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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武门之变电视剧12集_玄武门之变深层解析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2-10 04:32:57 点击: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发生的“玄武门之变”,是李建成、李世民兄弟长期争夺皇储地位的结果。在分析夺嫡斗争怎样发展为宫廷流血事变时,唐高祖李渊是否确曾私许废长立贤,历来被视为问题的关键。以前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过肯定的意见,但近年史界却多持否定态度。本文试图通过对建成、世民兄弟夺嫡过程中以前被史家忽略的政治事件及这些事件内在联系的探讨,对私许改立之说提出新的证据和说明。

      一、李世民前期夺嫡活动三件大事折射出高祖易储倾向

      在高祖健在,建成已经立为太子之后,世民要想合法夺嫡成功,必须具备几个条件:1、雄厚的政治资本。2、崇高的人望。3、高祖改立太子的意愿。自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接替唐军主帅职务后,世民在战场上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在朝廷内声誉日隆,地位日显,夺嫡的三个条件都渐趋成熟。李世民的夺嫡活动以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夺嫡过程中有兰件大事可述:1般“天策上将”。2、开设文学馆。3、授“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

      (一)授“天策上将”的含义
      虽然世民早在武德元年刚刚从建成手中接替唐军主帅职务不久就萌生了夺嫡之念,从此开始积极创造条件,但夺嫡活动真正显露出胜利的希望,是在他军事上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之后。
      武德元年,世民大败薛仁杲,首获重大胜利。武德三年(公元620年),大败宋金刚、刘武周,荡平代北;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大破王世充、生擒窦建德,平定河南、河北。随着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世民的政治地位急剧上升。
      在已有一大串头衔之后,武德四年十月,“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①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②“加赐金辂一,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③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并非虚衔,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定官品时规定,天策府是排位在东宫之前的正式机构,天策府属为京职事官。④这一职务说明,早在武德四年,世民的地位就已使高祖为难了,只好特设宫职、仪制,使之位极人臣。高祖非暗劣,对建成、世民二人在政治生活中逐渐明显的高下易位心中十分清楚。数年浴血征战,世民与众多将士结成了生死情谊,功勋卓著,声望日隆。已成为唐王朝事实上的核心人物:太子建成虽非庸劣,但因学习政务之需,在军事上总是处于侧翼配合的地位,功绩不显,政治影响日弱。李渊是创业之主。本人又很有魄力雄心。特别重视才干功名、欣赏英雄气质应是情理中之事。他对英资天纵、功名盖世、众望所归的秦王是否该当太子绝不会不动心。加之建成被立太子后,渐近群小,不听忠言。⑤比起世民军功卓著又从善如流,形象自然不佳。