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是近年来突出的社会问题。人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年逾八旬的老父亲生病住院,虽然儿女齐全,但都避之唯恐不及。为此,儿女之间,病人家属与医院之间,生出种种令人痛苦难熬的纠葛,使一家人饱受折磨。本文讲述了作者为父亲治病的种种遭遇,道出了千百万患者的共同困惑。
2009年5月11日凌晨4点17分,二哥的儿子我的二侄子给北京的我打来电话说:“爷爷不在了。”
在这个电话之前的两个小时左右,我敬爱的老父亲悄然离世,此时距他82岁生日还有5个月零10天。
为民谋利和兼济天下是父亲教给我们的理想,但在他培养了我们拥有并追求这些理想之后,父亲陷入了孤独。他每天都在家里辛勤劳作,孤独地渴盼我们能实现自己的理想。2001年,我们接他进城后,仍然没有改变他的孤独。
父亲不在了,回想他一生的追求,回想起在他年老之后我为了追求梦想而离开他,在他离去的时候还不能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回想起他离去的那个黎明前的时刻,我的感受就是―――他离开人间时,黎明还没有到来。
第一次好感
父亲出生于1928年农历九月二十七日,秋收起义之后。我家乡贵州凯里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也远离当时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爷爷为了让父亲能多认几个字,能够看账本,给了他进私塾学习的机会。
如果还存在科举考试,在20世纪40年代,父亲也完全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曾经读私塾,许多书都过目不忘,许多故事都能够触类旁通,也能够把文章写得朗朗上口。但当时已经进入民国,从隋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已经废除多年。
更严重的是,当时处于战乱年代。父亲15岁做了一个月老师,家里被派了兵役,他被迫躲进丛林,但一年后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此后他转战大江南北。1947年国共大决战前夕,他作为傅作义部队的一分子,驻扎在北京东北方向的古北口,镇守北平古城。东北解放军入关,在古北口发生了战斗,父亲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身负重伤在丰台住院治疗。三个月后他请假回家,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他再也没有回过他所在的部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父亲再次入伍,1951年跨出国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所在的部队是铁道兵部队,主要任务是修铁路架大桥,为前方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父亲是一名机枪射手,被编入铁道兵部队中的武装护卫部队,用机枪捍卫铺路架桥的战友,保证不受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的袭击。战争结束后,父亲还曾经收到过朝鲜姑娘赠送的相片和其他礼物,但他放弃了可能安排在城市的工作,回到了农村,先后从事了多种工作,最后做了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
从战场归来的父亲认识了有一些文化的母亲。他们是自由恋爱,养育了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父亲年近50岁时,我来到这个世上。
我很小的时候,接触了许多关于朝鲜的故事和传说,教科书上异常惨烈的上甘岭战斗,我在正式读书前就知道了,其原因主要是父亲的口传。在我幼小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高大伟岸的军人,是给全家带来安全和荣耀的力量源泉。在父母的催促下,我希望自己能够像英雄一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父亲从来不骂我们,也不打,更没有抛弃我们。每隔三天,他都要挑着100多斤重的大米,翻山越岭,步行30多华里到邻近我们村的两个集镇上出售,拿到钱就回来交到母亲手上。
父亲从来不乱花钱,也从来没有冲动去购买生产和生活以外的什么奢侈品。他赶集卖米挣回来的钱都在母亲手上,这些钱后来变成了我们身上的衣服,书包里的书籍文具,学费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路费。
考上大学后,父亲来送我,在打背包时,他教我怎样打背包更结实更漂亮。看着他熟练的动作和手法,我第一次感到了父亲的亲切,开始有了跟他沟通的欲望。在我踏上去大学的汽车时,看着父亲的身影,我一直在回味着朱自清描写父亲的《背影》。
在大学期间,我参与和组织了贵州省各高校的大学生送书到农村去建乡村图书室的活动,并在假期不停地各处走访,进行社会调查。父亲得知后没有责备我,没有说我在浪费时间和金钱,只是跟我说我继承了他年轻时候的满腔热血,他建议我尽量避免走他的老路,一定要走一条光明的路。父亲的话,让我瞬间感到父子之间的血脉相通。
父亲正直得让人难以接受,他不人云亦云,也不随波逐流。他没有高深的理论和哲学思辨,但有一个明确的是非观念。
最后一个愿望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之前,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除了大姐以外,全部都读到了初中以上。二哥和二姐初中毕业,大哥成了村里考上中专而获得工作的第一人。我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正规大学的人,毕业后也获得了稳定的工作。
小时候,我们过得无忧无虑。但这样的生活在二哥结婚后戛然而止。二嫂进门后,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很僵,甚至很多时候武力相向,年迈体弱的父母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每个假期总能听到母亲的哭诉,有时候还看到母亲额头上流血的伤口。
大哥毕业以后到了一家百货公司工作,但没几年他所在的单位就亏损破产,他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先是开一个小的批发部,后来受政策鼓舞到农村去养山羊,结果亏得血本无归,倒欠了十几万元的债。
我大学毕业时,大哥已经回到城市,但他的单位濒临破产,他没有收入,也没有住房。毕业第一年春节,单位发了300块钱的过节费,我拿100元给大哥,他不仅不收,还伤心地哭起来,他在哭自己的无能。
那年父母还在农村老家,和二哥二嫂的关系也没有缓和。我每次回到家,听到的都是父母的哭诉,自己也心酸,只能在离开时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家里的水缸都挑满水,往柴堆上多砍上几捆柴。
2000年,在大哥单位正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他申请了两间平房,将父母接进城里。我们的责任分工是,大哥给父母提供住房和燃料,我负担每个月的菜钱。我们全家的土地和山林,除去二哥应有的那一份外,全部通过协议的形式给他承包,他只需要每年给父母提供800斤大米。
签协议时我们已经对二哥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做儿子的资格,我们在协议里明确,父母的任何事不需要他负担。母亲在进城半年后离开了人世。在安葬母亲的时候,二哥带了一帮人前来,我们拒绝他的参与。此后,我到北京寻梦求生,大哥答应照顾父亲,我从此开始了在异乡的漂泊。
