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老先生本身就是件文物。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古建筑文物保护。 这篇文字是2010年对罗哲文老先生的专访。 罗老家的门很难进，尽管之前有同事已经描述了大概状况，但还是超出了想象。听到敲门声，门是开了，但罗老探出头露了半个身子，又把门关上了。因为有东西挡住了门，人进不去，只有把东西挪开，我们这算相当苗条的人才挤进去的。
走进罗老先生的家，满眼的书着实吓了人一跳。进屋的走廊靠墙放着整排书柜，另一侧被摞得比人高的书堆占去了一半，剩下的空间只能容一人半侧着通过。走进客厅，看到整个屋子，包括犄角旮旯也几乎都堆满了书、资料和照片，只留下一条狭窄的过人通道通向到角落里的一桌一椅前，桌子上也是满满的。连阳台上空调排风装置也被书堵上了，客厅的空调闲置着作着摆设，罗老就坐在书堆之中工作学习。来客多了只能站着，连转身都困难，也就不能久呆。这倒符合罗老先生的要求，罗老有许多事要做，因此时间紧迫，一见面就告诉我们只有二十分钟的采访时间，马上还要赶着参加一个会议。
相对于他的贡献和成就，他一直在默默地做事。从50年代至今，许多年来，他并不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人，甚至很多人不知道“罗哲文”这个名字。更多的人们局限地知道他是那个保护长城的人，称他为“长城专家”。
罗哲文，1924年出生在四川宜宾。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一生与古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营造学社是当时我国惟一从事古建筑研究的学术团体，它以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对我国博大精深的古代建筑进行整理和研究，并且提出建议和方案，正确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维修，奠定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基础。它把在历史上一贯被视为“工匠者流”的建筑行业，提高到一门学科的地位，与金石、书画等同等重要，跻身于文物保护对象的行列。
1946年罗哲文开始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1950年，27岁的罗哲文被调任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之后又先后任职于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至今度过了他漫长的六十年的文物保护生涯。全中国99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被人们称为“文物保护神”。
罗哲文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塔》、《中国古代建筑简史》、《长城》、《长城赞》、《长城史话》和《中国帝王陵》等。
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维修长城。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罗哲文。
长城维修的第一站是八达岭长城。第一次去八达岭，罗哲文先乘火车到达八达岭车站，然后骑着小毛驴上山考察。他回忆当年：“到达目的地时，天色已经很晚。当时的八达岭满目荒凉，夕阳照着山上的长城残骸。想起当年戍边的战士就在这儿待着，当年的长城一定非常的雄壮。罗哲文看到的是倒塌的砖墙，破败荒凉。但想到自己承担起了长城的修复工作，除了感怀之外，他更加激动，并作了一首诗：‘断壁残垣古墟残，夕阳如火照燕山。今朝赐上金戎刀，要使长龙复旧观。’”
长龙复旧观难啊！
50多年过去了，那张黑白照片依旧清晰。那天阳光充足，留在照片上的是发白的长城和它投射在山坡上的黑色影子。八达岭长城是断壁残垣，方砖四处散落，周围荒草丛生、落叶满地。 1948年，林徽因曾经对罗哲文说：“因为离得近，觉得总有时间去长城考察，反而搁置下来，现在是时候去看看了。”10月的一个秋日，罗哲文带上相机，搭车到南口，徒步登上八达岭长城，拍下了他的第一张长城照片。
当年为了方便考察，罗哲文和同事就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店里，每天骑着毛驴上八达岭。经过多次实地勘察后，他拿出了八达岭长城维修规划图，并请梁思成审定。梁思成给了他三个建议：要按照原状修；保护古意，避免现代化；要绿化，但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树木，否则不利于保护长城，也影响观看效果。那张有梁思成审定签名的图纸，如今已下落不明，让罗哲文抱憾不已。
修复古建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用原材料修，这在长城修复中显得尤为困难。罗哲文和建筑工人们只好到山沟里收集一块一块塌下的青砖，从沙土里挖掘砖块，困难可想而知。
1953年，八达岭长城修复完成，并于当年国庆节向公众开放。随后，罗哲文又参加了山海关、嘉峪关等段长城的维护工作。
长城开放后，前来参观的国内外游客很多，包括一些外国元首和领导人。但当时能向游客介绍长城知识的人很少，罗哲文就客串了一把导游，向外国友人讲解长城。结合修复中发现的问题，他渐渐觉得目前对长城的了解还存在很多疑问。于是，他开始对长城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开始实地考察，查阅史料。他说：“五十多年来，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和它打交道。”1985年，罗哲文和郑孝燮、单士元起草文本，参加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罗哲文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长城专家”。