这一点,事变后东宫旧部裴矩、王圭、魏征等人对待事变的态度可为证明:“建成被诛,余党保宫城欲与奏王战,(秦王)遣(裴)矩晓谕之,官兵乃散”。⑥魏征亦帮世民安抚河北。⑦王圭则接受了谏议大夫一职。⑧虽然后世有人认为魏征等人先事太子后事秦王是妇人变节从二夫,甚至有罪。⑨但魏征等人均非蝇营狗苟之徒,他们的态度正好说明了他们对建成、世民二人高下的判别,虽然留恋太子,却也不得不承认,世民才是可辅之主,所以他们才接受了世民的任用。否则,以魏征之刚直,推想绝不会接受世民作为他的新主子。还有,历来位在王公上之人,离帝位仅一步之遥,高祖非起自草莽,他是隋朝大吏,非常老练的政治家,对此岂有不知之理。如此高置秦王,如果不是有意易储,就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高祖蓄意加害世民。这是讲不通的l也不是事实。当时正是秦王功业如日经天之时,高祖对其宠信有加。所以,授“天策上将”应是高祖有意易储的信号。

      (二)秦府文学馆的性质
      正因授予“天策上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所以。世民刚刚得到此衔,便信心百倍、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另一领域内的攻势:在秦府开设文学馆,设学士以收天下文人。
      《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时东都虽克,然山东未平,身为数十万唐军主帅的李世民戎机政务繁忙,这时却急着“讨论经义”,而且学习热情很高,“或至夜分而罢”,十分刻苦用功。初看此举大不合情势,但结合世民夺嫡活动来考察,却发现这是他大造舆论的一招商棋,至少有以下几个意图和作用。
      第一,重塑秦王形象。此举意在向世人表明,世民并非只是一介武夫。他不仅军功盖世,而且不乏文采风流,为做一个合格的皇储而在戎马倥偬的间隙中研习经籍,争分夺秒地完善自己。
      第二,说明秦王礼贤下士。特设学士以广招人才收揽人心。更广泛地吸引文入学士,改变关中本位政策,拓宽李唐统治基础。扩大世民的政治实力和影响,使他在与建成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占据优势。
      第三,以精通文史的文人学士作为军政顾问,探讨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为秦王的军事、政治斗争_服务。“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醉翁之意不在酒,开文学馆的目的不是批阅文典,专意著述,他们讨论经义的目的是探讨政治斗争的策略。所以不难看出,秦府文学馆是世民提前搭建的御前顾问班子。治理国家的政策研究室,秦王研习政务的太子预备学校,争夺储位的智囊团。
      第四。从舆论上、心理上压倒建成,意在先声夺人地向世人表明,秦府不仅是当今最高军事指挥部,也是政治、文化和人才中心,秦王将得天下。秦府文学馆的性质和它不同寻常的蕴意。当时在朝廷上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尤其是身为太子的建成,深切领会了此举的用意和对自己的巨大威胁,故“甚恶之”。李世民此举在册立“天策上将”后,如此迫不及待又如此张扬,不难推断。这一行动与高祖的意向和某些暗示有关。

      (三)“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一职说明了什么
      比“天策上将”更能说明高祖意向的是武德五年授予世民的另一职位,此职从不为史家注意,但它却比“天策上将”更特殊、更要害、更能说明高祖易储的意向。
      武德五年三月,世民击败刘黑闼,世民除与建成共击突厥外,别无大的战事,加“天策上将”仅一年,十月。又加“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从册立制文看,秦王是文武全才,不仅军事上“廓清天下”,而且政治方面也“政术有闻”,所以要让他“总摄戎机”、“以示褒宠”。