在我离开后,父亲独自生活了几年,后来大哥买了新房子,他搬去跟大哥一起住。但从2006年起,他不愿意跟大哥一家住在一起,又搬回了原来的两间平房,无论怎样劝他都不回去。原因是他嫌在大哥家上下楼要走七层很麻烦,进出门还要换鞋觉得不方便,另外和大嫂之间似乎也有些不融洽。
就这样,父亲在他78岁高龄的时候,又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独居生活。父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和几个与他差不多年纪的老年人逛街、观鸟。这些人是父亲从农村到城市后认识的新朋友,其中不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有共同话题。
但父亲和他们有根本的不同。父亲是农民,其他几位老人是城镇居民。抗美援朝老战士的待遇城乡有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拥有城镇户口的老战士获得了退休甚至离休的待遇,而农村户口只能获得政府给予的有限补助。父亲的补助十几年前是一年一百多元,涨到2007年的2700元,仅相当于离退休一两个月的收入。父亲非常希望获得退休或者离休待遇,让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有保障。2008年春节,我回家过年,父亲拿出一摞文件给我看,他说听说所有志愿军老战士都获得了退休待遇。可是我翻看了所有文件,都没有父亲所说的那份文件。在得到我肯定没有的答复后,他本来明亮的眼睛里一下子失去了光泽。
我和大哥劝他不要太在意:“只要我们还有钱用,就一定会有你的。”但他仍然对改变待遇的事抱有希望。
最后的交代
进城以前,极少见父亲生病,最多就是做农活太累了,躺在床上休息一下。进城以后,他的身体不像过去那么好了,尤其是2005年前,他就经常说眼睛有时候看不见。我认为他可能有白内障,让他到医院去检查,确诊以后尽快治疗。他说:“不用治疗了,治了也活不了几年了,花那么多钱没意义。”
2008年春节结束,我担心父亲孤单,给父亲买了个手机,嘱咐哥哥姐姐们尽量多给他打电话,让他高兴。一次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他经常头晕。我再次让他去医院检查,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他坚决不去。2008年8月中旬,老家传来消息,父亲突然发病。我的头脑中迅速闪过父亲拿着厚厚一沓文件问我能否获得退休待遇的情景。他一生中遭受了许多打击,包括在战场上负伤,和平年代里被揪斗、被污蔑,新世纪后我母亲的离世,他都很平静地接受了,但2008年却成了鬼门关。
不管是什么病,在他来说一定首先是心病。原因就是“退休”―――可能他会想―――年轻时曾为政权的巩固出国作战,付出过自己的鲜血和青春,直到73岁还不停地向国家纳税;他从来没有向政府提出过任何要求,只在年老时希望获得一点基本的保障,但这个愿望太过于遥远。
父亲发病后,大哥想让我回去商量治疗办法。他的意思我理解,他经济困难。大侄子已经读到高二,2009年就要考大学,要不少学费。如果再增加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生活将乾坤颠倒。
我不能不回去。2008年8月14日,我用最快的速度回家看父亲。
温暖的往事
晚上十点钟,我回到住处,开始准备回家的事情。第一就是借钱,当时我经济上已经山穷水尽。自2006年以来,我和一位很好的朋友一起创办一家杂志,困难很大。一方面是我们不会经营,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非常残酷。2008年7月,我又开始工作,父亲生病时还没有拿到新单位首月工资。
给第一个朋友打电话借钱,他表示自己好几年都没有工作,主要花的都是妻子的钱,他没有经济自主权,对我实在无能为力,让我找别人试一下。我算了一下,手上的资金还够回家的来回路费,如果父亲要住院,还需要借钱。但已经很晚了,我计划次日在回家路上给更多朋友发短信求援。
一个刚刚认识一个月的姑娘许可解决了我的资金难题。她多年来从事民间公益活动,和我一个已经离世的朋友同名,并因此结缘,见过两次面。当时我想,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回家见到父亲了,应当背一个摄像机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许可距离我很近,又曾经答应过可以借摄像机给我用。
收到我的短信后,她很快回复说给我送过来,让我到小区外边去取。20分钟后我们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三次见面。在我拿着摄像机要往回走时,她从车窗里递过来一个信封:“这是5000块钱,你拿着急用。”我感到十分意外,想多看她几眼,但她已坐车离开了。
8月14日凌晨5点,我完成了一篇回忆父亲历史的文章,发上了博客。我特别想睡一觉,但距离飞机起飞只有2小时45分,只有马上整理行装,赶到机场。7点45分,我乘坐的飞机起飞,三小时后到达贵阳机场。进城,登上了回家的长途车,开始在车上陷入了沉思。
我已经离开家22年了,其中读书13年,工作9年。读书时,每年寒假暑假各回家一次,当时父亲还有力气,主要的重活都是他做,我的任务就是帮助他砍柴、挑水和放牛。在我过完假期要回学校时,母亲多次流泪送我,说我走了家里又冷清了;而父亲一般不送我,任由我自己走,我也一直不知道那个时刻他是什么心情。
工作以后,尤其是在离开家乡到北京以后,每次见到父亲,他也就一句话:“你回来了。”每次他还不停地忙前忙后给我做饭。有一次,我看到父亲在街上抄了很多山歌,就让他唱给我听,他羞涩得像一个小男孩,最终让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他的歌声。
最令我难忘的还有一件事。2008年春节,我想给父亲买一件衣服,就拉他去服装店,开始我让他选的都是标价500元到1000元的衣服,他说那些衣服太贵;然后我带他看标价300元左右的衣服,他也同样说太贵;接下来让他看100元左右的衣服,他说看的那些衣服质量都太好,而他活不了几年了,恐怕穿不烂。他自己选了一件标价50元的衣服,我们讲价成了40元,他穿起来就像小孩一样,满脸是笑。
汽车上我想了很多,但给自己确定的基本任务是,无论如何也要劝父亲到医院去治疗,要最大限度地让他活下来。如果要花很多钱,我就去借,以后慢慢还。
我在客车上给朋友们发短信,告知父亲生病的消息,跟他们说,如果万一我遇到自己承担不了的压力和不能处理的矛盾时,再请求他们帮助分担。绝大多数回复都是让我有事情及时联系,有困难及时告知,看着这些短信,我热泪盈眶。
英雄迟暮时
下午5点,从贵阳出发5个小时后,我来到大哥家楼下,几位朋友已经在楼下等待,我心里有一种春天般的温暖。他们大多数都没有直接和我联系过,而是通过朋友的相互转告,相约一起来的。
大哥家住在七楼。很快要见到父亲了,我心里咚咚直跳:“父亲还在吗?还能够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吗?”因为与朋友们一道,我总是尽量控制速度,但总是很快又走到了前边。我只想一秒钟都不耽误就直接上楼去。
打开门,我径直走进父亲住的房间,父亲依然活着!但已经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给我打招呼了!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微闭,盖着一床薄薄的被子。我走近,揭开被子,他肚子扁扁的,看起来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剩下皮包骨头。我喊了一声:“爹,我回来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我看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平日充满智慧的光芒。他已经不能说话。
“英雄迟暮”。他曾经驰骋沙场,但年纪大了,老了,病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坚强和勇敢,只能躺在床上。
我还感到深深的内疚。大学毕业九年来,我一直在追求自己的事业,一直在追求妙笔生花的本领,一直在追求兼济天下的可能,但又为父亲做了什么呢?
