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意象:胡同(小标题)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在儿时的记忆中,鸟儿寄居在灰瓦铺就的屋檐下,那青砖砌成的四合院,虽有些陈旧,却因院内的花树,连通的檐廊而增加了许多乐趣,走出黑漆的大门即来到由青砖及在绿树中若隐若现的檐口、山花组成的街道――胡同。
每个胡同都有自己的名字,有些名字很有趣,比如:米市胡同、金鱼胡同、帽儿胡同……这些胡同名称由来已久,其背后有它自己的故事。
胡同大多三、五米宽,笔直的,如中国象棋的棋盘,横平竖直,少有斜道,无论怎样走也不会迷失方向。
胡同两边的墙是一进进的四合院,每个院子大多住有几户人家,出门玩时,把门一带,不必锁门,院子里总有亲如一家的邻居们帮忙照看,邻居的奶奶买了蜂窝煤,大家总是一块帮着码到院内。闲时院内总有串门来的大爷大妈,到了晚间,胡同的路灯下,不分老幼,打牌的、下棋的、支着的、围作一团,好不热闹。胡同里车很少,孩子们总是在街道上玩滚圈、弹球,每到休息日,由大人们骑车带着,穿过一条条胡同,来到高高的皇城根下,碧绿的河水,清爽的凉风,登上景山,放眼望去:金色的瓦顶,在成片的灰瓦的拥簇下格外辉煌,在朦朦中我似乎
能看到在那一片片的院落中的家。
今日的北京(小标题)
今天的北京可谓日新月异,据说每月都有新的城市交通图出版,即使是“老北京”,也常会出门走错路。北京城尤如“摊大饼”式的膨胀,二环不够用,修三环修四环,还要再修五环和六环,数不清的立交桥,可是刚修好的环路仍然在重复着堵车的主题。
许多四合院、胡同在拓宽马路与危改中成片地消失,取而代之是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北京的夏天越来越热,人越来越多;到处是穿梭的汽车;人们疲于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奔波;住在楼里的人们互不相识,一道道的铁门,使我们尤如生活在笼中;“远亲不如近邻”已是过去的故事,我记忆中的老屋早已不在,儿时的北京意象亦已模糊、久远。
北京城区正在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同世界许多其它大城市一样,人们生活在污染的空气与噪声之中,生活在从一个“空中牢笼”到另一“牢笼”的奔波之中,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快速交通而形成的庞大的城市尺度,在必然中改变着原有的城市结构,北京正在失去它特有的地域性特征。
北京地域性特征保护之我见(小标题)
城市的地域性特征要通过城市意象来表达,城市意象有一系列实质性内容,包括城市通道、城市边缘、城市区域、城市节点、城市地标。我认为北京的地域性特征主要表现在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积淀及令人瞩目的政治地位。城市的建筑空间是这一特征的具体诠释,具体地说:皇城及与皇室有关的建筑、民居、近代及现代作为政治城市而兴建的建筑及城市广场(如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各部委办公楼等)。围绕皇城以聚落结构存在的民居是城市空间的主要形态,成片的民居是实体,连结其间的胡同、街道、园林构成了空间,它们按一定秩序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典型的城市构架。
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来看,北京城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建国初对北京城墙、城门、牌楼的拆除、使古都的城市节点和标志十去七八,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北京城由于政治经济的需要,又进入了一个大发展阶段,城市设施、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提高,成片的危改,拓宽道路,修建立体化交通,建筑形态丰富多样,高度越来越高,密度也越来越大。城市管理虽然对建筑物的高度、色彩做出了保护性规定,最终的实施成果却是收效甚微。沿长安街两侧新建的建筑,几乎无不以地标式建筑的姿态矗立其间,成片的民居被拆除,北京古城的灰色城市色彩基调亦随之消失,原本雄伟、巨大的皇城,“被淹没在参差不齐、杂乱无章的楼海之中”。民居的聚落形态被破坏,传统的城市骨架几近消失。
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城市空间的地方性特征,那就是一座没有吸引力的城市和文化贫乏的城市,北京城的特征不是依赖单个元素,采用单纯的装饰(如在高层建筑上加建大屋顶,斗�)来形成的,它是通过由成片的民居及用胡同编织的“网”,对皇城建筑的衬托来表现的,如果这种图底关系产生质的变化,城市的构架、城市的地域性即随之消失。
城市的结构与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的载体与外在的表象,是时间不断积淀的成果。对城市地域性的保护与重塑如果脱离时代的需求,将是舍本求末,最终的结果是低效率的占用许多优质资源,无法被城市管理者、投资人以及生活其中的市民所接受;如果采用封存式的保护则会剥夺其适应现代环境的能力,反而加速传统文化的衰退。
城市的发展需要更新,就如同人的肌体出现了问题,是采取外科手术般切除的治疗还是通过保健预防与中西医结合以焕发肌体自身的调节与更新呢?原有的城市肌理需要新陈代谢般的变化与发展才能适应不断进步的现代社会,只有成片的保留历史区域,将新区建设与保护原有文化肌理相结合,从整体把握、综合考虑留下有用的、剥离无用的,更新旧有设施,改善城市环境,进行修复与部分重建相结合,控制城市无休止的膨胀,更加关心城市内在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的关怀,将新建筑与已有的环境有机融合,在保护中发展,在重塑中更新,才能使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新时期焕发新的活力,创造更为灿烂的地域文化。(责编:孙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