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著名的明史专家。从清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一跃而为任职17年的北京市副市长。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虽然当了高官，但不变的是学术良知。毛泽东几度批评他的《朱元璋传》贬低农民战争领袖，明确要他把朱元璋的晚年“写得好点”。他诚惶诚恐努力修改，始终不能使毛泽东满意。这不是不听从毛泽东的教导，而是一位史学家坚持从史实出发的道德底线使他没有屈从政治需要、随意篡改历史。一名严谨的学者成为高官，这本身就是历史的误会。
在20世纪60年代初，说起吴晗，几乎立刻令人与《中国历史小丛书》联系在一起。吴晗在民众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并不是因为副市长的头衔，而是因为亲自操办为民众普及历史知识的实事。
这套“小丛书”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末，论时间是介于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与21世纪初传媒史学之间。由此兴起的史学通俗化浪潮，上承新史学的遗风，下启当代讲史人的智慧，承前启后，在现代史学发展中留下光辉的一页。尤其是“小丛书”融汇大众性、趣味性与学术性于一体，使人们在轻松阅读中得到正确的历史知识和深入思考，对读者具有永远的魅力。它对历史题材的选择、编辑方针的拟定，都足以对当今的史学时尚补正纠偏。回顾这一历程，不能不追思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和先行者的足迹。
20世纪初新史学揭橥，是史学思想的大变革。梁启超在抨击旧史学的同时，提出历史要让国民知道他们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倡导史学的内容要从帝王政治为中心转向国民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史学的视线与读者的群落从上层转移到下层，这对中国传统的旧史学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此有“史界革命”之誉。
这一创举在学术界得到热烈反响，吕思勉率先推出白话史学《中国简史》，顾颉刚评论这是“为通史写作开一新的纪元”。一时间，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陈衡哲的《西洋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等，都以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文风，得到读者的好评。在通俗史学中，佳作甚多，规模最大的是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写得最为生动有趣的当数陈穉常的《中国上古史演义》。然而这一通俗史学尚未充分展开，就因民族革命战争无暇顾及而自然搁浅。
真正使史学走向通俗化的事件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这是由吴晗领衔的动员各路专家撰写“小丛书”的大动作。新中国建立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著述，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成就了新中国史学的辉煌业绩。然而由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变成阶级斗争史，强烈的政治性和观念性冲淡了史学的平民色彩。写作的程式化和千篇一律的说教，使历史读物成为枯燥无味的政治教科书，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为改变这一局面，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市副市长的身份，发出呼吁：“为了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士兵，也为了我们的孩子，我有权力提出这个要求，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人民。”并强调这是“一件极为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
吴晗不仅著文提倡，向史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中国历史小丛书》。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这套丛书从1958年开始累计出版近300种，印数多达1000多万册。与此相应问世的，还有陈翰笙主编的《外国历史小丛书》。这两套大型通俗历史读物都设有专门的助编机构，聘请著名的历史学家执笔，开创了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新风气。每本书二三万字不等，题材多样，短小精致，通俗简练，每册至少发行10多万册。当人们津津乐道今日流行“口袋书”时，殊不知，这可追溯到50年前这两套小丛书。它们所具有的多样性、通俗性和权威性，是当今很多时尚读物无法比拟的。
在吴晗和“小丛书”的推动下，一本本深入浅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联翩而出，出版社也纷纷推出通俗读物。最受欢迎的是语言学家林汉达撰写的“春秋战国故事新编系列”。这部故事新编文字清新，故事凝练，情节跌宕，可谓通俗史学的范本，所以一版再版，至今有关春秋战国的一些影视作品仍多以这一系列为参照。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千古文章未尽才》 作者：刘志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