大哥对我说,父亲已经有整整两天没有吃东西了,甚至连水也不喝,也拒绝进医院治疗,只是在等待我回来。听了大哥的话,我打开了一瓶陈德祥买来的八宝粥,喊了父亲几声,他没有睁开眼,嘴巴似张不张。我舀了一勺八宝粥,慢慢地送进他的嘴里。第一勺送进去,他缓慢地动了动嘴,咽了下去。于是我又给他喂了第二勺、第三勺……一直喂到第六勺,他才摇了摇沉重的头颅。
大哥、大嫂和其他朋友都在旁边看。大嫂说,这是两天以来父亲第一次吃东西,此前不管谁喂东西他都不吃,而我来喂了他就吃了,是不是父亲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等待我的回来?看到父亲能吃东西了,紧张的心放松了下来。
我给父亲说想把他送到医院去,他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微微地摇了摇头,表示反对。我当时也认为,父亲是心病导致的生理疾病,只要能吃东西,就还有希望;心病需要心治,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说服父亲去医院,否则他不配合治疗,送到医院也不一定有结果。
老同事、老领导和几位来看望的朋友一起吃晚饭,讨论应对办法。建议主要集中在费用问题上,建议首先看看民政局是否有相关政策,根据政策争取支持;其次是看看父亲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如果父亲没有参加,可以考虑怎样去补办。
许多人还认为父亲重病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希望我能够尽快有一个家,能够早日有稳定的生活,但我却一直在奔波流浪,他长期期盼、忧心,以致成了疾病。多给父亲说说话,承诺给他找一个好儿媳,或许他的病能够很快好起来。
历经曲折去医院
父亲的问题怎样处置?大哥认为,父亲年纪已经很大了,送到医院也不一定有活下来的可能,弄不好人财两空,还不如直接送到炉山镇大姐家去。大姐家在镇上,可以请医生上门诊断和治疗,如果父亲病情能够稳定,再送到医院去治疗不迟,如果病情很快恶化,就需要尽快准备后事。
我反对大哥这样的观点。病情没有确诊时说这样的话,主动放弃治疗,是一种不负责任。大哥接下来说,他岳父也从朝鲜回来,担任了凯里市某个局的局长,医疗费全部报销,一年前生病时,几个女儿不顾一切地要求医院治疗,医生也一直都说能够治疗,结果在医院的整整一个月,就是被想方设法找机会榨钱,花了八万多元,人还是死在了医院。
大哥比我大12岁,他的生活经验比我丰富,他说出的理由虽然听起来很残忍,但却是事实,我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反驳,只能尽量尊重他的意见。就这样,我没有对他的话表示明确意见,只是问大姐那边准备好了没有,他说已经准备好了。大约九点半钟,一个朋友开车到楼下,大侄子背老父亲下楼,送上了车。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来到大姐所在的炉山镇。大姐和大姐夫已经在家里等候,他们整理了一个房间。有三张床,父亲睡一张,另外两张是我们陪同的人睡。父亲睡在大姐家的床上很安详,临近天亮时大哥给父亲换过一次纸尿裤后,一夜无事。
8月15日一大早,大哥赶回凯里,我就开始独自照顾老父亲。我先向大姐和大姐夫打听炉山镇上的医生情况,想找医生来给父亲诊断一下,确认是什么病、能不能治疗,然后再决定怎么办。大姐夫说,炉山镇上有两位老医生技术比较好,一位是镇医院的某某医生,另一位是退役军医,自己开诊所,他让大姐带我去找那两位医生。
大约9点左右,父亲醒来,需要换纸尿裤了,我把他翻起来,用了好大的力气才能给他换完纸尿裤,还用热水给他擦了一遍身体。随后又给他喂了几勺八宝粥。吃过东西,我坐在父亲床边,看着他痛苦地在床上哼,心如刀绞。我想,如果医生能够上门,我一定请医生来给父亲看病。
我和大姐一起去找医师,先找到退役老军医,他根据我们的叙述认定为脑梗塞,他说他的条件不足以治疗,并且病人年纪大了,能够好转的可能性比较小,建议我们将病人送到大医院检查一下。我们到镇医院找医生,医生表示医院病人多,脱不开手,不能上门,建议将病人送到该医院检查。听了医生的话后,我拉着大姐的手就走。
从大姐家到医院,大约有1公里距离,怎么走都不算远,如果是父亲还能够步行,几步路就可以走过去。而父亲已经走不动了,只能在床上躺着,要到镇医院也只能用担架抬过去,或者找车拉过去,1公里和10公里、100公里的差别实在太大。从技术和设备看,镇医院虽然近在咫尺,但都不能和市里的大医院相提并论,医生又不能上门治疗,送到镇医院还有更多风险。我更愿意送父亲到市里去。
回到了大姐家,父亲还在痛苦呻吟,眼眶里布满眼屎。看着他,我的心在发抖―――不送进医院治疗,等于主动放弃父亲活下去的希望。这和父亲对我们的态度是多么大的反差―――我们小时候,是父亲的全部,只要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愿望,他都要竭尽全力。
10点钟左右,我又到镇政府查询父亲的医保情况,为他补办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手续。有了这个手续,父亲的住院费按比例可以报销一部分,如果父亲住院,在医保报销之外,不管其他兄弟姐妹能够承担多少,我都会承担剩下的所有费用。
办完医保以后,我回到父亲床前,他已经不哼了,眼睛里一点光泽也没有,似乎只在等待死神的到来,和他在战场上一样视死如归。我给他说到医院去治病,他摇了摇头。劝说他到医院去是第一大责任。
我想到老同事在饭桌上给我说要给他找个好儿媳的话,就对他说:“爹,如果你就这样去了,好多事情你都看不见了,我结婚你也看不见了,难道你不想留下来看看你的儿媳妇吗?我求你一定到医院去治病,你一定要活下来,最后为我的婚事再做一次主。”他听了这样的话,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许久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给大哥打电话说父亲同意到医院治病,还说我希望知道他究竟是什么病,不能糊里糊涂地让父亲就这样离去。费用方面,医保已经办好,在医保报销之外所有的费用我来承担。大哥同意了我的建议。我给大姐和大姐夫说,他们也表示支持。
我上街找了一辆车,开到大姐家门前。大姐夫背着老父亲放到汽车上,大姐把父亲的衣服裤子也拿上了汽车。跟我一起在车上到医院的,还有远道而来的二姐和大表哥,他们在我们上车的时候,赶到了大姐家,就跟着上了车。
生死由身份决定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凯里,直接开进黔东南州某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某医院”)急诊科门外。医院外人很多,选择一个停车的地方都要费一番思量。我到医院里推出了一辆平车,和大表哥一起将父亲抬上平车,推进了急诊科。
这家医院是凯里技术力量最强的医院,也是医患纠纷集中的医院。医生要求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作CT检查。在交了300元检查费后,我把父亲推向该医院的CT检查室,按照医生的要求将父亲抬上检查室的床,放平。医生接下来操纵机器进行检查,大约一分钟左右检查完毕。
获得该院一个老朋友关照,CT检查结束后,很顺利地将父亲送到了内一科病房。医师要过我们手中的CT检查结果看了一下,便让将父亲送到急诊抢救室,抬到一个靠窗的13床。刚把父亲放好,医师就过来看病人,他看了眼睛、口腔,还拉着父亲的右臂和右腿活动了一下,还给我们交代照顾病人的方法。
