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尤克脸涨得通红，觉得浑身不自在。为什么老师总是盯着他?她的嘴唇还似乎不满意地蠕动着。 托尼才10岁，非常崇拜他的老师汉森太太，一个脸上总是挂着宁静微笑的身材修长的妇女。有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她抚摸着他的头，告诉他，他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需稍微想一想。托尼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结果。从那时起，取悦于她成了他生活中重要的事。现在，出了什么事?他什么地方做错了?
放学后，托尼心事重重地在街上��着。他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停下来，打量着自己:带补钉的衣服，露脚趾的网球鞋。这不是他的错，这是1932年冬，整个美国都处于大萧条之中。
托尼的父亲生于乌克兰，原来在一家钢铁厂工作，由于大萧条而被暂时解雇了。托尼的母亲为人家糊墙纸，1个房间1美元，这成了6口之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第二天中午，托尼正准备回家吃午饭，汉森太太突然出现在他身边。“跟我来，托尼，”她命令道。托尼的心一沉，心想可能是要叫我去校长办公室。
汉森太太走上大学街，街上有一家旧货店。她走了进去，托尼跟在后面。“坐下”，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托尼说。托尼坐了下来。
“你能找一双适合这个男孩穿的旧鞋吗?”她问。店员让托尼脱下他那双网球鞋，量了量他的脚，然后很抱歉地说他们没有合适的鞋。“那就要一双黑色的长统袜。”汉森太太说着把手伸进了钱包。托尼忧郁地低下头，看了看伸在鞋外的脚趾。
走出旧货店，托尼本想回学校，可是汉森太太一句话也不说就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托尼不得不跟在后面。他们进了一家百货店。这次店员拿出了一双崭新的黑色高帮皮鞋，汉森太太笑着点点头。托尼瞥了一眼付款单――那是一笔他从未看到过的大数目。他们拿着鞋盒子进了一家饮食店，汉森太太给自己要了一块三明治，给托尼买了一碗汤。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切，托尼对自己说。回到学校，他坐在衣帽室的地板上，换上了他的新袜子和新鞋子。
不久，学校被迫关闭了。学生和教师们各奔他乡。托尼还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他的老师表示谢意，他敬爱的老师就离开了学校。
后来，托尼以优异的成绩高中毕业，在关岛的海军陆战队服役，获得柴心勋章。再以后，他成了一名工程师，先在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工作，随后去了柏林村北方公司。他结了婚，有4个孩子。他还建立了一个义务献血组织，并连续26年在学校和医院里义务演出。
1970年，托尼患大面积心绞痛。躺在病床上，他又想起了他的老师。他想知道他的老师是否还活着，住在哪儿。他知道他还有一桩心事没办完。
1984年8月，托尼・尤克，已经62岁了，并是3个孩子的祖父，给明尼波里教师退休基金会写了封信。几天后，汉森太太的女儿给他回了电话。她说，她就住在附近，她的母亲早在15年前就退休了，现移居南加利福尼亚。
“Hello”，他立刻听出了他老师的声音。
“汉森太太，我是托尼，托尼・尤克。”他觉得他声音颤抖，简直说不出话来。
当他解释完他打这个电话的原因之后，汉森太太说:“托尼，很抱歉，我记不得你了。我接触过的贫困的孩子太多了。”
“没关系”，他安慰她。他告诉她，说他准备飞往加利福尼亚去与她共进晚餐。
“噢，托尼，那开销太大了。”汉森太太说。
“我不在乎。我想这么做。”托尼说。
9月28日，托尼飞往圣地哥。在那里他租了辆小车，买了一束玫瑰花，沿着海岸线行进，最终找到了汉森太太的家。84岁的汉森太太穿着盛装在门口迎接了他。她的白发刚刚烫过，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彩。托尼奔过去扶着她的双臂，轻轻地吻了她。“噢，托尼”，汉森太太兴奋地说，“玫瑰是我最喜欢的花。”
托尼戴着汉森夫妇到了乡村俱乐部，在那里他们追忆着50年前的往事。托尼讲述了怎样收集血液和在学校和医院里为孩子们演出。“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托尼说，“我常常想起你和你买的鞋子。看，是你决定了我的一生。”
几个星期后，托尼收到了汉森太太寄来的一张精美的名信片，上面有她的手书:在我的一生中，我收到过很多从前的学生寄来的贺词和感谢信。但这次与你相聚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王立萍孔祥英摘自《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