      那么,“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到底是怎样~个职务,为什么说这一职务的授予明确地透露出高祖易储的意向}以下试说明之:
      第一,唐承隋制。中央设十二卫以统府兵。唐初禁军除太原元从三万外,其余为关内诸府番上之府兵。府兵于禁苑分置左右屯营,由皇帝命将分掌,称左右屯营将军;营兵分番于京师诸门诸殿守卫,由十二卫大将军分掌宿卫事务;大朝会和皇帝出行,大将军还要担任由本卫卫士组成的仪仗队的领队。遇有战事,皇帝派大将军领兵出征,府兵又是野战主 [ 2 ] [ 3 ] [ 4 ] 力。十二卫大将军正三品,与东宫、天策府一样,直属皇帝,其他人无权指挥。李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使他成了全国府兵最高统帅和京师禁军最高司令,这些权力通常都只属于皇帝。
      第二,除皇帝外,有资格作为禁军最高统帅的只有皇太子。即使太子亦需皇帝以特殊的方式授权,此权即使授予太子亦属殊荣。标志皇上对太子的信任和太子地位已确定不移、皇帝有意让太子监国、实习政务等。一般人臣即使权位再重也不得掌有此权、据有此位。太宗以后两代太子被授此权的事实可为旁证: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四月丙戌(初七),诏皇太子典左右屯营兵。《全唐文》卷七:太宗“命皇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诏”“……兼统禁旅,实允旧章。宜知左右屯营兵马事。其大将军以下并受处分。”“兼统禁旅”就是统领左右十二卫屯营,皇太子李治被授此权的权限是指挥十二卫大将军以下的将领,比李世民当年权小,原因可能有二:晋王初立,资历浅薄,十二卫大将军威望甚高,李治即位前不得指挥。以示对大将军的尊崇:太子懦弱,最高军权不得贸然授予,以防不法之徒挟持太子以行反逆。另一例是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六月庚子(二十日)诛除诸韦后,是日,以李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丁未(二十七日),立隆基为太子。由于禁军的发展变化,“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就是统领禁军的意思,而李隆基的情况也正好说明此职的授予是册立太子的前兆。前引“皇太子知左右屯营兵马事诏”所言“实允旧章”,也说明先例如此皇太子得居此位。唐代前期见于记载有权总领禁军的人臣只有过李世民、李治和李隆基三人。
      第三,太子无兵权而秦王总戎机,高祖鲍非高兴昏头和心血来潮,此一职位的用意十分明显,新太子呼之欲出。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和巨大影响可从另一事件得到印证:武德五年十月甲子(十六)授秦王“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十一月,太子建成就在府属王劝说下申请出讨刘黑闼并获高祖首肯。此一举动说明,不管建成此前是否愿意承认。现在他都从世民这一职务看出了高祖的明确用意,感到了对太子地位的巨大威胁。惶恐不安的建成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以挽救声誉的颓势和摇摇欲坠的皇储地位。
      第四。此一职位的重要性,从事变当日世民伏兵计划得以实现亦可得到证明。“玄武门之变”发生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当时全国政局已相当稳定,朝廷典章制度也早已完备健全,伏兵禁阙袭杀太子得以成功,此事影响非同寻常。旧史叙当日事变,“至临湖殿觉变”一语至为隐晦含糊也至关紧要,疑点甚多。什么变化竟然吓得太子和齐王掉头便逃、拔马东归?推想“觉变”有以下可能:1、发现临湖殿一带已戒严,增加了大量卫士。2、看见世民等人全副戎装杀气腾腾迎面扑来(世民追杀建成,一箭毙命,可见双方距离很近,所以,第二种可能性更大)。果如此,那么可以追问:
