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演员出身，1972年“文革”后期下放在五七干校时，却并非情愿地粉墨登台，唱了几场花鼓戏，甚至被称作“老艺人”了。 县五七干校距县城20公里，是个小农场，我当时的身份是“摘帽右派”。每日荷锄种蔬菜和西瓜。一天，干校的政委把我叫去，说:“省里要搞戏剧会演，我们地区先搞一次会演选拔节目，我县干校也要参加，你给编一个剧本吧!”这个任务是难以拒绝的，否则，就会招来一顶“拒绝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加上编剧本可以不干农活，我就答应了。于是，我费时半月，勉为其难地编了一个三幕剧，内容是写一个医生为农民治好疑难病的故事，由干校业余剧团排演，演员是下放干部和知青，乐队是县剧团乐队下放人员，内行甚多。
不料，彩排时出了麻烦，饰演医生的是个下放教师，随他下来的妻子，因丧女之痛，精神很不正常。彩排时，她在礼堂观看，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了装在舞台上和一个年轻女护士有说有笑，还一同到深山密林中去采草药……她便怒不可遏顺手摸了一根扁担冲上台去，要打那个扮演护士的女知青，一时台上大乱。政委对她百般解释，她听不进，坚持不准丈夫和别人鬼混，令人哭笑不得，政委大声念语录也莫奈何。
次日，政委又找到我，说:“过两天干校集训七百多名干部，报到后开晚会，要演你编的戏。演医生的不敢演了，他老婆扛扁担打人，你来演吧!”我惊出一身冷汗，说:“我不会演，我是搞文学编辑的。”他笑笑，说:“你不是文联的吗?文学与艺术是联合的，你怎么不会演戏?”我说当真不会。他板起脸了:“不会可以边干边学，实践出真知嘛!上了台，不慌张，能张口就行了。”我仍拒绝，说只有两天了，我背台词还来不及呀!他说:你自己编的戏，还要背什么台词?哄我们大老粗啵?上了台，边演边编词就行了。怎么?是不是瞧不起贫下中农，不愿意为他们服务?
这真是秀才遇了兵，有理讲不清了。他又乐呵呵地说:党对知识分子要改造、利用，你晓得不?好吧，就这样，演好了，就说明你改造好了。
政委出身苦，读书不多，语录却能背半本，人倒是善良的，有时“左”一点，但左得不残忍。他抓着骡子当马骑，我若是再抗拒，他会想不通，只好又勉为其难了。
回到茅棚里，我很着急，几百干部来看戏，演砸了，闹笑话，政委会以为我有意刁难，给他过不去，他也可能整人。一同下放的朋友也脸上无光，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天，阳光温暖，是冬天难得的好天气，我独自一人来到干校附过的田野里。麦子早已收割，还留下尺多长的麦秸，田中有个沤肥的坑，有一米深，原来堆积过干粪，挖空了，是个秘密场所。我跳进深坑，集中精力背台词，一边设计动作，还不时唱上几句，不觉进了戏，手舞足蹈起来。这时，有个牧童赶着一头水牛到田里吃草，他低头默默地走着，走近深坑，猛地发现有人在里面又唱又舞，吓了一跳，以为白日撞了鬼，或是遇上了疯子，吓得大叫一声，丢下牛落荒而逃。晚上，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带两个民兵去找牛，来干校汇报情况，讲得眉飞色舞，活灵活现。干校疑为“阶级斗争新动向”，闹了半夜，才查明是我在深坑里准备演出，便一笑了之。
第三天，正式演出，台下坐满了县里的干部，后面站着附近的农民，嗡嗡地谈话，赶圩一样，台上灯光、布景一应俱全。我演医生，手上有个小道具――病历夹，我早就把重要的台词抄在上面，边演边看看，不会忘词，医生看病历夹又合理合法，倒也天衣无缝，观众居然被蒙过去了。饰医生无须特殊服装，我那天穿了一条卡叽布长裤，是我的老伴亲手缝制。老伴平日勤俭朴素，为了节省布料，她把裤子裁小了点，穿在身上嫌紧。剧中有个情节:医生和护士上山采药，爬高山，钻密林，其中有一个跳过深涧的大动作。当时锣鼓点子一响，我纵身一跳，“咔嚓”一声，裤裆撕开一道口子。我当时出了戏，心想:糟了，走南闯北，没想到在这个小县里翻了船，可千万不能出洋相。我情急智生，仍不动声色地演下去，只不过尽可能不面向观众，而是侧身表演，台步也不起大步，居然演完全剧，没有露马脚，掌声似乎也热烈。
事后，观众评议，说:“那个医生演得好，像个刚刚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他走路时侧身细步，夹起尾巴做人，谨小慎微之态可掬，真演得恰如其分呵。”政委见到我，哈哈大笑，说:“昨天你演得最好，晓得你不老实，藏头露尾，原来还是个老艺人呵。”
我没有回答，只是苦笑……
半月后，该剧参加会演，获奖。我也调离干校，安排在县文化馆，辅导业余文艺创作。
(邸道敏摘自1998年5月11日《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