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拥有最多的跨国公司，也是现在最迫切希望制造业回归本国的国家。但是，其吸引投资的举措却没有立杆见影 在全球化带动之下，企业走出国门成为不变的趋势，但是企业走向哪里却是各有各的选择。跨国公司研究专家何曼青对《中国新时代》称，跨国公司选择在哪里生产和投资，跟当地的经济环境有关，但是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因素。
失败的美国
金融危机中受到重挫，却经济复苏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重重压力之下，美国提出了“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等政策目标。奥巴马对此极力支持，并出台了多条政策吸引制造业回归。措施包括：对将海外生产转移回本国的企业予以税收优惠、对没有迁回美国的企业征收惩罚性税款；降低本国制造业的税收比例，延长税收优惠期限，从而提高美国制造业对投资的吸引力；改革医疗保险，降低医疗保险成本；减少管制和司法诉讼成本，适当简化行政流程；鼓励创新投资，促进技术扩散，降低开发新技术的风险，确保美国企业致力于设计和生产技术含量高且更有市场的产品。
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在双边贸易协定上大下功夫，开始重新审视和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人力成本方面，美国采取了削弱工会权利、限制工会活动，加强教育、培训和减少使用人力的措施。
上述种种优惠政策之下，跨国公司却并没有一股脑地跑回美国。今年9月，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跌至37个月以来的新低。美国制造业在复苏中遇到曲折。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前商务参赞、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何伟文曾对媒体称，“美国制造业18个大类中，有8个大类下降，主要是投资类产品，包括此前一直增长良好的计算机及电子、机械、运输设备。说明投资正在放慢或失去动力。美国此前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美国私人投资从今年一季度以来就一直放缓，而就业率也在大幅缩水。投资意愿不强自然导致制造业的下降。”此外，“受欧债危机影响，美国制造业的主要海外市场需求受到抑制，这对美国制造业来说可谓雪上加霜。”
美国拥有最多的跨国公司，也是现在最迫切希望制造业回归本国的国家。但是，其吸引投资的举措却没有立杆见影，可见，跨国公司对外投资，自有一套章法。
跨国投资新趋势
尽管跨国公司投资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跨国投资的行业领域和地区却有迹可循。
从投资的行业来看，制造业取代服务业成为跨国投资的重点，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的融合已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主流。
金融危机后，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在连续两年下降后开始反弹。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直接外资流量减少最多的服务业，其2010年的直接外资流量继续下滑。主要服务产业如商业服务、金融、运输、通讯和公用事业的直接外资流量都在下降，虽然下降速度有所不同。金融业直接外资流量跌幅最大。流入服务业的FDI继2009年与2010年大幅下滑后，在2011年出现反弹，增至5，700亿美元。毕马威发布的报告中称，未来三年全球外包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预计到2020年，全球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将达1.65-1.8万亿美元。
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外资项目迅速增长。制造业在全部直接外资项目中的份额几乎升至一半，目前开始放缓。然而，制造业中金属和电子等经济周期敏感型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减少。化工业在危机期间保持了活力，而食品、饮料、烟草、纺织品、服装及汽车等行业在2010年有所复苏。2010年，未受危机影响的采掘业的直接外资有所下滑。
总体看来，2011年对FDI项目增长贡献最大的五个行业分别是采掘业（采矿、采石与石油开采）、化工、公用事业（电力、天然气与水处理）、交通与通信，以及其他服务（主要受油气田服务的推动）。
国际产业转移更加重视获取技术和科研成果：新兴工业国具有高新技术的产业和新兴产业成为外资并购竞相追逐的热点。
大力发展低碳和绿色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跨国低碳投资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随着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变，其潜力将不可限量。
另外，跨国投资动因在变化：跨国公司越来越注重满足东道国市场消费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市场追逐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发达国家的债务型超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国家纷纷削减消费支出，向出口推动型和制造业带动型增长模式转变，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产能过剩，全球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具有庞大的消费潜力和市场规模，正在由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模式增长转变。因此，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满足东道国市场消费需求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战略动机，依靠其品牌、管理、营销、专利、专有技术等所有权优势占领东道国市场赚取利润。为了获取资源、占领市场、击败竞争对手，跨国公司的国际产业转移由单纯的加工组装等低价值链的环节或单个项目，转向研发、生产、营销、采购等高价值环节和整体产业链转移，并对最终产品随时调整，以更好地符合东道国市场的需要，满足东道国消费者的需求。
跨国投资方式在变化，非股权安排成为主要的经营模式。一方面，金融危机使跨国公司的利润下降，融资难度加大，抑制了跨境并购活动。另一方面，不断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黯淡，投资环境不稳定，降低了跨国公司的跨国并购信心，对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更加谨慎。
2008年以来，全球跨境并购交易量锐减，而以合约制造、服务外包、特许经营、许可经营、管理合约等方式为主的非股权形式迅速增长。联合国贸发组织《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的主题为“国际生产的非股权经营模式”，报告显示， 2010年国际生产的跨境非股权形式在全球产生了至少2万亿美元的销售额，其中跨境合约制造和服务外包的销售额为1.1-1.3万亿美元，特许经营为3，300-3，500亿美元，许可经营为3，400-3，600亿美元，管理合约为1，000亿美元左右。在大多数情况下，非股权形式的增长速度超出了其所在产业的增长速度。
从区域角度看，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格局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FDI的流入量和流出量增长加快，这些国家向外输出投资额持续增加。
2000年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日益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其向外投资的数量增加。2010年《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国家与地区在全球对外投资总量中所占比重从2007年的15%上升到28%，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日本，达到创纪录的6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对外投资大增，改变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格局，有利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跨国公司投资三重标准
对于奥巴马最近一再呼吁国会支持对美国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马克·罗斯对媒体表示，税收的调整并非跨国企业权衡投资策略的全部考量。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原因众多，但是选择标准基本有三个：内因、外因以及动因。
首先，从内因角度出发，跨国公司投资的选择必然以其自身拥有的条件为出发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国家。何曼青认为内因包括如下几点：公司所处的行业；公司自身全球化战略特别是海外子公司战略定位价值取向，包括市场导向、资源导向、成本导向、地缘导向等；公司的技术条件与比较优势；公司职能部门性质例如总部、研发、生产、营销、物流等部门。
其次，影响跨国公司投资方向的还有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完善程度，包括硬环境、软环境和产业配套环境，以及政治环境等因素，即为外因。何曼青认为跨国公司在选址的时候会有以下倾向：遵循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即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先制造业后服务业，然后是研发中的递进过程；服从东道国的产业开放政策，例如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等。企业生态环境好，产业集聚水平高、配套产业发达、企业配套服务完善等因素都是跨国公司选择的条件。
最后，因为投资是一种预见性的行为，预期利润是跨国公司是否投资的关键。涉及到预测，谁也不敢说把握十足。以跨国公司在华发展为例，入世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外资对中国制造业进一步的力度、深度、广度和所追求的目标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目标是提高控制力，包括资本控制力、技术控制力、市场控制力、产业链控制力，目的是实现价值链整合和效率的提升。
何曼青表示，跨国公司在投资的时候会依据很多因素，不过他们的目的终归是为了盈利，所以简单地说哪里能盈利就会选择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