      首先,唐初宿卫制度,十二卫将军与卫士宿直番次是事先排定,不得擅改擅代;卫士和十二卫将军均有门籍(通行证),皇城、宫城诸门均有左右监门卫勘验门籍。非当番卫士不得擅入。若世民非禁军统帅,伏兵何得人禁门?即使买通十二卫之守门将军,左右监门卫也并不是世民之下属,且不能事先算定谁当番谁宿直能通过(玄武门事变前虽然双方都剑拔弩张,随时有动武的可能,但具体哪天会因何事引爆炸药桶,双方并不清楚,故不得精确推算哪天谁当值、好动手,事变导火线是天象预言,世民被动应战。毫无选择余地,当晚连夜布置,第二天一大早伏兵,要临时更换门将已不可能)。
      其次府兵卫士当番宿直的着装和携带武器都有明确规定,伏兵即使有门籍都不得全副戎装而入(建成中箭,立刻毙命应未着甲;世民马逸,被树枝挂倒不起,如此不灵便,定因着甲之故;尉迟敬德也是“擐甲持矛”)。世民等人如此装束入禁门,若无正当理由,应属谋反大罪,只买通十二卫守门将军和监门卫将军都不行,府兵卫士出于对自身身家性命的考虑都不敢擅从。或者甚至还有反戈的可能。
      再次,尉迟敬德在世民马逸后率七十余骑往救,这七十人是卫士还是秦府兵?若是卫士,尉迟敬德何得率领、卫士怎会擅从并追杀太子、齐王。甘冒谋反诛灭之罪?况所率乃七十余骑而非区区数人?玄武门卫士在情况不明时观望不前,说明北门卫士并非世民同盟,也不敢擅从;尉迟敬德所率七十人何敢擅从?若七十入是秦府兵。若世民非禁军统帅,他们怎得人禁门}最后,如果临湖殿戒严增兵为卫士,亦需皇上降旨;如果是世民矫诏,北门卫士不会观望。可见无诏:无诏调动,显系利用“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一职动用禁军或以秦府兵人宫戒严。
      从以上分析可知,高祖在武德四五两年确有易储动机并巳见诸行动。而且这些行动的用意已为建成、世民所察知。
      二、高祖意向的改变
      既然武德四五两年世民的职位已有预备太子的迹象,如果顺利,武德六年高祖理应做出易储决定,但六年却无音信;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杨文干举兵。高祖又私许世民改立,事变平息后又无消息;武德八年(公元625年),高祖乃对世民诉说苦衷。谓建成立久不忍废,亦不忍伤害自家骨肉。抚慰世民,允往洛阳建天子旌旗,效梁孝王故事(此事可反证高祖确曾私许废长立贤,否则,不会如此迁就。无前许,世民就无信心和希望,就不得一味执意求取而且尽人皆知。建成无罪不能废,功劳再大都只能是臣,绝无妄求嫡位之理。妄求即是罪)。那么。高祖改变易储的主意是在何时?导致他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高祖改意的时间,据《旧唐书》卷六十三《萧禹传》,是武德六年(公元623年)以后:“太宗又曰:‘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而不之定也。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新书卷101《萧传》略同)为什么商袒会在武德六年以后对易储一事产生犹豫呢?细察史料,似有以下原因:
      第一,武德五年建成统军征讨刘黑阔,平定山东,后又安定河北,此一紧急行动对挽救建成太子地位影响至巨。建成赴河北后,采纳魏征建议,改用宽大政策,释放全部俘虏,瓦解义军军心,使其不战自溃。世民在军事上战胜过刘黑闼却未从根本上稳定河北,建成此举却获得了成功。两相比较,建成比世民更高一筹。平定山东,稳定河北这一手确实十分精彩,它说明,建成并非无能,此前他之无功是因他未当主帅,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一次成功大大地改变了高祖的看法,使他看到了建成的政治才能,所以犹豫起来。
      第二,后宫卷入皇储之争,“洛阳金宝”案被揭露窦后早逝,高祖晚年多内宠,后宫明争暗斗,卷入皇储之争。“时高祖晚生诸王,诸母擅宠,椒房亲戚并分事宫府。兢求恩惠。”(此一状况再次反证高祖确曾有过废嫡之意,否则,只有太子才是储君,才是靠山,后宫外戚怎会“分事宫府”,进行政治投机)旧史多说建成勾结后宫,却不见世民拉拢内宠的记载,而且还一再为他申辩洗白,称其因绝少参请和拒绝索贿求官而开罪于妃嫒,许多史家沿袭此说,上了一个大当。事实上,在这场皇储之争中,后宫分成了两派而不是只有一派,除了人所共 [ 1 ] [ 3 ] [ 4 ] 知的尹德妃、张婕好。还有以前从未为人察知的一派:宇文士及兄妹。字文士及是六月九日事变的主要预谋者之一,又是当日高祖最高顾问班子中成员。对这样重要的人物有必要做一仔细清查。由此便牵出了后宫中一个重要入物:字文昭仪。由宇文昭仪这条线索,可对世民在后宫中的动作有一大致了解。事实证明,世民并非如旧史所说那么光明磊落。
