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炎进入乐坛还是1999年的事，那时候他组乐队，因为受到卡百利、NAVANA这样的乐队影响，觉得能做到像他们一样，别人就会尊重自己；2005年，夏炎开始跟郑钧合作，成了他乐队里的吉他手，在工体面对三四万名观众的欢呼和掌声，感觉特别好；又是6年，夏炎终于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深夏》。
他说：“我弹琴12年，从1999年弹到2011年才出专辑，这中间有太多的心血，我真恨不得趁着这张专辑把我的一切、我的五脏六腑都掏给大家看，我就是这么认真做音乐的。你可以不喜欢，但说到创作、说到我对音乐的态度，我无论跟谁说都特别有底气，这点毋庸置疑。”
艺术家都要念旧
本刊记者：这张专辑里的歌创作时间跨度都挺大的？
夏炎：对，这张专辑最早的有2005年写的歌，比如《梦》；也有新写的歌，像《Gone with the wind》。早写的比较惨烈，新的可能多了一些释怀。
本刊记者：那这张专辑在录音的时候，你是用最早创作的那种情绪还是新的状态？
夏炎：我试图去寻找最早的那些东西，但人是会变的，你在经历这份感情时觉得它是刻骨铭心的，但可能过三年五年它就会淡去。所以我再想找到当时那种写歌的情绪不是很容易，那时写歌写到抱头痛哭的状态已经很难回来了。
本刊记者：那你怎么找呢？
夏炎：通过一些记忆吧。艺术家、创作者都要念旧。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说法，说“科学家要往前看，艺术家都要往后看”，你就得走不出那个情绪，才适合创作。我就老往后看，人、事、价值观、对梦想、爱情还有音乐的态度……太多了，我都会看。
本刊记者：这张专辑里压轴的《北京之恋》就是你对儿时生活的一种怀旧吗？
夏炎：我出生在北京，这31年也大多都在北京，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情怀，所以我写了这首曲子给北京。关于北京的印象太多了，但是它们也消失了，物非人非。比如我小时候成长的地方是复兴门附近的一个胡同，我们就在那儿跑着玩，那时的北京人都特别热情，邻里间互相送东西。可是现在，胡同拆了，那片地方叫金融街，能找回的还有什么？
创作者特别需要负面情绪
本刊记者：你是12年前开始踏入乐坛的？
夏炎：组乐队。那时我的生活中只有三个字：摇滚乐。生活、生命、爱情、家人、友情都是低于它的。这是一种纯粹的状态，非常自私，现在它过去了。2005年我开始跟老郑（郑钧）合作，到现在也有7年了，一眨眼的工夫。
本刊记者：发这张专辑之前，有些人在介绍你的时候都说“这是郑钧的吉他手”，你觉得用这种标签来形容你你高兴吗？
夏炎：曾经有一个阶段我不是特别乐意，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有想法的年轻人不希望自己的前缀是“谁谁谁的什么”。现在我可以接受了，因为这就是别人认识我的方法。确实我也是通过老郑上了一些比较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我，并且给老郑弹吉他弹到现在，没错，那就可以了。
本刊记者：你去他乐队的时候24岁，现在31岁。人说“三十而立”，有没有想通一些事情、立住一些事情？
夏炎：我觉得我没有立着。想到这个我就很恐慌，因为我觉得我的理想要在40岁以前实现，我理解的“四十不惑”就是你不会再对那些得不到的东西、为爱情、为死亡、为实现不了的梦想困惑，所以可能40岁之前实现不了那今生就无望了。
每个人都该有骄傲和固执
本刊记者：你之前做摇滚乐队的吉他手，跟这张专辑里细腻的情歌有冲突吗？
夏炎：特别不冲突。因为几乎所有摇滚乐队，都会有歌颂爱情的歌曲。摇滚乐不是只乐队编曲，我认为它是真实的、有劲儿的，用这种方式你可以表达任何事情。所以当有劲儿和细腻碰撞，它会出来一种非常有魅力的东西，就是那种摇滚情歌。好的艺术形式就得撞，各种融合。
本刊记者：那这张专辑中还有什么是在反驳和坚持中撞出来的呢？
夏炎：这个专辑里我认为我妥协的只有造型，因为当时台湾公司给我定的造型要打粉底、抓头发，可能跟我本人不是特别相近。不过我在音乐上绝对不能妥协，如果一个音我要求是do，不能有人说是re，我对音乐就固执到这种程度，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创作专辑，我要求自己做到那种充满骄傲的固执。我从1999年开始弹吉他，怀着真诚的摇滚梦想跟乐队梦想，我觉得我必须要有那个骄傲，创作人的骄傲。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不喜欢，但我认为要有，尤其是在表达自己的时候，必须要扛住、死磕。要不然就别出，出了必须是自己想要的，必须是。
本刊记者：做摇滚的是不是一定都要有骄傲和固执？
夏炎：事实上我认为所有艺术创作者都要有固执，不光是摇滚乐，艺术家、画家，都要有。但现在变成谁火谁能有，没火的人来这个别人就说你耍大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