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六晚上，20:57分，在北京的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专卖店，一对青年男女挤过站在门口的店员走进店堂。女人穿着A字裙和高跟鞋，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男人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这种鞋以前只有中国农民才穿，不过现在它在政府官员间很是流行，因为穿它十分舒服，而且显得很亲民。男人兴奋地对他的女伴说：“他们九点关门。”然后两人径直走向了摆放着手提包的展示墙。
“你想要哪一个？”
她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让店员取下了黄色、橙色和紫色的经典款阿尔玛（Alma）手袋。“买东西就得买些特别的，X。”男人不时地强调着自己的观点。“别买那些别人买剩下的，X。”
最后她选了一款红色的包。男人刷了12200人民币，差不多2000美元，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随后，两个人开着一辆特殊牌照的奥迪（Audi）消失在了夜色中。
古驰(Gucci)在北京的专卖店总数是纽约的三倍，而路易威登在上海开设的新店，面积与香榭丽舍大街的旗舰店不相上下。去年秋天，香奈儿（Chanel）曾推出过中国风系列的产品，还在中国国家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可可·香奈儿的回顾展。此外，卡地亚（Cartier）在故宫举办了展览，迪奥（Dior）在北京最富盛名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开展，卡尔·拉格菲（Karl Lagerfeld）则在长城上举办了芬迪（Fendi）的品牌时装秀。
中国城市人口的平均可支配年收入为3000美元。但据估计，以美元计，中国有大约六百个亿万富翁和数逾百万的百万富翁。而那些不是百万富翁的人，虽然平时很节俭，但一旦有机会，他们的购物能力也十分惊人。据麦肯锡公司预测，到2015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四分之一的额度将由那些年收入15000到30000美元之间的中层消费者贡献。
我很爱吃的一家包子铺老板最近告诉我，在他妻子过生日那天，他送了她一个赛琳（Céline)手袋（这花了他四分之一的工资）。在昆明和太原这些曾被人们认为不算太富有的城市里，奢侈品牌也在以醒目的速度扩张。贝恩公司称，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在奢侈品牌上花费了大约430亿美元——这些钱大多花在了香港、澳门和其他一些免税购物中心里。人们在这些特定的地方消费以省去关税。不过即使在北京买一个阿玛尼（Armani)提包要比在米兰贵上40%，也还是有人会去买。当欧洲经济衰退，美国经济举步维艰以及中国制造业脚步放缓之时，奢侈品消费这个产业却在中国保持着旺盛的增长态势。
中国的这种消费主义与其他任何地方的消费主义都没有差别：没有人不喜欢名牌衣服，因为它们让你穿着很舒服，让你有受宠的感觉，让你觉得骄傲并且让你有安全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是市场。根据贝恩公司的数据，光是赠送给政府官员、伴侣和客户的礼品，差不多就占到了所有奢侈品消费的25%。因此钱包、挂件和手提包很畅销：这些比衣服更适合做礼物。谁不喜欢路易威登那个售价5400美元的红灯笼黄金挂件？同样，真皮名片夹也非常受欢迎。
贝恩公司的数据还显示了另一个差异：在中国，男人购买了更多的奢侈品。《洛杉矶时报》最近报道，在中国12亿美元的手提包销售额中，男用提包占了45%，而相比之下，美国只有7%。目前，在经济和社会都处于大幅度变更之中的中国，奢侈品对所有人都具有吸引力。在中国网络上，炫富一直很流行。