诊断结束,医护人员给父亲的鼻腔接上了氧气管,给父亲供氧;他们还拿来一个心脏监测仪,将许多不同的传感器接到父亲的身上,随着心脏监测仪的红心闪动,医院的诊治就算是开始了。接下来就是给父亲上药、输液,主要就是一些葡萄糖溶液和氯化钾、氯化钠等溶液。父亲很快打起鼾声。
医生还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说父亲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一位医生拿出一张纸让我们签字,那张纸告知治疗有可能出现九个方面风险,尤其是并发症风险。我把签字权给大哥,由他来决定。大哥签完字后,医生就回收了那张纸。我请求医生也给我一张存档,或者让我拍一下照片,可医生不愿意把那张纸给我,也不给我拍照片。
在医院安排妥当之后,大哥带着二姐、大表哥等人回家吃饭。不久,大侄子来到医院陪我。他17岁,在我从前就读的凯里某重点高中读高三,准备2009年参加高考。他身高一米七,成了我们家里最高的人,身体也比较健壮。据大哥说,这次父亲生病,他背不动,幸亏有大侄子帮助,才把父亲背上七楼。
我拿摄像机拍摄病房内医生对父亲治疗的场面,希望将医生给父亲治病的场景留下来。一位大约30岁的女护士跑过来,恶狠狠地对我说,不准拍摄,要拍摄必须征得医务科的同意,否则她有权收缴我的摄像机。她的理由是,医院的治疗细节属于医疗秘密,受到法律保护,没有经过医务科的批准,病人家属也不能拍照或者摄像。当时已是晚上八点,医务科已经没有人;第二天是周六,医务科更是没有人上班。
大侄子很快就发现医院配给父亲的心脏监测仪显示屏比较暗淡,似乎存在质量问题或者存在技术障碍。好在看到心脏图标在不停地跳动,各种曲线和波线比较正常,我就没提什么。可是突然,该心脏监测仪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恐慌―――大侄子发现监测仪屏幕上的各项生命波线一下子变成了直线,我心里一惊―――难道父亲走了吗?我马上看父亲面部,发现他还在呼吸,鼾声很平静,胸腔也是一起一伏,原来是设备故障,让我虚惊一场。
晚上10点,大表哥来到医院。他是父亲大姐的儿子,已经50多岁了,在年幼时曾经到我家,和大姐一起放牛割草。他说父亲对他好,父亲生病了,他一定来看一下。我们盯着心脏监测仪上显示的信息,还要负责对输液速度进行控制,父亲大小便时我们要把父亲的身体翻过来,用干净的纸尿裤给他换上。
一个女医生靠在抢救室的门外,就去向她询问父亲的病情。她对我说,父亲的病很重,诊断为大面积脑梗塞,直径超过了5厘米,父亲的病中还有心肌缺血等症状,如果治疗过程中出现并发症,就可能有生命危险,医院先作抢救,先保住生命。治好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偏瘫,具体表现就是头脑痴呆,走路一瘸一拐的,是最好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头脑清醒,但瘫痪在床,需要专人服侍;第三种是植物人,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都不能自理。
我问医生,如果不治疗,会是什么情况呢?医生说,如果不治疗,情况肯定不会好,瘫痪在床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不治疗有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但如果治疗了就有可能还要让子女花钱请人来照顾,给子女的负担可能更加严重。”这是一个无比沉重的结果,是我承担不了的结果。
在父亲住的病房内,一共有4张病床。父亲床边是一位患了脑出血的妇女,大约60多岁,能说话,就是活动不方便。她的儿子、儿媳妇抱着孙在医院来陪护她。老妇人到医院一个星期了,还是原来的样子,儿子准备16日接她回去。其儿媳妇一再声明说,治疗一个星期还是有效果的,老母亲的病还是有好转的可能。
与父亲相对的一张病床上,有一个同样80多岁的老人,患的也是脑梗塞,不过那位老人的病明显要比父亲的轻,15日上午送到医院治疗时,不能说话,也不能活动,晚上我们要睡觉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坐起来了。老人是政府干部,医疗费可以得到全额报销,子女负担很小。
大约一点,急诊病房里来了一个年轻的大嗓门病人,一个劲儿喊头疼,护士给他打针时大呼小叫,好像还要逃跑,他的家人怎么也控制不住。他的大呼小叫让我晚上多次醒来,我不知道在病中的父亲,头脑是否会受到严重的刺激,不知道别的病人是否感到头皮发麻。
我还了解到,在我们呆的这个病房里,一个星期以来住的基本上都是脑血管病人,大部分没有好转。拥有国家干部身份的病人,就有机会转到其他病房治疗,而自费的病人,多数在病情没有好转的时候就已经出院或者转院。
我遭遇吴耶咪难题
16日一大早,大哥给我打电话,问我究竟是治疗还是放弃。他说,进医院时他听了管床医师和我的朋友的对话,管床医师说他一定尽最大努力,如果实在不行了就只有转院。“转院是医生的术语,一般来说就是在某个医院治不好了,转出去,对于有经济实力的人来说,就是到更好的医院治疗,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等于出院等死,让家属拉回去准备后事。”
本来医院对我摄像行为的阻止就已经让我心烦,再看到老妇人住院一周儿子的沮丧,再加上病房里嘈杂的环境,让我感到绝望。而夜里医生对我说的话和大哥在电话中说的内容,让我彻底失去了信心。大表哥希望早上能够回家去,二姐虽然说服从安排,但从她的表现来看也希望尽早回家去,这些都让我的信心更加动摇。
看着父亲的呼吸,常常有气接不上来的情况。在医院的一夜,医生告诉我的结果和大哥给我的信息,让我仿佛进入了漫漫长夜―――父亲是可以治好的,但治好后有百分之百的后遗症―――治疗父亲的钱也是可以承受的,但不能承受的是长期瘫痪在床或者成为植物人。失去亲人是绝对痛苦的,但治疗的结果让自己更为痛苦,没有谁能承担。
我成了一个动摇分子,我要给父亲治病的心,在可能出现更多困难的情况下,渐渐地动摇了。上午医生来上药,我对医生说不用上了,我只是在等待主管医师的到来,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更加有信心一点的答案。但是9点钟他来了以后,我再一次失望了。
我想到自己的一篇被许多人阅读的作品《一生只有八小时》。在这篇文章中,从生到死一共只有八小时生命经历的早产儿吴健智,因出娘胎时吸入羊水过多而窒息,本来是可以救活的,可救活以后有60%到70%的可能是一个痴呆,奶奶吴耶咪放弃了对他的治疗,这个小生命在来到人世间八小时后戛然而止。这篇文章获得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颁发的“三农报道奖”,文章中的乡村医生李春燕,更是被评为中央电视台2005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和2006年度的十大杰出青年。许多人只看到了我们的光环,却无法理解心中的恐惧和痛苦。
让我一直不能释怀的是吴耶咪所遇到的难题,后来我把它称作“吴耶咪难题”。她的孙子可以救活,可当面临可能60%到70%痴呆的情况,作为一个农村的家庭,无法承担抚养一个痴呆一生的人的责任,她不得不选择了放弃。“难道我要像吴耶咪失去孙子一样失去我的父亲吗?”我在不停地问自己。
没有谁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痛苦地死去,我也是这样。那些被千夫所指的人,或许更是这样,只是由于他们对生存的恐惧和对自身的天然保护心理,做出了可悲的反人类行为。难道他们天生下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吗?是不是我们的社会太缺少安全感,让他们在恐惧中选择了过度的自我保护,导致了令人扼腕的悲剧?