      关于士及兄妹与世民的关系,从以下史料可得到一些线索。《旧唐书》卷六十下《宇文士及传》:“……时士及妹为昭仪有宠,(士及)由是渐见亲待……从太宗平宋金刚……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又从平王世充、窦建德……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新书卷100本传略同)《旧唐书》卷六十四《高祖二十二子传》:十一子韩王元嘉,母宇文昭仪,“早有宠于高祖,高祖初即位,便欲立为皇后周辞不受。”(新书卷79《高祖诸子传》略同)既然宇文昭仪早有宠于高祖,且为诸妃之首,宇文士及又跟随世民征战多年,世民有意于储位之后,以其聪明多智。自不会放过宇文昭仪这棵大树不抱:士及为秦王府属,又是心腹,亦不会不知世民夺嫡心意。事变事实也证明,士及是秦府死党。那么,可以推知,士及曾利用其妹在后宫中的地位对高祖施加影响,说动高祖改立世民为太子。世民对后宫和建成的动静那么清楚,如尹、张等四妃为杨文干举兵事替太子求情、事变前张婕妤将世民表意驰告建成等,消息那么迅速准确,后宫无内线岂能办到?其通风报信人不难推知是谁。可以说,高祖易储的意向和世民在武德四五两年政治地位的扶摇直上,除了他本人的实力外,应与后宫宇文昭仪的努力分不开,首先拉拢后官的是有益于储位的世民而非建成。建成为嫡,是法定太子,在储位受到威胁之前,不会主动结交后宫以为党援。既然武德初年高祖最宠爱宇文昭仪,而《旧唐书》卷六十四《隐太子传》却说:“建成、元吉外结小人内连嬖幸,高祖所宠张婕好、尹德妃与之淫乱”。《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传》也说“张婕好、尹德妃最幸”(事变前张婕好将世民表意驰告建成,说明随时均在帝侧。了解重大机密,确是得宠之人),那么可以推知,宇文昭仪后来的地位下降或宠爱被人分割了,新宠就是尹、张二人。既然争宠势不两立,既然宇文昭仪投靠世民而世民又与二妃不协,尹、张二人当然就要针锋相对扶持建成:而建成在储位受到威胁后,当然也不甘落后,也要拉拢后宫为自己服务,此不难推知。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打消易储念头,或许就与尹、张二妃有关,世民对二妃十分痛恨,足见两人确实对他夺嫡造成了很大障碍。二妃对世民夺嫡活动的最大破坏,可能是对世民平定洛阳后,动用国库金宝遍树私惠一事的揭露。旧史记载此事较为隐晦曲折(《新唐书》卷七十九《隐太子传》武德七年),“帝幸仁智宫,秦王、元吉从。建成谓元吉曰:‘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旧唐书》卷六十四《巢刺王传》武德九年),“元吉因密请加害太宗,高祖日:‘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元吉日:‘秦王常违诏敕。初平东都之日,偃蹇顾望,不急还京;分散钱帛,以树私惠。违戾如此,岂非反逆?”’(新书卷七十九略同)
      从以上所引可见,在杨文干举兵前,建成已对世民洛阳金宝树私一事有所风闻,并告知了元吉,只是语气尚属推测,或因尚无证据之故:而武德九年元吉之语气则至为肯定,且是在找不到杀头理由时作为反逆罪证提出(以树私惠为罪证都不提“执意夺嫡。妄干大位”之罪,此事又一次反证世民求取储位是有所凭据),按理应有确凿证据并早已为高祖所知。推测此事是在杨文干兴兵事被告发,建成情况十分危急。尹、张等四妃为建成求情时被四妃捅出(如果不是十分有力的证据。不能说动高祖不治建成之罪并打消改立太子的念头)。世民告杨文干聚兵事连太子,开启了兄弟相告之先例,而元吉在建成势危时,也利用后宫揭露世民私自动用国库金宝以树私惠一事来挽救建成。“洛阳金宝树私”一事,虽然是借建成、元吉诽谤世民之口说出。