炫耀得最多的是什么人呢？以下是2012年秋季中国消费主义革命的快照。
情人的重要性
在中国，有几名女性以高品位和消费导向被大众熟知。一个是经常登上中国版《Vogue》杂志封面的 万宝宝，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她爷爷领导的市场经济改革给中国农村带来了繁荣。她曾在莎拉劳伦斯学院深造，现在正致力于创立自己设计的珠宝品牌。还有电影明星范冰冰和李冰冰，她们一个是路易威登的品牌代言人，一个是古驰的品牌代言人。还有 曹颖惠（Veronica Chou），她的名气或许不如前几位，但在时装界，她的影响力要大得多。她的爷爷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针织品供应商的创始人。她的父亲则收购了汤米-希尔费格(Tommy Hilfiger)和迈克-科尔斯(Michael Kors)，并致力将它们打造成两个国际品牌；而如今，她是在中国大陆疯狂开拓店铺的大亨。
在北京外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厅里，我约到了曹颖惠一起喝咖啡。她一身职业装扮，穿着米黄色的狮纹衬衫、裤装和高跟鞋，戴着一对硕大的钻石耳环。她统领着艾康尼斯（Iconix）在中国的扩张，这个品牌集团掌控着十多个美国百货公司的主打品牌，其中不乏伦敦雾（London Fog）这样的老品牌和洛卡维尔（Rocawear）等时尚新贵。截至2012年底，她和她的中国合伙人一同引进的艾康尼斯旗下的商铺将达到700家。她随手翻着一本小册子，上面罗列了所有由她经手的品牌——对她来说，这一切就好像在玩一局大富翁游戏，她在做的不过是注册许可证而已。
曹颖惠解释说：“许多有钱的男人不知道怎样饬自己，于是靠买大牌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情人的品味倒是很高，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才是设计师品牌的主导消费力量。”中国式情人与美国式情人的概念完全不同——在美国，情人通常只与某个已婚男人保持一段地下恋情。中国式情人的角色特性除了私密的一面外，还有社交性的一面——这就要求她们衣着得体、保持良好的身材，并且尽可能地让自己的男人看起来着装得体。罗列购物清单往往是她们的职责。
买鞋子的男人和女人们
北京新光天地的咖世家咖啡店，一个生意人模样的男人正在找机会跟我调情。新光天地是中国盈利最高的购物中心之一。他一边晃动着钻石镶边的百达翡丽手表，一边责怪咖啡师给他的拿铁味道太淡。这个名叫施俊的人不到半个小时就向我示爱并且开价（准契约式的）：“一个月4万块（加上免租金的高档公寓）怎样？”他说话带着浓重的四川方言口音，他靠在青海和西藏开发办公楼和房地产发家——中国政府“鼓励”汉族人去那安家落户。施俊说自己的妻子不是在意大利就是在瑞士，他女儿在美国的某个高中读书——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现在，除了挑衣服和挑女人，他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做了。
“我喜欢奢侈品，我喜欢买东西，”他说。“有钱就要花。”
他穿菲拉格慕(Ferragamo)的鞋子、阿玛尼的马球衫和奇顿（Kiton）的裤子。他的钱包是宝缇嘉（BottegaVeneta)的，袜子是普拉达（Prada）的。内裤呢？他说我陪他一起去泡温泉的时候就知道了，他还跟我保证他的内裤至少值800块。
我们去奇顿专卖店取了他让改短的牛仔裤，顺便预约了定制西装，店员告诉他:“我们需要跟裁缝事先约好，你一定要按时来量尺寸。裁缝的时间是不能改的。”施俊愉快地点了点头。现在，他还要一双新鞋来配他的新牛仔裤，所以我们坐上他的卡宴前往几公里外的购物中心。第一站：约翰罗布(John Lobb)，他试了几双行车鞋，每双11280人民币。第二站：伯鲁提（Berluti)，他刷卡买了一双7200元的蓝色小山羊皮鞋，和上一家相比，他似乎捡了个大便宜。他说：“我们俩运气不错，我们应该一起做点买卖，没准能赚一笔，顺便再生个小孩。”第三站：酒店大堂，与他一个开煤矿的朋友一起喝茶。他跟我说这个朋友拥有超过5亿的净资产。那人比施俊要老一辈，而明显不喜欢施俊的新鞋——要么就是不喜欢施俊的显摆派头。当施俊激动地问：“看我的新鞋怎么样？”他都懒得搭理施俊。