大表哥和大哥都告诉我,一般老人到了这个年纪,生了这样的病,如果三个小时没有问题,就要活三天,如果三天不出问题,就要活三个月,如果三个月不出问题,就要活三年,如果三年不出问题,就有可能活到十年以上。他们的主张是,把父亲接回家去,作两手准备,一手是按照医生的诊断继续买药打针并请医生治疗,一手就是准备后事。
我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跟医师探讨转院的事情,他只是说就这样出院了很可惜,但并没有很坚决地劝阻我把父亲留下来继续治疗。我终于下了决心,让父亲出院―――这是一个辜负很多希望的决定,是一个和我所写的所称颂的所谓“人文精神”相违背的决定,一个令人失望和令人愤怒的决定。
医生给我办出院手续,但是具体办理出院手续的医生却推说周六不能办理出院手续,硬是不愿给我办理。她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对我说本来是可以治好的,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出院。我注意到她的眼神,有一种不满,更有一种不屑,让我此后一想起她的眼神和怠慢,就感觉心里不安,也许她正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尽量改变我让父亲出院的决定。
出院的时候,我们自己把父亲抱上医院的手推车,从电梯送到一楼。大哥已经找了车停在医院门口,我们出院的时候天下起了雨。我们把父亲的衣服、被子全部放在车里,我和大表哥夹着父亲坐在后排,二姐坐在前排。
在车上,我给一位朋友发短信说:“……吴健智是可以救活的,但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是痴呆。我的老父亲、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也是可以救活的,但会有百分之百的后遗症,可能终身瘫痪……我的五个兄弟姐妹虽也历经努力,但也常常在艰难地挣扎。吴耶咪放弃了对吴健智的治疗……”
我在车里不停地流泪,觉得我自己对不起父亲―――父亲英雄,而我是苟活者,是懦夫,是一个失败的人,是一个连自己父亲都解救不了的人,是一个疯子。我甚至在想,如果哪一天父亲不在了,我也有可能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渐渐远离这个世界。
二嫂要父亲回家
汽车在公路上开了将近两个小时,又回到大姐家,父亲又回到15日离开时睡的床。他在床上仍然鼾声雷动,只是眼眶上布满了眼屎,嘴巴里也满是青苔,显得疲惫不堪。我想帮他清洗一下,但不知怎么下手。正犹疑不定时,二哥带着儿子来到父亲床前。
在兄弟姐妹中,二哥从小就对治病非常感兴趣,在他长大以后,尽管没有考上高中,留在家里种地,他仍然没有放弃这个兴趣。在和父母关系紧张时,他找别的医生学习,在关系缓和一些时,他就向母亲学习看病的本领。后来母亲把自己治病的知识全教给他,使他成了我们这一辈人中唯一的乡村医生。
他走近父亲的床前,张开父亲的嘴看了看,说太脏了,应该清洗一下。得知我没有准备药棉,他就自己去药店买了回来。正式的清洗开始了,只见他用筷子裹了一卷棉花,蘸了水,放进父亲的嘴里,轻轻地抹掉父亲嘴巴里的污物。他把沾了污物的棉花卷扔进垃圾桶里,然后又卷了一卷,蘸上水再清洗,清洗了好几遍,终于将父亲的口腔清理干净。他让我调了些盐水,用一个小勺,一勺勺地给父亲喂水。
这样做实际上也和医师的嘱咐有关,父亲出院时,医师让我尽量给父亲吃一些带有盐味的东西,不能让他吃糖太多的食品,还要多吃一些绿色蔬菜。我用大姐家的电磁炉给父亲煮稀饭,还放了小白菜一起煮。这是父亲生病以来第一次吃我做的饭,吃了小半碗就摇头表示不吃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姐和大姐夫,他们都说男性老年人在病重时能吃不一定是好事,说不定是回光返照。
下午,二嫂和她的女儿女婿也来到父亲的床前。他们买了一些营养品,有酸奶、果冻等,但均含有糖分。我说他们拿的东西是医生禁止给父亲吃的,让他们自己吃掉,可没有人愿意动手。侄女看了父亲后给我建议:“公在大姑妈家终究不是办法,照顾也不方便,还不如送回家去,打针吃药都能够保证,吃饭也能够有保证。”我开始没有理她,结果二嫂又提出了相似的建议。
二嫂说母亲去世后,他们的生活一直都不顺,每年全家人差不多都要遇到一件大事,不是病就是伤,子女也不听话,他们觉得生活很不顺,就去找鬼师。没等她开口,鬼师就已经猜出她生活不顺,主动问她是不是有亲人埋在外地。她把母亲埋在外地的情况给鬼师说,鬼师就说母亲埋葬的地方是傍亲戚,开始一两年母亲的魂灵生活得还好,后来没有吃的用的,就去帮人家喂猪,人家也不要,只有沿街乞讨。鬼师建议选一个良辰吉日,把母亲的魂灵迎进家,让她有个归属,在阴间有饭吃有钱花,一家人的生活才能过得顺顺利利。
二嫂说她开始还对鬼师的话将信将疑,但有一次到了大姐家后,大姐的说法印证了鬼师的话。大姐说,母亲过世以来,开始的两年她家生活都很顺利,但后来每当她晚上做梦碰到母亲,早上起来猪总不吃食。后来她才发现,每当这个时候,需要烧香点烛,把母亲的魂灵请走后猪才又开始吃食。因此,二嫂不仅希望将母亲的魂灵接回家去,更希望将生病的父亲接回家去。
因为多年的不信任,我对二嫂的话也是半信半疑,他们家生活不顺倒是不假。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是:2006年二哥带着女儿一起坐车,中途翻下20多米深的土坎,侄女脑部受伤严重,肇事方在支付了第一天的住院费之后强行出院,结果侄女回家第二天就控制不住自己,在院内跑来跑去。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二哥又把侄女送到医院治疗半个月才恢复,否则就可能成了植物人。
其实不说受鬼魂干扰,光是从兄弟之间的关系来说,二哥家生活的不顺利也显而易见。在父母离家进城后,我就没有再回家过,大哥也只是最近一两年的清明节回家看看,我们也不主动给二哥打电话,他们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过问不关心。在崇尚实力的农村,我们这样做给欺负他的人留下了很多空间,时间一长不能不说是悲剧。
对她的提议,我不置可否。父亲能有这样的结果,与他们不能说没有关系。如果不是他们让父亲无法种地没有水吃没有柴烧无人关照,我们也不会把父母接到凯里城内居住,也不会出现母亲离开时我们放弃回家安葬的事情。这次她提出这样的要求,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和考虑?会不会是把父亲接回去,然后再不停地向我们伸手要钱?