说到长城，人们的概念里就是防御敌人的，罗哲文讲了一段故事。2003年6月，罗哲文任团长的文化考察团，西出玉门关，沿着丝绸之路，历时近一个月，艰难寻访了汉长城遗址、楼兰古国遗址等一系列历史文化遗迹，并且穿越了被称为 “死亡之海”的罗布泊。 经考察，这段长城，修建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当时匈奴已经不再对汉王朝构成威胁。所以，罗哲文认为修建长城的目的已不是为了防御匈奴入侵，而是为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大漠，来往于东、西方的商队，可以在烽燧中休息，补给淡水和食品，更换骆驼或马匹；两座烽燧间的距离正好相当于当时一天的路程。长城保护的丝绸之路，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见证。在玉门关以西修建长城，则是为了适应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需要。这种理论让弥漫着硝烟的长城在人们心里不再冰冷，多了一种依靠的温暖。 言谈中得知罗老在我们采访的前一天才从山西回到北京，他说他去爬山了。罗老当时已是86岁高龄，身材瘦小，但身体很好，手脚利索，思路清晰，精神极佳。他说自己没有特殊爱好，就是喜欢摄影，但从不给人照，只照建筑，只照文物，只照大自然里的东西。他的锻炼方式就是多爬山。
说到前一天刚爬过的山西天龙山，罗老很有兴趣。天龙山石窟始凿于1400多年前的北朝东魏时期，后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现存石窟25座，分列于东西两峰山崖之间，绵延1公里有余。1965年，天龙山石窟及其附属文物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确定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罗老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天龙山石窟以其技艺娴熟、饱满、洗练和感情细致、富有浓厚生活气息而著称于世，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典范。 “每次来看这些石窟，我都很感慨，总被这些古朴精美的塑像深深吸引。”“对这些文物一定要重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一旦损坏就失不再有了。”
罗老自带相机拍石窟也成为一景。他随身带的小巧的数码相机，拍下各个石窟的不同角度的形态。 他说：“我要留下最原始的资料！我们保护文物，也是对文明的敬仰。”
天龙山他去了不下10次，对每一个洞窟的情况如数家珍。他介绍在天龙山石窟中，保存最为完整的西峰第9窟是晚唐时期罕见的精品。峰顶近8米高的弥勒坐像，姿态端庄的华丽形象中略具朴素、温暖的感觉，衣纹处理虚实结合、聚散合理，使佛像增加了活泼的气氛。下部有5米高的十一面观音为主尊，文殊、普贤菩萨为协侍的三大士像，后壁用倚坐弥勒、坐佛和许多化佛坐在莲座上的淡浮雕构成一组反映弥勒净土世界的背衬。崖壁间又附若干龛窟，宽猛相济、繁简结合，寓意十分深刻。
罗老说石窟在露天情况下经历了千年风雨，现在的状况已经不错了。对石窟最大的破坏就是人为原因。通过天龙山石窟的情况，提醒我们现在要保护文物，首先要防止人为破坏，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社会形成对文物保护的认同。
在梁思成等学术大师的言传身教之下，从营造学社开始，罗哲文就养成了严谨勤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梁思成特别注重对罗哲文的全面培养，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为了让他把基本功学得更扎实，特许他少干一点杂事，并主动安排他旁听有关课程。罗哲文认为自己能够走到今天，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和吃苦耐劳；另一方面是缘于机遇，使他在青年时代得以追随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关于梁思成先生，罗哲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至今难忘的是他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的传艺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手把手地教。”说到先师梁思成和林徽因，罗哲文沉浸在回忆中：我和他们就等于是一家人，
梁思成嘱咐罗哲文：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一本建国前由梁思成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学生编印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罗哲文保存60年。每翻开一页，他都用手指轻轻按住上下书角，以便让书平整。如果有人要帮忙把书装好，他弯下腰护着书，说：“还是我来吧。这书年头久了，太脆。”说着便把书一点一点往信封里推，封上口，轻轻地放回书架。
从最初的古长城，到后来的古建筑，罗哲文付出了他一生的心血，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奔走呼吁。在他看来，古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是凝固的音乐，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好比一个人失去了记忆，他热切希望后辈学者能够接过自己手中的尺笔，好好保护祖国博大精深的古建筑遗产。
历史留给我们太多的美好，太多的记忆。保护文物也就是保护历史，延续历史，历史是不能断代的。
“把这些宝贵的文物遗存留给后代将是一大幸事。”
罗哲文一生做着永远的“文物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