虚荣心是必需品
30岁的蒂芙妮·张（Tiffany Zhang）嫁给了银泰集团的总裁，一个亿万身价的房地产开发商。我跟她约在银泰中心地下层的一家英国茶店见面，银泰中心是北京的第二高楼。这家茶店是一家精品店，里面的安兹利骨瓷茶壶每把卖2380元。张也是四川人，但她很久以前就没有口音了。现在她忙于往返在巴黎和米兰的时装秀，正考虑在欧洲买一栋比较古老的豪宅。曾是电视演员的她忽闪着随时可以上镜的假睫毛，而她那深色的漩涡状美瞳，则使她的虹膜显得硕大无比，令人侧目。她拎着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编织手袋，当然，这不是外面地铁站台阶上卖的假货。在中国，仿冒品遍地都是，不过买这些假货的人一旦有足够的财力，便会去买真货。
“我不想讨论中国的假货。”张说：“买假货的人太可怜了，这完全是自欺欺人。一个爱马仕（Hermès）的手袋，在任何角度下看，任何细节都是完美的。不管你怎么看，它都是完美的。”
对张来说，有能力的人购买昂贵的、货真价实的奢侈商品，是一个社会健康的标志。“每个人都需要目标，每个人都要有点追求。除了爱情和对家人的照顾，也就剩下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了。还有什么？就连出租车司机也想要爱马仕的皮带和路易威登的钱包。”
“这不是虚荣的问题，这是你存在价值的问题，是你在这个社会里的价值。有时候人们会说中国人买东西是出于虚荣，我认为虚荣是必需的。它证明了你的自我价值，你为它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它是你自己挣来的。”
购物中心的小情侣们
曹颖惠告诉我，埃德-哈迪（Ed Hardy）是她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品牌之一，到今年年底就将在30个购物中心开业。这个品牌在中国的售价要比美国贵四倍：一件镶水钻的“love dies hard（爱情不灭）”的T恤就卖到了1980元。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他们在开张特别活动中推出了一系列的T恤——上面画着龙、老虎以及其他十二生肖里的动物。（曹颖惠还指出，像粉红、淡蓝之类的柔和色彩在这里也比较受欢迎，可爱的设计也很有销路，这和日本的情况很相像。不少三十多岁的女性——还有一些男性，喜欢穿印有卡通人物的衣服。她说：“可爱比性感更受欢迎。”）
23岁的董乐是一个住宅开发商的儿子，他和女朋友一起从河北开车来北京过周末。“我不工作，就在家里呆着，”他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逛埃德-哈迪专卖店。“这些运动裤真不错，”他女朋友说。很明显，她想要男朋友试穿一条的，他最后照做了。“好吧，我试试这裤子，”他说着从店里粉红色的牛皮长凳上站了起来。
半个小时里，他们两个一直对者镜子讨论着是否要各买一条相同颜色的运动裤。
“你觉得我穿绿色的好看吗？”她问。
“我喜欢灰色，”他说。
“那样咱俩的颜色就配了。”他又试了一顶黑色的，绣着老虎图案的卡车司机帽。“这个流行，老虎加钻石。”一个小时后，他刷了差不多7000块，两人愉快地回河北了。
新形势新主义
随着百万富翁新贵和高级白领上班族开始穿戴起正宗的设计师品牌，对于想要保持时尚领先地位的人来说，奢侈标准正在水涨船高。现在低调花大钱的消费观念开始大行其道。一家时尚预测咨询公司的创意总监说道：“现在生活方式比品牌更吸引人。以前人们想要别人知道他们买得起名牌，所以他们买个带大LOGO的东西。现在他们想要别人知道：‘我有的是你没有的品味’。”
今年七月，中国网络掀起了一股曝光政府官员穿戴名牌的照片的潮流，而批评声也随之如潮水一般涌来。为了应对舆论压力， 政府出台了法令建议政府官员慎重穿着名牌服饰。蒂芙妮·张认为这不会影响奢侈品的总体销量，它之会影响某些品牌，但另外一些品牌会卖得更好。
