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性别意识为根本特征的中国女性散文，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异军突起，蔚为大观，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收获。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散文以不断涌现的流光溢彩的作家与作品，继续保持着生动繁茂的态势，而其整体的审美色调和艺术追求，则在主客观合力的作用下，发生了昭然嬗递与明显变化。这种嬗递与变化不仅折映出当下文学女性意识的发展和进步，而且使整个女性散文写作，实现了自觉的扬弃与可喜的超越。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散文的崛起，固然积淀和赓续了五四以降几代女性作家的大胆探索和不懈努力，但作为一种现象的形成和一个高潮的降临，它更直接的契机和更有力的支撑，却分明是西方一九六口年代再度高涨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潮流，以及中华民族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历史选择。如此背景下的女幽敦文，自然难免带有舶来的女权主义理念的影子，或者说无形中打上了积郁已久，终得喷发的女性本位的印记，诸如猛烈批判男权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大力弘扬女性意识，热情呼唤女性尊严，急切重塑女女性形象等。于是，叶梦的《羞女山》、《今夜，我是你的新娘》，王英琦的《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人生何处不美丽》，韩小蕙的《女人不会哭》、《不喜欢做女人》，斯妤的《也是叹息》，匡文立的《历史与女人》，唐敏的《女孩子的花》，苏叶的《写给自己》，张爱华的《关于爱情：往错了说》等作品，构成了一道奇崛而亮丽的艺术风景线，至今让我们频频回首，品味再三。
也许是因为移植的营养总会变异，而强劲的反拨终有消歇，新世纪以来的女性散文，虽然依旧坚定地守护着女性的身份与视角，但却逐渐放弃了先前曾有的尖锐的性别对峙，而代之以女性世界的深入自省、清醒探求和积极拓展，就中发掘女性自立于社会的深层奥秘，以及两性之间互依互补的对话关系，从而开辟了自身创作的新局面。在这方面，首先值得大家关注的是江西女作家安然。她在并不高产但却出色的创作中，透过自己和家族中几代女性的生活境遇，执拗而虔诚地询问着一个堪称新鲜的问题：女人为什么没有家?怎样才能化解女性的乡愁?对此，作家尽管没有留下理性的答案，但她提供的艺术形象却足以告知有心的读者：女性“无家”的悲剧，说到底是社会私有制和人身物品化的产物，因此，女性的“回家”不是简单的挑战男权，而是更有待于艰难而漫长的社会改良和人类进步。另一位江西女作家姚雪雪，同样以幽邃而别致的女性勘察引人瞩目。出自其笔下的《放射科》、《产房》、《洗澡堂》、《值班室》等文，用成年人的目光反观童年记忆里的女性隐秘，那一个个陌生而微妙的小场景和小事件，成功地折射出女性心理的成长史与社会史。张立勤也是一位善于把女性意识引向深入的作家。她推出的《早晨好》、《酒吧：就是让我想来》、《沙发沙发，大巴大巴》、《别来看我，别爱我》等一系列近作，抓住若干带有时尚感的细节和情境，展开高度个性化的生命和心理言说，从而充分揭示了知识女性面对商业语境和现代生存的困惑、焦虑与执着。谈到新世纪女性散文的沿革与深化，周晓枫和陈染是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存在，而她们具体的艺术路径仿佛又构成了某种背反。其中前者是由“外”向“内”，即调动奇异新颖甚至不乏颠覆意味的经验、想象与手法，整合为锐利的创新力量，直抵女性界域的混沌乃至隐秘地带，就中浮现那些被遮蔽或被忽视了的价值和意义；而后者则是由“人”而“出”，即毅然告别那种颇具封闭倾向和自恋色彩的“小我”沉吟，重返知识女性的公共空间，在每见忧患的讲述中，敞开女性特有的灵魂风度与人文情怀。此外，铁凝、迟子建、裘山山、李兰妮、翟永明、马莉、习习、格致的一些作品，也以各自不同的追求和特点，推动着新世纪女性散文的柳暗花明，别生新境。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数颇多的女性散文家都无意从性别的角度标举自己，有的甚至公开申明自己绝非女性主义者。不过从实际创作的层面考察，她们笔下的女性特征毕竟显而易见，这集中表现为：对生命体验的依赖，对日常生活的热心，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以及渗透其中的女性思维与评价，还有由此导致的艺术表现的种种优势和劣势。从这一意义讲，她们仍然是女性散文的有机构成和基本力量。