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O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1 《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①是巫鸿近年撰写的中国古代艺术专著。该书以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整个艺术史（包括多种艺术形式）为研究对象，以“纪念碑性”为主线来概括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用宏观叙事与微观研究之间的互补和结合以揭示历史的深度和广度，摒弃了以往那种以媒材和艺术门类为基础的分类路径，不像以往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和写作把中国美术史分割成若干封闭的单元，而是试图弥补三代铜器（以及玉器、陶器、漆器等）与汉代画像（以墓室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为大宗）之间的断裂，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有迹可循。其研究方法的独特在《丧葬纪念碑的声音》一章中尤为突出，故本文试图就此一章对其研究方法的进行浅要分析。
在分析该章研究方法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巫鸿“纪念碑性”的涵义。在该书导论中，巫鸿首先对“纪念性”（monumentality）这一术语作了相当篇幅的解释。在他看来，“纪念碑性”是指“纪念碑的纪念功能及其持续；但‘纪念碑’即使在丧失了这种功能和教育意义后仍然可以在物质意义上存在”；“‘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或宗教义务有关”；还提出了“纪念性的历史”和“纪念物的历史”。②通过对这两种历史互动过程的描述，作者希望能从中找到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发展的基本轨迹。
第四章是对汉代纪念碑性的研究。该章着重分析了公元150-170年这二十年间山东西北的一些遗存范例，包括安国祠堂、戴氏祠堂、武梁祠、苍山墓等遗存，讨论了墓地中各种建筑和不同赞助人的关系。在研究汉代纪念碑性之前，巫鸿在简介了汉代丧葬礼仪基础上，表达了他试图通过研究家族墓地来研究其特定的礼仪和建筑原境的思路。然后，作者分析了在公元150-170年间在今鲁西豫东这一特定地区的遗存，分为死者的“家庭”、“友人和同僚”、“死者及建造”四个部分来依次详尽的讨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静态的石材，巫鸿却在该章的题目中用了“声音”这个词，似乎要透过这些静默无语的画像去听到这些遗存中传达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该章对一些材料的讨论体现了巫鸿在导论中所提到“采用又更新传统的分析方法”③。第一部分中，作者通过分析安国铭文，提出铭文强调的重点是该礼仪建筑的赞助人，然后通过比较与西周青铜礼器所共同体现“孝”这一道德准则来分析了画像墓中普遍的孝子题材。他注意到了西周青铜器与汉代画像石这两者不同艺术质料之间的相互联系（即都体现“孝”这一道德准则），讨论注意到了青铜器或祠堂是“奉献者的纪念碑”④。这不像以往的中国古代美术史的研究和写作把中国美术史分割成若干封闭的单元，或者以某种同材质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而是注意到了分处不同时代不同材质的遗物所共有的某个特征（即“孝”）。
巫鸿也采用了原境分析法，引用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来对铭文资料和画像题材的构造和所反映的内涵进行讨论；在解读画像时，还注重画像的重读和串联。在“家庭[一]”这一部分中，他考察了“孝”在汉代的社会意义，将所分析的汉代铭文置于当时的礼制思想下讨论。在“家庭[二]”这部分，巫鸿又通过考古发掘的一座儿童墓中的画像石所引出节妇烈女故事进行分析，尝试解释汉代丧葬建筑上儿童画像所反映社会“公义”的问题（即对孩子继母、亲戚、奴婢的要求⑤）。为此，巫鸿多次引用《孝经》来解释孝在汉代社会的意义及涵义，用《后汉书》《列女传》《华阳国志》等历史文献资料中的故事来为其分析画像题材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巫鸿将武梁祠画像中闵损齐义继母、鲁义姑姊、梁节姑姊李善、梁高行、老莱子等故事是进行串读，将它们视为一组体现“公义”的画像，而不是一个个单独的画像。通过这些分析，巫鸿将汉代丧葬中来自家庭的声音呈现出来。
在解读画像时注重画像的重读和串联，对铭文资料和画像题材的构造和所反映的内涵进行讨论，在“死者”这一节中关于武梁祠的装饰的叙事性及象征性结构提出的一些新阐释得到充分体现。巫鸿通过对武梁祠碑文、武梁祠屋顶装饰、祠堂墙壁上刻画的人物等，将这些画像分为几个不同部分就行考察，分析了设计者选择组织画面时的心态，通过图象推测武梁本人，认为画像中的政治性形象、家庭生活情景是有意编排，是武梁本人的自序。巫鸿寻求画像题材的在传达涵义上的相同，武梁祠画像整个装饰程序把承载它的建筑转化为一个永恒的象征，一座记载了武梁学术与抱负的纪念碑，从而传达了来自死者的声音。
该书导论中巫鸿提到的对艺术“赞助”的研究，在第四章中也得到体现。关于东汉陵寝建筑的第四章中，作者对艺术赞助人的地位进行调查，包括了死者家庭成员、友人和幕僚，以及他自己。如“有人与同僚”一节，巫鸿通过对韩韶及其参与的政治活动的简述，以及为对他立碑赞颂他德行的李膺、荀昱、陈寔、孔宙这些艺术赞助人的地位进行调查，还有对孔宙碑文内容还风格的概述，论述了丧葬纪念碑中来自死者友人和同僚的声音——这些人在资助建立祠建墓的同时，也希望能永久地纪念自己的忠义之举。这种研究，正如巫鸿所说，“强调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艺术创造，发现赞助者对艺术作品和风格的直接影响” 。⑥
巫鸿的视角是独特的。在“建造者”一节，他充分利用考古发掘及研究的苍山墓的资料，从苍山题记与碑文和祠堂题记的明显有别中观察到作者的文化背景。在通过比较苍山题记与汉代丧葬建筑赞助人所写的文字进行比较后，发现两者不见表现在语言上和文化修养上的差别，还在于观念和前提的截然不同。通过这些分析，巫鸿将汉代丧葬纪念碑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声音——建造者得声音呈现出来。
整个第四章对丧葬纪念碑的研究着眼于社会的一个剖面。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汉代画像石，是巫鸿沉浸多年的领域，各种研究方法的娴熟运用，使得该章无论从结构上还是内容上，都显得独到而精辟。
注解
①该书讨论版本为由李清泉、郑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
②巫鸿著，李清泉、郑岩等译，《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p5。下文中无特别说明，材料均摘自本书。
③P17
④p255
⑤P282
⑥P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