生于美国的自由职业造型师杰弗里·英说：“现在人们开始回避那些过于显眼的东西，有钱人开始远离既定的身份标志。有些品牌实在是缺少内涵。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产品的历史传承和品质。由此形成了一种低调的消费文化——只有他们社交圈里的人能够辨别出他们的品味，大街上的路人则完全看不出来。”
许多奢侈品牌都在顺应这种消费主义的上升变化。在一场鸡尾酒会上，一家古驰专卖店带来了两个外国鞋匠为客人修补和擦皮鞋，他们一个金色头发，一个棕色头发。其中一个鞋匠在翻译的帮助下，向客人们解释着穿休闲鞋不穿袜子的潮流：“瞧，皮鞋的缝线都在外面，所以鞋子里面不会有任何东西扎到你的脚，脚都是很敏感的。”
“我们以前都穿塑料拖鞋。”一个叫吴瑞奇的年轻男子一边抿着香槟一边说。“以前没有时尚，大家都穿一样的。现在的购物人群有两种：一种走在时尚前沿的人，另一种人就是那种盲目随大流的人，一窝蜂似的，买什么东西都只认牌子。”
只看不买的人们
九岁的罗丹来自西安，在香奈儿和迪奥的广告牌前即兴地摆着各种姿势，她的父母在一旁给她拍着照片。她父亲说：“这牌子挺好看的，但我们不认识这些英文名。”她母亲则插嘴道：“太贵了，我们买不起。”
附近一些店铺也有自己的英文名：“White Collar（白领）”、“Elegant Prosper（雅莹）”。但它们显然不是进口品牌。曹颖惠说：“我一个朋友想用中文名打造一个运动装品牌，百货公司非要他改了。”
《华尔街时报》最近调侃过某些比较搞笑的中式西方品牌名：比如“b + ab”以及它的标语“gotta pick my precious love collection（我必须精选我的爱）”，“Best Raiment of Jauntiness（活泼的最佳服饰）”，还有一个名为海伦·凯勒（Helen Keller，就是那个著名的盲人女作家）的太阳镜品牌。事实上它们是有市场的，一些中国人依然不喜欢买用中文品牌服装——他们觉得这很老土。
能理解其他女人为何成为别人情人的女人
25岁的琪去香奈儿专卖店换了一条裙子，然后又买了一对带缩写字母的大耳钉。她邀请我去一家正对着阿玛尼（Emporio Armani) 巨大店门的咖啡店聊天。她来自中国东北，几年前她在北京开了一家美甲沙龙，现在她把60%-70%的收入花在设计师品牌的衣物和手袋上。
“我没有其他嗜好。”她说：“我唯一的爱好就是购物。”她穿着白色花边连衣裙和一条迪奥字母LOGO的钻石项链，几分钟前，另一个走出香奈儿店的女孩也带着一条同样的项链。“北京的女孩都买一样的奢侈品。”她说：“哪怕这要花掉她们几个月的薪水，她们也无所谓。中国人都很盲从。有的人恨有钱人，其实那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如果有钱，他们也会买这些东西的。”
“时尚毁了一些人，也救了另一些人。我一个朋友说每次他看见购物中心里的那些奢侈品，他就激励自己更努力地工作，这也给了他工作的目标。不然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很多女人，为了一个包或一块表，就会去做坏事，就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去赚钱。”她接着说：“我就有个这样的朋友，她愿意做，不过她的要价很高——至少要十万，她才肯当别人的情人。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不对的，毕竟赚钱的方法很多。”
她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些白领女孩也不例外——她们有体面的工作，但她们也会为了钱和男人上床。你也是，总有一个价码会让你愿意跟男人上床的。说到这里，我意识到她已经把我带回那家遇见四川开发商的咖啡馆了。
接着，她又笑着说：“如果中国只有现在一半的人口，那这些牌子全都会倒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