐逸的追求所在。
（三）政治理想
嵇康的政治理想可以概括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自然的状态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释私论》中云： “君子之行贤也，不察于有庆而后行也，任心无穷，不识子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是故傲然忘贤，而贤与庆会；忽然任心，而心与善遇；傥然无措，而事与是俱也。”
然而嵇康的政治理想不但不能实施，却成为他与现实名教不合的根源，成为他隐逸行为的促进剂。
嵇康的隐逸思想，其终极精神与价值是“体道”精神，人的一切都顺应“道”，与“道”遨游，从而达到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和”既是到达这种状态的方法，又是到达后的表现。
三、嵇康在隐逸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文化的各种形态，其实在鸿蒙之初就已形成，本文提到的各种隐逸思想的形态，如孔子道隐、庄子心隐、嵇康林泉之隐、白居易中隐等并不是到特定的阶段才形成，而是在那个时代的理论上的成熟。
体道精神贯穿了中国隐逸思想的历史，孔子的道隐作为开端，明清之际的壶天之隐作为结束，如同无数条河流最终汇入浩瀚无极的大海。
（一）孔子“道隐”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孔子无论仕或隐，都以实现“道”的精神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可见孔子是明确举着体道的旗帜隐居以求其志。
（二）庄子“心隐”
战国时期，天下纷乱。利益相争，因而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此处天地精神，即为道。而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的方法是“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庄子绝弃了人世的各种矛盾，转而追求心目中的自然的境界，以心灵的修为为核心，因而称为“心隐”。
（三）嵇康“林泉之隐”
魏晋之时，政治方面，三国鼎立，魏氏一统，魏晋禅代，短短的几十年间风起云涌。思想文化方面，汉代经学解体，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产生了融合儒道两学思想的玄学。文人的个体精神觉醒，注重自身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而血色的现实使他们转向对人世的否定和批判，转向对超世间的和谐理想之境的向往，同时，由于寓玄理于山水的潮流兴起，山水逐渐作为独立的审美客体进入文人视野，因此山水林泉变成了士人们的理想寄托。
这时的隐逸思想由于明显地带上了山水审美的特征，因而称作“林泉之隐”。而正史年间，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则造就了隐逸史上的佳话。嵇康将隐逸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借助酒，借助山水审美，达到物我两忘，天地一体，对“太玄”进行心灵上的体认，体现一种优游从容的风度。这种既继承了传统观念，又体现了魏晋新风尚的隐逸精神，无疑对主流价值观日益淡薄的现代人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四）白居易“中隐”
白居易的隐逸思想在士人中具有普遍代表性，如汉朝东方朔“朝隐”，宋代苏轼“酒隐”，明清之际的“壶天之隐”，都并不绝弃外在的功名富贵，也不丧失传统的体道精神，因此可以说是出世与入仕的一种折中，但其核心的根本的却还是一种隐逸思想。“大隐入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在中隐，隐在留司官。”
由此可见，贯穿中国隐逸思想传统的核心是追求“天人合一”的体道精神，这种思想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由最初的彻底否定解决世间矛盾的价值而追求自然之境逐渐转向对二者的折中状态的追求。处于这种变化转折期的魏晋隐逸思想则显得尤为重要，而这时期的代表则是嵇康。
参考文献：
[1]嘉余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嵇康著.嵇康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王晓毅.嵇康评传[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4]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冷成金.隐士与解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
[7]陈叔良.竹林七贤[M].湖南：岳麓书社，1999.
[8]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
[10]王月清.中国佛教伦理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李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