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2012年教师节前夕，在北京“寻找来自一线老师的声音”座谈会上，老教师钱理群表达了“告别”教育的意图。从北大退休后，他投身中学教育十年，试图“改变人心”，却得到屡战屡败的结果。他说，今后他会在“教育之外”关心教育。
“节节败退”
2004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钱理群站在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偌大的教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二三十名中学生。
2002年6月27日在北大的最后一节课上，即将退休的钱理群告诉那些眼含热洎送别他的大学生们，他在刚参加工作时有两个目标：一是去南师大附中教书，一是去北大教书。前者是他的母校，他要去那里完成未竟的梦想。
南师大附中课堂的冷清却令钱理群始料未及。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前来蹭课的学生们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课程的质量和氛圈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下去。
一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您的课。”
钱理群不禁悲叹，他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来形容应试教育的坚固——“它反映了中学教育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试已成为学校教育的全部目的和内容，而不仅教育者（校长、教师）以此作为评价标准，而且也成为学生、家长的自觉要求，应试教育的巨网笼罩着中国中学校园，一切不能为应试教育服务的教育根本无立足之地。而应试教育恰恰是反教育的。”
从中学生身上得到的反馈令钱理群始料不及，他用了“节节败退”来描述自己的中学授课经历。一次在台湾的座谈中，钱理群苦笑着回应那位给他写信的学生：“这位天真的中学生哪里知道，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也迟早有那一天：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
你赶我，我偏赖着不走了
之所以走进中学课堂，除了青年时的梦想，这还是钱理群在基础教育领域的一次执拗的“反击”。最开始介入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在199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邀请钱理群参与制定新课标。
“时任教育部基础司副司长找我，说我们要进行语文教育改革，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讨论新课标，准备请你来做新课标专家组的顾问。他真是找了我三次，我都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我不懂教育。后来他说了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找你，我们教育界已经推不动了，正因为你外行，借助外力才有可能推动，我就同意了。”
钱理群想着兹事体大，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大量写文章谈教育观念。“结果就触犯了其他利益，比如新课标要编新教材，那就触犯了出版社的利益。而且我的出现，对语文教育界的一些权威构成威胁和挑战。然后他们就联合起来，在全国范圈内批了我整整半年。”
不久后，钱理群去福建讲学，接到一个陌生电话，“他说钱教授您好好在北大待着，中学是我们的地盘，你来这里干什么。”
这通威胁电话激发了钱理群的犟脾气。“我脾气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这回关心到底。”钱理群不仅讲，而且持续讲，而且比以前讲得更多。仅2007年11月份，钱理群就在福州、东莞、苏州、常熟、上海五地十五次大谈教育。钱理群坚持向中学生讲授鲁迅，他总是说，鲁迅最可贵的一点是在绝望中还有反抗。
相濡以沫的朋友们
受挫于城市，钱理群决定“离开中心”，转战“边缘地带、边远地区”。钱理群首选的地点是自己曾经呆过18年的贵州。2005年，钱理群带了和朋友—起编写的乡土教材《贵州读本》，和“认识你脚下的土地”的课题，到贵州大专院校作巡回演讲。
在受到欢迎的同时，却意外受挫。钱理群和学生们谈民族文化传承，特别是民族语言的问题，但大学生们纷纷告诉钱理群，他们学了民族语言没有用。为了找份好工作，他们更需要学会如何熟练掌握汉语和外语。
2006年，在给一个青年教师的回信中，钱理群写道，“我经常遇到‘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与‘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尴尬和悲哀，最后变成一种自我证明，无非是证明自己在坚守而已，而这不就成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吗？”
好在钱理群认识了一群“相濡以沫”的朋友。转向实践者身份后“屡战屡败”的钱理群，在清点自己的战绩时，常常说，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1999年，钱理群被中学教育界广泛批判长达半年，但这种曝光也增加了给他写信的教师人数。最多的时候，钱理群一年要给两百多个教师回信，“亲笔手写”。 联系最早在年纪相仿的教师中开展，比如南师大附中的王栋生和福建一中的陈日亮，这些教师早已成名，并且是钱理群多年的朋友。但紧接着，一大批年轻的基层教师纷纷与钱理群牵上线搭上桥。这些联系，有的是因为有共同的学生和朋友，更多是素不相识的笔友。
钱理群将这些老师称为“真正的教师”，并总结其三个特点：有自己的思想，爱读书，具体教育理念虽不一样，但共同点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钱理群将这些“真正的教师”视为国家教育改革的希望。“真正的教师是在一线老师那里，不在我们这些教授、专家这里，所以要发现教师，总结他们的经验，利用我的地位影响去推荐他们。”
“丰富的痛苦”
2012年9月8日深夜，一群中小学教师们在钱理群下榻的房间聚会。他们都是“相濡以沫的朋友们”中的一群，此番来京，在北京郊区交流经验，也像是抱团取暖。就像在北大无数个夜晚一样，钱理群被年轻人簇拥着，谈鲁迅，谈教育，谈人生，聊至深夜。
但在第二天的结束语上，钱理群告诉这些教师们自己“告别教育”的打算。
“现在已经不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是利益链条的问题。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成了利益链条上的一环，谈理论他们也许会讲得比你还好听，但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不是教育大可作为的时候。”钱理群的告别语听来沉痛，但在和年轻的教师们说再见的时候，他又忍不住给他们打气，“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但一如十年前的退而不休，钱理群的离开决定同样“告而不别”。他告诉老师们，他虽然告别，却并不打算走远，而是准备“在教育之外言教育”。
至于失望与否，2006年，在与梁卫星的通信中，钱理群便提倡过“低调的理性的理想主义”，“把理想的追求落实为具体的可操作的现实行为，且预先估计其有限性，不抱过大希望，像鲁迅的‘过客’一样，听着前面的声音往前走，如果可能就联合一批人搀扶着走，如果没有，就一个人走。”
无论如何，钱理群和基础教育十余年的“纠缠”即将告一段落。钱理群73岁了，他终于确信对手“在彼处”，其间的意象颇有荒诞感，他仿佛堂吉诃德，满身风尘后，才发现自己和风车打了一仗。但他不以为憾。他仍会谈到鲁迅，他喜欢提到鲁迅与周作人的区别：“鲁迅老说绝望啊绝望，他最可贵的一点是绝望还能反抗”。他用自己一本书的名字来总结已经“告别”的教育生涯，那本书叫《丰富的痛苦》。
（摘自《南方周末》，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