但有事实可以旁证此事应为不虚。《旧唐书》卷六十三《封伦传》:“以建成、元吉故,(伦)数进忠款,太宗以为至诚,前后赏赐以万计。”(新书卷一百略同)《旧唐书》卷六十九《张亮传》:“会建成、元吉将起难,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一朝有变,将出保之。遣亮之洛阳,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阴引山东豪强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新书卷94略同)
      以上两例说明,世民确曾利用专制方面之便,动用国库金宝为夺嫡服务。亦可旁证遍贿后宫一事属实。如此工于心计求取储位,确非太平天子所应有的品质。此事被揭露,高祖乃警觉(对此事进行证实的或许还有封伦,他曾是秦王府属,又深得高祖信赖倚重,他的话高祖更易相信)。故此事应是导致高祖改变易储初衷的原因之一,亦可视为世民夺嫡活动的重大转折。
      第三,使高祖最后下决心的理由是:无罪易储不祥“立嫡以长,礼之正也”并非高祖并不懂这个道理。建成为长,立之已久,更兼无罪,一旦而废,必不服人,他以太子名分亦能号召天下。武德七年杨文干举兵一事就为高祖敲响了警钟。杨文干举兵事连太子,许多史家以为不合理,因而怀疑其真实性。就一般思路而言,建成已有法定地位,又有后宫支持,大可不必举兵弄巧成拙:而高祖对此事的处理又那么马虎,更不像此事与他有关。但事实是,武德五年建成就已对自己摇摇欲坠的皇储地位十分惶恐了(请兵出讨刘黑闼就是证明),此其一涟结后宫之事,照前所分析,应是世民在建成之先,虽然建成有尹、张二妃支持。世民也有宇文昭仪为援,且秦王功高,行为方面无不良记载,不像建成有不检点之处,加上高祖武德四五两年的态度,可以推知,建成在外谋求支持、兴兵自保极有可能。但杨文干起事显系被逼仓促,并非本意要在当年谋反。从史料看,此事败露是因聚兵不密,被秦府探知告发,听说建成被拘,杨文干乃仓促举兵以示声援。正是此次兵变使高祖清楚意识到,建成不愿放弃储位,并将为此拼死力争而导致国家政局动荡。“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高祖深知此事的严重性,非如世民所说“但须遣一将耳”那么简单。仁厚如建成亦有此举,大出高袒意料,也使他深感事情棘手。此事使高祖头脑顿然清醒,加上后富四妃和封伦等人说情(可能捅出了世民金宝树私一事。说明建成在外聚兵是因世民夺嫡挤逼太甚之故等等),高袒易储之意顿改。唯一的办法是维持原状,安抚世民,努力使李氏骨肉和睦,避免政治动荡。所以对此事的处理就很马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处理几个怂恿多事的下属,责以兄弟不和。算是警告双方。尽量平息纠纷,淡化事情的影响,高祖在武德七八两年均是这种思维方式,想以和稀泥的办法化解皇储之争。从以上分析可见。导致高袒在武德六年以后改变易储初衷的主要是三件事:
      一、建成平定山东、稳定河北所表现出的政治才干。使高祖对他刮目相看。
      二、“洛阳金宝树私”案被揭露。世民在高祖心中地位一落千丈,形势开始逆转。
      三、杨文干兵变使高祖意识到无罪废嫡的严重影响。世 [ 1 ] [ 2 ] [ 4 ] 民兄弟关系,武德六年以后从暗中较劲变为撕破脸皮公开敌对,导致形势急剧变化的是秦府状告杨文干聚兵事连太子,此事使双方矛盾公开化并且升级。

      三、“玄武门之变”是皇储之争的必然结果

      虽然武德七年高祖已决意不易储,亦已确知建成、世民兄弟嫌隙已深,但仍无意加害世民。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乃明示世民,因“建成立久不忍废”,改立之事已不可能:同时做出让步,令世民之洛建天子旌旗(之洛事被元吉议阻后,十一月。改加世民中书令以示抚慰)。