不过,他们能够提出这样的建议,已经非常令人心暖,这是我们兄弟之间历经了20年的冰冻之后,开始走向和解的第一步;这是父母离开家八年之后,他作出的接纳父母亲的举动。如果他是真心希望父亲回家去,我无可指责,应当感到幸福。
随后,其他本家兄弟姐妹来看望父亲。小屋里一下子挤满了七八个人,甚为热闹。从我进城读书的时候算起,我很多年没有和这些兄弟姐妹在一起了。大家都在从治疗或者护理的角度谈父亲的疾病,几个小时后才渐渐散去。
16日下午3点钟左右,二哥再次检查了父亲的身体,给我说,他要回家弄烤烟去了,父亲就由我来照顾,“他现在的药物作用能持续24小时,今天就不用给他输液了,明天你把药买好了,给我打电话我再过来给他输液打针。”
那根压垮我的草
二哥离开之前,我看着床上的父亲,还是觉得他不应就此走向生命尽头,作为儿女的我们不应当就这样放弃治疗。我跟二哥商量,我想再次送父亲去医院,治疗一个月,费用我全部负责,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轮流陪护,每家一星期。二哥说决定了就通知他。给大姐和大姐夫商量,他们都没有说话,让我再跟大哥打电话。
我再次给大哥打电话,还是对他说送父亲到医院治疗的好处。我说,如果把父亲送到医院,如果能够活着出来,那就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幸运,如果出不来就算了;活着的时候,父亲的治疗和生活我都可以来负担,如果父亲不在了,怎么办就由他来定。
大哥在电话里平静地说,父亲去医院有可能死在路上,根据地方风俗,我们还得要给人家开车的赔上一辆车,或者少说也要赔上几千上万元,没有一点必要。还不如先在大姐家观察两天,作好两手准备,如能够度过危险期,再考虑怎么办;过不去,就为父亲准备后事。
听了大哥的话,我决定采取一种折中的办法。我再次到医院询问病情,并拿到病历,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二侄子用摩托车把我送到凯里,直接去某医院,找到先前打过交道的罗医生。
“治还是不治,就看你们兄弟之间怎样看了,愿意看着老父亲活着的样子,也有能力承担护理的费用,那治疗起来也可以。”罗说,如果治疗成功,有可能还需要请人来专门给父亲做护理工作,每个月怎么也得花费2000元,“如果不治,当然什么都没有了。”
罗医生还告诉我,像父亲这样的病,“家属强烈坚持在医院里治疗的,一般都是离休干部或者退休干部,他们的医疗费政府全额报销,每个月还有五六千元的退休工资。继续治疗实际上是在保护一棵摇钱树,只要老人活着,每个月五六千块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即使花一两千块钱请人护理,扣除吃饭和照顾的费用,留下来的钱还非常可观。”她说,个人付费的治疗,基本上没有谁会坚持到最后。
我又找到另一位医师,希望跟他探讨将父亲送回医院治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他表现得并不热情,只是说三天以后再检查看看,别的什么也不说了。这让我想起了大哥给我说过的转院的事,莫非医师根本就不看好?不管怎样,我请他开了三天左右服用的药方,想拿回家去让二哥根据他的药方进行治疗,有什么效果了再来作决定。
两位医生的态度像一股无形的力量,将我推进无尽的深渊,我的脊梁骨阵阵发冷。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极力推崇那种不离不弃百折不挠的精神,一直都在说“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许多这样的故事被刊登在报纸杂志上,人们深受感动,但现实里是更多刻骨铭心的无奈。
17日,又该给父亲打吊针了。我拿着医师开的药单到镇卫生院去开药,给二哥打电话,他晚上乘坐摩托车来到大姐家,给父亲打了吊针,就往回赶。临别时他给我说,给父亲输液时,有一种药需要用很慢的速度来输,让我整个晚上多加注意,负责调节速度。大约晚上11点左右,第一瓶液体输完,我换上了第二瓶,继续输液。大约一个小时左右,父亲突然翻了一个身,正好动了那只正在输液的手。我赶忙起来查看,没发现什么问题,又继续输液。
18日凌晨1点,我睡在床上始终感觉不踏实,起来再看父亲的手背,发现有一个1厘米大小的肿包块。开始觉得问题不大,平时输液出现小小的肿包很正常的,我看到药液下滴的速度很慢,我又放大了液体的下滴速度。再过半个小时起来看时,液体的下滴速度又变得非常慢了,而父亲的右手背肿块已经扩大到2厘米左右,我觉得很异常,就把针头拔了,这次输液就此终止。
在父亲的右手背扎针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5日在医院,一个护士过来扎针,结果针一扎进去皮肤就肿了起来。那位护士处理不了就换了一个护士,新的护士选择在左手背扎针,才顺利输液。二哥扎针时,最开始选择左手背,发现针扎进皮肤后就流血,才被迫选择在右手背操作,不想到后半夜出现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旧病未愈,又添新伤。
18日白天,更多朋友知道了我父亲生病的消息,纷纷打电话问候。一位关系很好的朋友对我说,他父亲在2000年生病,他们三兄弟没有钱,作出了一个让自己一生内疚的决定―――放弃对父亲的治疗,结果父亲很快撒手西去。他告诉我,如果我需要帮助就跟他说,他会动用自己的一切关系,不让我留下遗憾。他让我又萌生了送父亲去医院的愿望。
大哥也来到大姐家,跟我讨论了是否送父亲到医院治疗的问题。他说,他理解我希望父亲康复的心情,虽然我答应解决最大的问题,但还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小问题没有解决,大家可能克服不了的就是这些小问题,就是谁到医院陪护的问题。
我是希望尽快把事情安排妥当,尽快抽身回到工作中挣钱还债。大哥提出,从现实的情况看,如果他多请几天假,公司一定会把他辞退,会让全家的生活和大侄子的学业受到影响,因此他不能全天24小时照顾父亲。大姐在现场也表示,马上就是农忙,如果不赶快将地里的庄稼收回来,明年就有可能饿肚子。大姐夫刚刚接了工程,如果中途中断,损失也很大。
二姐有没有时间照顾呢?开始我想她肯定会支持我,到大哥来了之后我给她打电话说了我的设想,平时作决定很果断的她没有立即回答我,说是要和二姐夫商量。到下午4点多钟,她打电话说没有时间来陪护。
为什么大家表示没有时间照顾父亲呢,是在推托吗?不,是因为父亲大小便不能自理,要不停地帮助父亲换纸尿裤,不断地给父亲擦身子,女性难以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只有依靠男性。而大哥、大姐夫和二姐夫长时间不在工作岗位上,就会失去工作,大姐和二哥会面临庄稼烂在地里第二年没有饭吃的可能,这些都是他们不能承受的实际理由。
大哥说,如果大家为这件事情闹上法院,判决下来也还是无法执行,也还需要大家来协商,也是一样的解决办法。我这时才真正感觉到,在父亲康复的问题上,钱不是主要矛盾。真正压垮我们的,是没有人能够长期照顾在医院住院的父亲,是这根看起来似乎是轻如鸿毛的小小稻草。我终于全面败下阵来,不再坚持送父亲到医院治疗。
最不坏的选择
在决定不再送父亲去医院后,大哥提议要进行持久战的准备―――找一个地方,找一个人来照顾父亲。这个时间可能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甚至是十几年。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这个人是谁呢?