然而，当历史进入新世纪，一种新的情况浮出水面，这就是：一批原本就不看重、不承认或不甘于性别差异的女性散文家，不再多谈对女性主义的反感和排拒，而是立足于各自的创作实践，勇敢打破原有的定势和惯性，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自信，朝着以往多属于男性的审美疆域挺进，既“见贤思齐”，又“我行我素”，于是我们看到，女性散文世界绽开了迥异于传统的艺术之花，进而在与男性散文世界的交流与融合中，完成了自身的某种发展和超越。这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思想元素大幅提升。理性丰沛和灵魂厚重，一向是男性散文的强项而为女性散文所不及。新世纪女性散文于此有明显改观，一些直面历史与现实，坚持思想在场与主体高蹈的作家与作品频频出现，幻化为一串串璀璨的精神珠光。当年以《牡丹的拒绝》彰显超卓识见的张抗抗，是女作家中并不多见的沉思者和启蒙者，她的近作《他人――SARS》、《我是公民》、《印度迷思》、《君子不独乐》等，背倚宏阔的社会历史天幕，梳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之路，尤其是探索国民精神成长的进退得失，其种种观点既敏锐又丰邃。筱敏的思想跋涉始终坚定而执着，她放眼中外社会和历史，写法国大革命，也写德国法西斯；写俄罗斯革命者和苏联作家，也写中国的十年浩劫和当下生活，而贯穿其中构成线索的，则是关于理想、正义、善良和人类自身解放与发展的深入探求。赵玫读书甚多，学养很好，这决定了她无论是重诉历史抑或对话大师，是品评异域景观抑或剖析女性天地，都别有一种智性辉光和心灵深度。蒋子丹的创作也越来越具有精神力度和深度，她的近著《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将动物伦理置于现代生活，内中揭示的种种暴虐与缺失，旨在建立严肃的警示：人类只有具备了同情和爱护一切生命的觉悟，他才能最终完成对自身的救赎。张大威以发现和提取生活与生命中的精神价值见长，她的长文《消逝的村庄》在对家乡和亲情的忆念中，解读了中国农业文明的真髓与底蕴；而《结局》、《纸页上的光阴故事》、《指尖上的游思》等，则透过内心审视和自我剖解，披露了知识女性面对物质挤压依旧守护的精神价值和人文立场。显然，所有这些都为新世纪女性散文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内涵和灵魂重量。
二是文化含量空前丰富。大抵从上世纪末开始，本来充当散文创作之土壤和营养的中外文化，骤然成为散文作品直接感受和表现的对象，许多男性作家在这方面成绩斐然。新世纪女性散文亦不甘缺席，不少女作家从自己特有的文化储备出发，勇于尝试，积极进行了散文领域的文化开采。在这一向度上，艺术水准较高且产生了一定影响的著作至少有：周佩红谈外国文学名著的《孟加拉玫瑰的颜色》，郑云云谈画瓷艺术的《作瓷手记》，王芸写荆楚历史的《穿越历史的楚风》，林那北写南宋灭亡的《浦之上》，钱红莉读《诗经》的《诗经别意》，小山读《圣经》的《天香》，舒婷品味鼓浪屿风情的《真水无香》，素素历数大连老建筑的《流光碎影》，以及潘向黎的“看诗不分明”系列，陆梅的“阅读记”系列等。较之男性的同类创作，这些作品突出的特点是文体的开放、文笔的鲜活和文心的细密，它们为通常雄性十足的大散文，增添了几分个性化的灵动与柔媚，其风格与审美意义不容忽视。
三是社会意义有效增强。在男性和女性散文之间，还有一个常见的差异，这就是后者社会含量的相对稀薄，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艺术格局的相对狭小。新世纪女性散文分明在有意识地扭转这一点，若干有胆识、有抱负的女作家，为了使笔下作品走向浑厚与开阔，毅然告别书斋，奔向山河大地，村寨田间，去捕捉那些最为鲜活、最接近原生态的东西。这时，一批接通了“地气”的作家与作品，进入我们的视界，如：梅洁披蒙了汉水烟云的《大江北去》，叶多多承载着边疆少数民族姐妹悲喜哀乐的《我的心在高原》，梁鸿浸透了乡村疼痛的《中国在梁庄》。张鸿是文学博士，但情愿做踏匾青山的“行者”，一本《香巴拉的背影》竟喷洒出阳光和稻草的味道。相比之下，丘晓兰的生活和经历都偏于家常，但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独自》、《农民》、《故乡行》、《一条活色生香的路》等文，却异常顽强地实施着题材摄取上的性别突围，并由此展现了生动多样的社会场景。至于李娟、塞壬等原本植根底层的青年女作家，更是凭着阅历和天赋的双重优势，在以往鲜有涉及的生活领域潜心采摘，且一发而不可收。从她们笔端获得了生命的新疆风情和打工生涯，不仅丰富着当下的散文世界，而且昭示了新世纪女性散文创作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对此，我们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