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先生，虚岁八十了，无论言谈话语，举手投足，真不像，说六十，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先生生于浙江温州，这些年来温州以经商闻名于世。先生虽然隔三差五地回故乡看看，却没有沾染上丝毫商人气息，依然跃动着一颗赤子之心，甘于清苦寂寞，痴恋着文学。
先生清楚地记得，抗战初年他离开故乡，参加新四军，在剧团里宣传抗日，由此以为自己该走戏剧这条路。1950年，创作出话剧《祖国在召唤》，反映抗美援朝生活的。这是先生第一篇文学作品，籍此调入北京人艺任编剧，旋即又调北京文联创联部工作，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终于成为专业作家，直至今天。所以，他的生活天地，一是故乡，一是北京。故乡是童年的记忆了，而北京却是他生活、工作、娶妻生子、事业有成之地。当然，也未能逃脱历次运动与幸免十年浩劫，所庆幸者，先生未被打成右派未做阶下之囚，只是在“文革”中，文联撤销，谢富治搞所谓干部插队，他被下放郊区劳动，其地点恰是我的家乡平谷。以此论来，我与林老称得上半个老乡了。先生回顾山里劳动情景，七二年大旱，百年不遇，挑水点种，山坡地，石厚土薄，水倒下去立马就渗没了。抗旱劳累，身体又不好，公社负责同志照顾他，要他到公社编快报稿子。他微笑着说：“公社干部村干部对我不错，不把我当黑帮看待。”言语间，一种感激、欣慰与知足。后来索性回城休养了，及至近三十年后，在北京见到我，对平谷还是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一个人有自知之明很不容易。最初先生想搞戏剧，搞着搞着，就觉得自己秉性不合此道，慢慢改写了小说，而且主要是短篇小说。真正形成自己的风格与特点，并产生广泛影响，终成一代大家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所写的“矮凳桥系列”和“十年十癔系列”，这都是六十岁以后的作品。其创作高峰不应在晚年，怎奈中年不能写，一去不复返的宝贵年华被“浩劫”了。这些作品，题材多农村生活或知识分子心态。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就是人，人的价值。知识分子生活，自然取自京城；而农村生活，一是取自故乡温州，另一则取自京郊，谁知哪篇就源于平谷呢?只有问先生自己了。而“系列小说”，把长短各异的故事串在一起，人物也不前后贯穿，先生认为，这个品种有灵活的好处，因“材”制宜，写做中篇、短篇、小短篇都随便，合起来又是一个大题目。“系列”的办法，实是攻一点算一点，攻的点多了，或可想见大千世界。他这两个“系列”，就是先生精心创造的两个“大千世界”。著名作家王蒙曾写到：“林斤澜是一位有着独特的艺术追求的短篇小说家，他的小说写法，贬者或者以为失之雕琢，扬者则以为苍劲奇诡，独树一帜如‘沉思的老树的精灵……’除了继续一贯讲究谋篇布局炼字炼句的‘怪味’以外，难能可贵的是此四篇中新生活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刁钻古怪之中洋溢着作家对于农村乡镇新面貌、新进展的由衷喜悦之情，几个人物和故事也各有特色。尤其是《溪鳗》，女店主溪鳗，写得水灵灵、活脱脱，读之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感。”简直赞誉有加了，我想先生是当得起这种赞誉的。正是他“一贯讲究谋篇布局炼字炼句”所形成的“怪味”，才使他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哪怕他从不曾扯旗树帜。如果当初先生执迷于戏剧，而不自知之明，改弦易辙，一定不是今天的先生了。
先生所写，小说为主，散文与文论次之，综观几十年近三百万字创作，六卷文集，小说居三，散文占二，文论席一，可见大略。而散文为先生步入人生老境之作，人生感悟，童年忆旧，亲情友情，自然名胜，终为大家手笔，多有佳篇妙文，如《春风》收入不同辞书选本。文论是先生“直感之言”，不同于理论家们的高深与宏论，或品名篇，或谈文体，或议技巧，或述心得，完全是思之所至，笔之所至，古今中外，引经据典，名言俗语，随手拈来，左右逢源，视若己出。先生曾道：一生奔波于战争年代，历经历次运动，万里路是行了，万卷书却未读得。品味先生文论随笔，才觉这是障眼谦辞，过去人说，大作家往往是大学问家，先生便是如此，而学问由思想所统帅，这一篇篇文论随笔，同小说一样，另鸣新声，不拘一格。
先生一生有两大爱好，一是爬山，逢山必爬，遇高必登，中国名山，差不多都“爬”遍了。山川形胜，历练筋骨，陶冶性情。而先生心脏不好，几十年前医生就给订了诸多“不宜”，他说：“若都遵守下来，我就不是我了。”如此达观，才是先生八十而不显的缘由了。二是饮酒。古来文人多爱酒，其中不乏酒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林老便是名副其实的酒仙。茅台、人头马喝得，二锅头、老白干儿也喝得，就山珍海味喝得，捏几粒花生豆也喝得，不拘于酒不拘于菜，有酒莫论菜，这八十年漫漫人生，自己也说不清究竟喝了多少酒，起码要论车论吨，而不能论斤论两了，家中书柜上，摆满了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酒瓶子，便是明证。我真怀疑，是不是天下之酒在先生腹中“发酵”，而滋润于小说，才形成其“怪味”的。他喝酒一定要尽兴，一次与老作家汪曾祺同行，餐桌上有酒，且喝了不少，但二位没喝够，碍于别人已撂筷儿离去，便把剩菜归拢归拢，带回房中，老哥俩你一杯我一盏，有滋有味儿地重新喝将起来，且煮酒论文，逸兴�飞。去年12月，我与先生一起参加中国作协六次代表大会，常坐一桌就餐，先生每餐必饮，因是北京作协副主席，碰杯时，大家便“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经过“文革”的人都会记得这句话，移花接木于先生，恰如其分，在一片“祝福”声中，先生满脸红润眯眯一笑心领神受了，毕竟已八十高龄，受之无愧。晚上，我与先生聊天，先生说：“陆文夫来了，调子有些悲哀。文夫这次会后，就不再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他也八十了，他说以后到北京机会很少了，要与老朋友最后告告别，还说作家很少能过八十的。我也八十，从没想过那些事儿，干嘛要‘最后’告别呢?想当年，我、陆文夫、汪曾祺、高晓声、叶至诚常在一块儿喝酒，已走仨了，现在只剩我们俩了。”第二天中午，先生与陆文夫及几位作家是好好喝了一顿酒的，且时时发出开怀的笑声。
先生说：“我想我是能过八十这关的。前辈作家里到八十来岁有的就封笔了，我不，我是小车不倒只管推，甭管哪天倒。”说完，微微笑着，两眼望着天花板闪亮的灯，出神。这时，贵州《山花》主编乘机向先生约稿，并说“您八十之作，很有意义。”先生点头，且向我一指：“他正准备写我的文章。”主编手拍座椅：“同您的小说一起刊发!”两个多月过去了，先生的大作想必早已写出，而我忙于琐事却耽搁至今。也不知我这篇小文是否写出先生一二，还要送先生过目，当然，去时不能忘了给先生带瓶老酒……
附记：
当我写完此文，与林老通电话，才知先生大病一场，且报了病危。先生挺过来了，现在家中输液治疗，且大有好转，只是还不能看东西写东西。先生一定会康复的，这不仅仅是我的祝福。
(2002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