从便利角度看,最方便的就是大哥,接下来是二姐和大姐,条件最差的是二哥。我呢,至今没有结婚没有成家,还处于无根的浮萍状态,根本没有接待和照顾的条件,否则,父亲早就被我接到北京了。
大哥住在凯里市内,作为黔东南州的首府,凯里无论医疗条件还是其他物质条件,比其他地方要好得多。但不利条件也有,第一是大哥住的地方是七楼,上下不方便,大哥身体不好,还要上班,如果请假多了会失去工作;其次是大侄子要上学,2009年要高考,需要一个学习的环境;大嫂也要上班,服侍父亲也有些力不从心。
二姐居住的地方,是距凯里有70公里的一个县级市,购买物资和请医生都很方便。但二姐一家人是租房住,没有自己的房子。二姐夫虽然是小包工头,但挣的钱还不够自己抽烟,全家的生活主要靠二姐卖菜获取。两个孩子正在读五年级。父亲跟随他们,不仅要扩大租房面积,他们夫妇俩每天要花费大量时间来照看老人,没有收入的生活对他们很残酷。
再来看大姐家,虽然她家住在繁华的炉山镇上,购买物资和药品也非常方便,大哥来往照看也很方便,但要占去大姐夫主要的时间,也会影响收入和他们的生存。
大哥、大姐和二姐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利条件,就是他们不是医生,对医疗和护理的知识掌握得少,必须请别人来照看。这就只有一个选项了,就是去二哥家―――虽然他一直住在农村务农为生,但他是医生,本身能够进行治疗和护理,虽然他医术并不高明,但打针吃药没有问题,他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最不坏的选择。
从地方习惯来看,儿子和女儿的区别,在于儿子继承父母的遗产,同时对父母承担赡养义务;大哥建议,照顾父亲的人选,主要就从他、二哥和我三个人中间选择。最理想的顺序,是先二哥,后大哥,最后才是我。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程度,首选的能够照顾老人的就是二哥,只要他愿意,他来照顾父亲,我和大哥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无疑是最好的方案。
和大哥商量的结果,就是不管父亲跟谁一起住,我们都不会一推了之,而是在一个比较好的载体上更加有利于我们的团结合作,让父亲能够安静地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如果二哥接父亲回去,那我和大哥各出一定的资金,按月交给二哥,在保证父亲基本生活的前提下,他愿意怎么使用是他的事。治疗期间所花费的药,则由我来全部支付。
从现实性看,我每个月能够支付的费用大约在1000元左右,这些钱当中有每月生活费500元,另外就是500元的预期医疗费。这些钱是我每月支出的四分之一,却接近大哥一个月工资的总和,是二哥全家连本带利两个月的收入总和,是二姐两个月卖菜的总收入,是大姐一个人种地五个月的总收入。如果我不能承担,将没有人能够来承担。
但我还是担心二哥要接父亲回家的提议有其他什么意图,或者担心是一时心血来潮,故大哥在决定前最好给二哥打电话确认无误后,才能把父亲送回去。18日下午谈论了许多话题后,大哥赶最后一班车回凯里。
19日上午,大哥给二哥打电话,确认了将父亲送回家。随后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购买一些设备,比如冰柜、电磁炉等等,保证食物能够保鲜,保证能够顺利方便地煮饭吃。“我们离开家也有20年了,这次买一点东西回去,算是尽我们的一点心意。”
我计划20日下午再把父亲送回家去,侄女听说我们要把老父亲送回家里去,还专门从她住的地方煮了稀饭带过来给老父亲吃。她见到我的时候羞涩地笑了一下,嘴巴笨拙地说:“你要送公(爷爷)回家了。”她一口一口地给老人喂稀饭,动作小心翼翼。看到侄女这样,我觉得她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老人回家。
19日下午,我给二哥打电话说了回去的日期,还问他是否需要添置什么东西。他说在我出发之前再给他打一次电话,他找人修路,方便我们的车过去。“至于东西,家里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要买了。”
兄弟协力父亲回家
20日上午,我到炉山街上找车,准备下午送父亲回家。联系车辆时困难重重,原因是从炉山镇通往家乡的路,山高谷深,夏天的雨水已经把它冲毁了,我一连找了几辆车,都不愿意走那条路。我给炉山镇党委书记打电话,说有个抗美援朝的老军人年老生病了,想回家去,在街上找不到车,希望政府能支援一下。书记说,镇里的车都比较紧张,但尽量安排。
找政府领导帮助解决困难是家乡的习惯,一般老百姓有事情解决不了,就可以去找政府。而政府只要确认不是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一般都会帮忙。我打电话后不久,书记告诉我,一个姓文的副镇长专门负责帮我协调车,并给了我文的电话。我给文打电话以后,没超过3分钟,司机就给我打电话说车已经到大姐家门口了。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按照政府工作的节奏,我计划上午找车下午出发,在车子来到之前,我还可以到街上买一点东西回家。汽车的迅速到来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几乎什么都没有买,只有调整自己的计划,先把父亲送回家。
我请大姐夫帮忙,先把父亲用的衣物以及几天以来我们为他购买的日用品、营养品等送上车,再把父亲背上车。安排座位时,我们把父亲放到第二排座位的中间,大姐夫坐在父亲的左侧,我坐在父亲的右侧,我还在他面前放了一床棉絮,避免因为急刹车造成的前倾。二哥派到大姐家专门陪我的二侄子在副驾驶位置上。
我家所在的地方叫“平旦”,只有19户人家,距离炉山镇有15公里。小时候我一直不知道“平旦”是什么意思,2008年的春节,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告诉我“平旦”两个字的来历是村中有一块大石头,就像初升的太阳,因此先祖就取“太阳走出地平线”的意思,为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庄命名。在我到北京后,家乡只能作为一个符号,梦萦魂牵地躲到我心灵深处。
在离家一公里的地方,我看到了二哥和一个堂哥正在平整路面―――堂哥应当算是我仍然在家的最大的堂哥了,今年已经接近70岁,他们到半路来给我们平整路面。看到他们,我感到格外亲切,我让他们一起上车。在进入寨子时,遭遇一段斜坡,汽车怎么也上不去。正好有几个本家兄弟在附近,我请他们帮忙。所有人又是挖路,又是往路面上垫石头,又是推,花了大约20分钟,才把汽车推上去,我们才得以进入寨子。
