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见父亲来北京了，身着巴茅色中山装，很整洁很精神的样子。见面就问：“附近有茶馆吗？”我欢喜地告诉他，不光有，这里的茶馆还备有食品呢，而且不远处就有饭庄。和父亲说这些的时候，我脑海里浮现的似乎是什刹海的景致：杨柳岸，清风荷影游鸳鸯；灯火阑珊时，点点河灯听浆声……心底里呀，这才是父亲的怡然之地，而不是日复一日孤零零地在老家那干巴巴的茶室枯坐余生。
这是自父亲“走”后，我与父亲的欢愉重逢。父亲真的来北京，是好几年前的事，因他随我弟弟出差而来，短短数日，我只顾陪父亲走景点，竟没想到请他去京城的茶馆坐坐――茶馆，是自我母亲撒手人寰四十多年来，最宽松地收留父亲枯寂心灵的处所。如今，北京的茶馆就这样成为我对父亲永远的歉疚！
前年十月，我带着从网上下载的“建川博物馆”《征集抗战老兵手印说明》和《抗战老兵情况登记表》，从北京回到西南边陲的老家会理探望父亲。
坐北向南的祖屋，初秋的阳光穿过木格窗暖暖地依偎在父亲身上，我贴着父亲的耳朵，大声地将《征集抗战老兵手印说明》念给他听。父亲神情漠然，在他老年性白内障的眼睛里，我已看不见幼时记忆中他说起自己抗战经历时，那些闪烁着轰鸣炮火的亮光。面对茶几上为此准备好的宣纸和印泥，父亲也显然激情不再――长达八年的“历史反革命”的牢狱之灾已经熬尽了他八年抗战中迸发的青春热血。但他很配合，孩子般地伸出右手，任我轻轻地在他枯枝般的手指间细心涂抹――父亲啊，在这些密布的掌纹中，哪些记录着您手持德国卡尔浴血芒市、腾冲、嵩山战役的生命密码？哪条绽放着您在宝山胜利大会上的笑颜和在大理三塔寺整训时的舒心，以及您在大理保卫从缅甸到祥云（当时的美军基地）输油管的责任？还有哪条，是您与日寇拼刺刀时，战友倒下、您右膝受伤铭刻的仇恨？……父亲！不管怎么说，您，是幸运的，您所在的远征军第二军七十六师二二八团多少将士战死沙场，而您九死一生，活着――回来了！
父亲的第一个手印没有成功，由于抹的印泥过重。
我真担心父亲发怒。
抗战归来的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因为是“旧军人”，当然地成为了“历史反革命”，文革初起即锒铛入狱。整整八年之后，父亲才终于被“无罪释放”。可当他拖着粉碎性骨折的脚踝走出公安局，回归久违的光明和自由的时候，却是四顾茫然――受其牵连，母亲带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早已被下放到百里外的农村，其时，同样多灾多难的母亲，患风湿性心脏病已经病入膏肓。在那交通不便的年代，不知父亲是怎样费尽周折找到我们的。乡野茅屋，灯光如豆，点亮几多悲欣！时光流转，咫尺八年，这一刻，母亲释然，她，无愧于父亲，终于可以卸任了……父亲出狱不久，贫病交加、身心憔悴的母亲就撒手而去！
身心俱伤的父亲在城里生活无着、居无定所。为“申请”政府归还被“收购”的房屋和恢复工作，他艰难、坚强地四处奔波。他靠给人打灶、靠拆陈年老虎灶时捉张皇逃窜的土鳖虫，生食治疗脚伤――这是一位好心人告诉父亲的一个自救偏方……父亲就这样熬着甚至比在“局”里还要煎熬的日子，及至时来运转，我们一个个得以相继回城。然而，这望眼欲穿盼到的团聚，并没有给父亲带来我们想象中的快乐。父亲变了，动辄就发怒的父亲，已不再是那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父亲！父亲说一不二，我们只能凡事依他。现在，面对一纸血红模糊的手印，我揪着心听候父亲的发作甚至拒绝重印。
可是，父亲没有。
他面无表情，依然孩子一样顺从地配合着。只是动一动他就会累，胸腔里呼噜着痰鸣声。父亲长年吸烟，已染肺疾，却坚决不去住院治疗――因为他没有医保。我们的劝说，只会惹他动怒，他宁肯沉默地承受一切创痛，也不愿有半点拖累于儿女。
父亲的手印终于清晰地呈现在新铺就的宣纸上：细长苍劲的手指如刀、如箭戟，可如今它还能指向哪里呢？！父亲啊，这就是您曾经抚育过儿女、曾经保家卫国、曾经在地方建筑业留下不朽之作的手、却也因之给自己带来深重厄运的手吗？！“两手十指，为一生巧拙之关，百岁荣枯所系。”面对父亲的血色手印，我不禁想起李渔的《闲情偶寄》。我真想大声地问问父亲：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爸爸，您还会选择去扛枪打仗吗？我当然没有问，以父亲的血性，回答是肯定的。
我请父亲在他手印的右下方签上名。父亲虽然手有些颤抖，却依然是用他自创的连笔字体，很艺术地、上下浑然一体地写下了自己的大名：吴德洪。
父亲在还没有艺术签名的年代，就有了自己的另类签名，这是他一生中唯一能自主、能留住的东西。秋阳为证，这一刻是二○○八年十月三日正午，我生平第一次轻轻地却是紧紧地拥抱了年迈的父亲。没想，竟成永诀！
