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本书：《诗词琐议》，26万字，丁国成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年底出版。我花一天时间读完全书，觉得有些话想说。想说的话归结为一句：我国诗歌界需要多一些丁国成这样的评论家。
国成是个谦和的人。他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看作品的成败得失看得很准。他读书多，尤其熟悉我国的古典诗词和诗话词话。可是，他不喜张扬，从不自炫。他总觉得自己这方面还不够，那方面还不足。这，你只要看看他的自序《我与诗词》即可了然。但是，说到别人，那就两样，他总是充分肯定别人的长处，而极少提及别人的短处。有几次我和他在一起开会，空闲时谈及文朋诗友，他往往会说张三为人怎样好，李四怎样有才华。这种时候，我每每想起“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唐人杨敬之。读《诗词琐议》，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
然而，国成又是有主心骨的。他不是那种是非不分、一团和气的“老好人”。他有胆识，敢褒贬，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旗帜鲜明，原则性强。有人在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大放厥词，说什么要求诗人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简直是“笑话”。国成立即作文批评，说“这个诗人的话，才是真正的笑话，不只是笑话，还是胡话、蠢话，因为它充分暴露出这个诗人的无知与偏见”(《诗人要做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以不屑的口吻，严辞斥责搞“下半身写作”的那一群(《为红豆诗赛辩诬》)。有人说“提倡旧体诗”是“复古思潮的体现”，国成指出，这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出处同上)。中国作协在诗歌评奖中只评新诗，不评旧体诗词，他又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暴露出少数领导的狭隘和偏见”，这些领导人“不能辞其咎”(出处同上)。论及诗人应有忧患意识，他写道：
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却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之可忧非止一端，民之所患不在一处，而国家民族的最大忧患，就是某些官场的黑暗和少数官吏的腐败，并且已经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业已严惩一批)，黑暗到了暗无天日的程度(合伙贪赃枉法)。一些人民公仆蜕化变质，异化成了人民公敌，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真诗乃在民间”》)。
这是何等尖锐的文字！谈到农村题材诗，他写道：
唐代诗人颜仁郁在《农家》一诗中，发出深沉的慨叹：“时人不识农家苦，将谓田中谷自生。”一千多年过去，如今“时人”、包括诗人词家是否已“识农家苦”了呢?从当代田园诗来看……惜乎，在多数作品中，看不到“农家苦”的影子。当然，现在农民、农村、农业确实有了崭新面貌，适当予以歌颂，理所应当。但是，不顾客观现实，一味盲目颂扬，就有可能掩盖矛盾、事与愿违了。一些诗人热衷于重复“田翁真快活”(杜荀鹤)、“丰岁欢声动四邻”(陆游)之类千年老调，仿佛一提田园，就是风光秀美、人乐年丰，就是闲适恬淡、高唱牧歌。这种创作倾向，需要加以改变(《关注“三农”》)。
这又是何等敏锐的眼光！如此等等，足见丁国成是一位铁骨铮铮、正气浩然的评论家。
国成为文敢褒敢贬，而不论褒贬，都注重摆事实讲道理，理智明达，不走极端(敢褒贬与走极端是两回事)。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一贯主张对新体诗和旧体诗应当一视同仁，而不应厚此薄彼、厚彼薄此。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有其优势(长处)，也都有其局限(短处)，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只有优势、没有局限的形式，或者只有局限、没有优势的形式，都是不存在的。……哪种形式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他既反对贬旧体而抬新诗，也反对贬新诗而抬旧体。他一再呼吁新体诗作者和旧体诗作者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努力，争取“新诗旧体共繁荣”(《新诗旧体共繁荣》)。持论公允，说理充分。这种文风，值得提倡。
《诗词琐议》的文章，大多很短，但短而有味，有见解，有力。例如，《诗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一文，不到400字，却提出了“就大体而言，当前，新诗更需要回归――力求实现民族化；诗词则更需要出走――以便达到现代化”的重要观点。老舍先生当年谈散文，有“愈短愈难”之说，细思之，不无道理。
我国当代的文学评论，1979年以前受极左政治控制太重，1979年以后受金钱腐蚀太多，不少文章患有软骨病。我愿包括诗歌界在内的我国文学界，多一些丁国成这样的有识见、有骨力的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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