我家门口没有通公路,汽车就开到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堂兄家门口停了下来。二哥背着老父亲就往家中走,一个堂哥过来拿了公鸡,在父亲进门的时刻割断了鸡的喉管,用鸡血洒在屋内屋外,表示驱邪。许多本家哥哥、嫂子、侄子、侄媳妇七手八脚地帮我们把车里的东西拿进了家,小孩子也呼啦啦地跟着进了门。
二哥给父亲准备的房间紧挨着父母原来的卧室,床是一张新床,垫上了两床棉絮,铺上了新洗的床单,枕头还是父母用了好几十年的老枕头。父亲睡在床上,精神似乎好一点儿,眼睛也有一点晶莹的亮光,清澈如水,不像我刚刚回到凯里大哥家所看到的那般浑浊。
老父亲是我们的小寨子里最年长的人,他虽然已经病重,但他的回家还是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欢迎。寨子里的大人小孩都过来看他,都到床前来喊他,问他哪里不好,让他好好休息。在另一边,一群妇女在烧火洗菜,男人在做饭切肉炒菜,没有谁安排,全部自觉行动,留下我照顾老父亲。
我当时考虑得最多的是继续留在北京工作还是回到家乡的问题。我曾经想,如果照顾父亲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我可能会选择留在家乡工作,或者直接留下来种地。但问题是,留在家乡种地,不仅不能给父亲治病提供帮助,而且自己的生存也存在问题。如果我留在家乡的凯里工作,即便我拿出了全部的工资,对父亲的帮助也都是杯水车薪。
吃晚饭时,二哥对我说,他会在家好好地照顾父亲,他能够负担父亲正常的治疗和生活起居,至少可以保证每天给父亲打针吃药,每天煮稀饭给父亲吃。让我不要操心,让我和大哥安心在外边工作,多挣一点钱,在他困难时伸手拉一把―――我只能继续坚持在北京的漂泊。
黎明之前父亲已离开
8月21日起床后,我和二哥帮助父亲换了纸尿裤,给他洗脸、擦完身子,就煮稀饭给他吃,他的饭量比20日又有所增长。我给他喝果汁,他居然喝去了两小半碗。看他的眼睛,充满了光亮和期待,他已经在康复中了。二哥说希望三个月能治好老父亲的病,好让老父亲能够去放牛。中午,我离开了家乡,继续在北京的漂泊。
回到北京后,我不得不放弃了复兴我原来所在杂志的想法,通过朋友关系找到了一家以“聚焦民生,关注财富分配”为宗旨的杂志,又开始了繁忙的出差和写稿的日常生活。
但始终放不下父亲,也时不时地打电话给二哥,询问父亲的康复情况。二哥曾经很乐观地对我说,他希望老父亲在卧床三个月之后能够下地行走,帮他放牛。他主要采取的方式是用药物控制和营养调理。
2008年国庆节,发现在我给父亲换纸尿裤的时候,他居然能够用原来已经瘫痪的右大腿将自己的腰撑起来。我当即很高兴地给很多人发短信告知:坐起来可以作为老父亲接下来的一个选项了。所有人都很高兴,纷纷回短信表示祝福。
不过,二哥所说的第一个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父亲还是没有起来,仍然只能每天躺在床上需要他的服侍。父亲的病情反反复复,但总体来说还比较稳定,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和二哥之间因为沟通方式的不一致,曾经导致了一些误解和不愉快,但很快我们就寻找到了另外的沟通方式,避免了误解的升级。
2009年春节,走在回家路上,心里感觉极其不是滋味―――父亲已经无法迎接或者送我离开了,甚至一句话也不能对我说。在即将离开时,我给父亲拍了一组照片―――我突然发现,十年来我所拍摄的近5万张照片中,拍摄父亲的不超过30张。这次我给他拍片时,他已经不能控制自己了,看着我的眼睛不再清澈如水,也不再炯炯有神。
我一直希望2009年能够出现奇迹,就是希望父亲能够活过年底,在五一和国庆的时候我再回家来看他,甚至到2010年春节的时候还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当时心里也在担忧:会不会这一别就成了永别?
但是越担忧就越有可能朝那方向走,二哥多次打电话来告知父亲病危的消息,甚至有好几次打电话来说父亲口鼻流血,可能已经不行了。每次我都给大哥打电话,请他用最快的速度回家去看,几次都是虚惊一场。
我自己也陷入腹背受敌的状态。在2009年3月底,顶头上司就告知我说,我的工作业绩最差,单位要裁员,于是我离开了那家单位,恢复了自由身。5月份,本来想尽快把单位的事情了结了回到父亲的病床前,可是有一件事情总是拖着我,让我无法分身。
当时我也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可正当我准备全身心投入的时候,2009年5月11日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来看我,在一块青青的草地上向我道别。而当我正准备回味这个梦的含义时,手机铃音突然想起,提心吊胆了好几个月的事情终于成了现实―――父亲正式离我而去。
父亲一生中的许多故事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翻滚,开路的道士先生让我们写一副关于父亲的对联,我想了想,在纸上写下了这么几个字―――“忠心卫国两朝征战安四海,劫波历尽激情期盼黎明来”。我想,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对联了。
作者简介:
黎光寿,男,北京某媒体记者。1975年生于贵州凯里,受贵州赤天化集团资助,就读于贵州大学中文系,曾参与并组织了贵州省大学生创建乡村图书室的活动。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先后担任贵州省凯里市《凯里晚报》、河北省石家庄《生活早报》、北京《中国工业报》、民政部《公益时报》、《竞报》记者和广州《南风窗》特约记者、《市民》杂志主笔、驻北京记者和《中国财富》记者。2000年获“中国晚报新闻奖”二等奖、“贵州新闻奖”二等奖,2002年获“河北省副刊好新闻奖”三等奖,2005年获得“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报道奖”,2007年初被评为中山大学、天涯社区和《南方农村报》共同评选的“2006中国最具行动能力的三农人物”。著名新闻作品有《一生只有八小时》《沃尔玛,黑工厂的好伙伴?》等,曾出版过《乡村医生李春燕》等作品。
责任编辑 师力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