位于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气势恢弘的抗战老兵手印广场，一枚枚高擎的血红手印，如一面面猎猎的战旗、一声声冲锋的号角，一群鲜活的生命啊，昂然汇集，成为见证历史的永恒！父亲呵，我看见了您清癯挺拔的身躯、百折不挠的刚毅面容，可是，可是您的手――您本该高擎于此的血红手印呢？父亲，请原谅我，您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手印，至今，依然还封存在我的抽屉里――因为，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我上哪去找能证明您热血生命的人？有谁，能够给您予证明？！
从硝烟中回归故里的父亲，五十年代初在粮食部门搞过统购统销，后为照顾妻女，就近在综合厂（我们的祖屋吴家大院当时被政府设置为打铜打铁器具的综合厂）组建起一支建筑队，即会理县建筑公司前身。而今建筑公司以及主管部门二轻工业局都早已解体，只有父亲带队修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接待邓小平、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县委甲房，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功能，纵如此，焉能证明我父亲的身世？！
行笔至此，我忽然想起病逝于我家后院的战斗英雄“蔡老虎”蔡光耀。
据蔡光耀的战友、原在会理财政局工作的石启恒老人介绍，一九四四年投身革命的蔡光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十八军团六十二军一八五师五三三团，历任班长，连长，团作战参谋等职务。参加过临汾、太原、晋中、西北等重大战役。他勇猛顽强，十三次负伤不下火线，屡立战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和中央军委的奖励，被授予“战斗英雄”的称号以及“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奖旗（这面奖旗现仍存放在革命军事博物馆）。
在太原战役中，蔡光耀建立了仅率一连人消灭阎锡山部“老虎团”的奇功，他的连队因此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老虎连”，“蔡老虎”由此得名。
生龙活虎、功勋卓著的蔡光耀在全国解放后为何寡居西南边陲一隅呢？
正式的说法，他因战争年代负伤过多，经组织上照顾批准，于一九五三年转业到地方工作；坊间的说法，是因他放走了一名女特务，正待押赴行刑时，毛泽东恰好点将问起蔡老虎，得知情形，毛泽东说了句：“老虎功大于过嘛。”得以枪下留人。
我记事时，蔡光耀叔叔就住在仅隔一道小门的我家后院，时为“手管局”（手工业管理局），共饮我家窗外的井水。虽然我和弟弟妹妹常与他的两个小儿在一起“躲猫儿”（捉迷藏），但几乎没听他说过话或与谁有交往。印象最深的是手管局矮檐下那粒明灭着的烟头，和靠椅上木乃伊般寂然的身躯……有句欧洲谚语“笼中的老虎，还有什么威力呢！”文革前夕，难得有人来找他，事后听院里的人说，是蔡老虎当年的警卫员、时任某军区政委，带了两箱红塔山来看望他。没过多久，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三日，蔡光耀因伤势恶化及患肝癌去世，终年四十二岁。
蔡光耀走了，“手管局”也早已消失，只有院里那两株快要高过新建楼房的柏树和那口蓄满沧桑岁月的老井有幸还在，可它们，又怎能证明一位战斗英雄的存在？！
凡有血气的皆如衰草，极目青山，何处无忠骨？他们磊落如虹的生命又何须谁来证明呢，是的，他们热血沸腾地活过，就是证明！
此时此刻，我已无从知道蔡光耀叔叔临走前是否留下什么，我庆幸父亲留下了这枚血色的手印，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一位远征军老兵，就这样挥手作别――不言再见！
二��九年一月三日，父亲走完了他多灾多难、刚直而尊严的一生，沉默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享年八十四岁，是会理科甲巷吴家大院（即黄炎培先生在《宁远心影》里提到的“大夫第”）远行的最后一位老人。
谨以此文缅怀我的父亲和与他有着共同经历的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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