      高祖本意希望世民若孝顺,应体谅乃父苦衷。放弃夺嫡之念,自损收敛以避祸;但世民长期经营夺嫡,至此已欲罢不能,在确知依靠高袒改立无望后。乃决意除掉建成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世民对名声、人望的看重,走这一步肯定有过较长时间激烈的思想斗争。建成是法定储君。武力夺嫡乃属谋反大罪,即使顺利得手,今后亦须面对天下担当不忠不孝的骂名,如果稍有差错事情不谐,更会自取灭顶之灾,半生征战之功将完全付诸东流,甚至合家不保(事成后世民投入高祖怀中吸乳恸哭绝非做作。乃是艰苦卓绝的身心之战后对满心委屈无奈和百倍紧张惊恐的发泄。也是希望得到高祖对杀兄逼父不得已之举的谅解)。对此一极端不得已之举动。秦府最高智囊团进行过反复论证,最终世民决定武力夺嫡,于是开始了组织敢死队(800勇士)和派兵经营洛阳以为退身之所的行动。
      张亮之洛惊动了东宫,元吉告发后,虽无实证无法定,却导致了高祖对世民的疏远和剥夺兵权(派元吉出征突厥)、调离部属(令房玄龄、杜如晦离开秦府)等一系列措施。所以,张亮之洛是武德九年父子兄弟关系急剧恶化、形势骤然紧张、夺嫡走向武装冲突的转折点。旧史叙张亮之洛一事,较多掩饰,集中叙述事变过程的新、旧书《隐太子传》和《巢刺王传》均不载,只在《张亮传》中存其事,但又不提之洛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系此事于武德八年高祖令世民之洛建天子旌旗之前,甚不合理。
      据理言之,张亮之洛可能是在世民加中书令之后,因为:千余人部队行动,必得合法口实,否则将为谋反罪证:正因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反迹不显,张亮又不承认,没有真凭实据,所以高祖无法定罪。据理推知,此事是秦王加中书令后假公济私在制敕上做了手脚(此前温大雅镇洛即是世民上表奏请获准,有正当理由;事变前夕屈突通镇洛亦当属此)。此其一次;其=次由于唐初高祖对三子十分倚重,加之战争时期为应付非常,建成等三子常有“便宜从事”、“管内得专处分”等权力,有时甚至“皇太子及秦、齐二王教与诏敕并行,百姓惶惑,莫知准的”,唐初要瞒着高祖找个借口积聚私兵很方便;全国基本统一后,秦、齐二王都身居高位。手握大权,武德八年十一月世民加中书令、元吉加侍中后,要找个借口在敕令上做点手脚并不难。
      此一期中央高位权力亦有可述之处。从宇文士及职位的变动,可见对侍中一职的争夺,或许正与这一类政治斗争有关。据《新唐书・高祖本纪》。武德七年十二月,太子詹事裴矩杈检校侍中;武德八年十一月,裴矩罢判黄门侍郎,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权检校侍中:同月,加秦王中书令,元吉侍中。当此武德九年事变前中央三省权力可见,尚书省:世民为令,萧、裴寂副之;中书省:世民为令,封伦、杨恭仁副之;门下省:元吉为侍中,宇文士及副之。世民身兼两省长官,在宇文士及检校侍中之前,重点争夺唯有门下;宇文士及取代裴矩后,三省皆为通途。元吉虽在门下威有牵制之意,但有宇文士及从中斡旋,自然挡不住秦王的奏表。
      推想元吉告发张亮之洛一事,或许就是因为身为侍中发现了些许行迹之故。对张亮之洛一事的处理。亦可反证杨文千举兵事连太子一事确为事实,都是不了了之。因为兄弟相伺相告,虽然当事人双方心中明白,但终无实据,高祖无法定罪;更重要的是,高祖是老练的政治家,深知政治的残酷性,为了不招致骨肉相残,宁可妥协和等待。有人指责高祖“若木偶尸位于其上”,以他当时处境,除了和解和等待,实难有所作为。
      武德九年之局面,高祖、建成和世民三方均成骑虎之势,非流血不能解决,即使世民不先发难,建成、元吉亦会动手。试看当时各方处境:高祖方面:建成无罪不能废:建成立,元吉和后官妃媛得保全;世民有定国之功,部下众多,人望甚高,又曾私许改立,杀之理亏,将招大祸:建成方面:世民功高难为人下,执意夺嫡嫌隙已深,不除之,终为祸患;兵备已严,不得不发;世民方面:多年经营夺嫡,与兄弟已为仇雠,事势已成。欲罢不能;高袒猜忌日甚,不先发制人,性命难保。正因三方处境如此所以高祖难有作为:正因张亮之洛的意图被察觉,建成、元吉亦决心诉诸武力并加紧挤逼世民;世民被逼已无退路,更兼天象预言于己不利,乃不得不孤注一掷以求生存。所以,流血事变在所难免。 [ 1 ] [ 2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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