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译 那时候我睡觉很多，而且大多是在很不适宜睡觉的地方。比如说在编辑部，甚至恰好在我专栏的负责人布置任务的时候；有时还会在采访对象正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时打盹儿；当然了，更免不了在编辑部的会议上。
每天早上七点，我不得不摇动设在编辑部门口的考勤记录器的扳手。我有时迟到，有时打电话请病假。女秘书语调冰冷，显得毫无同情之心。我有什么办法？年龄在我身上累积，将我俘虏，像成瘾一样无法战胜。
说老实话，我对编辑部早已厌烦。在我刚参加工作的两年里，除了我们的报纸之外，同时还有五六份午报、晚报和鬼知道多少份的早报出版。那时我很年轻，只有十九岁，追猎每天的焦点热闻，窥伺所有应该披露的内幕，奋笔疾书，警钟长敲。
如今，我们的报纸已成为布达佩斯唯一一家在中午出版的日报。门口装了台考勤记录器，根据规定，每篇报道都要从长计划。上面下达工作任务，记者的工作变得明确简单。
即便如此，我写的文章仍不令人满意，最后我干脆不写了。我下滑到编辑部的最底层：他们让我撰写花边新闻。
比如说，匈牙利电报局发给我一则消息，里面有一个当时最伟大的名字。毫无疑问，在这个名字前面需要加形容词。事实上，在这个名字前面已经加了表示崇敬的形容词，而且有两个。我将这则消息口述给打字员，虽然嘴里说不出什么，但凭直觉感到不令人满意：觉得有必要再加上第三个词。可以这么说，驾御具有宗教色彩的文字结构，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问题是我并不愿意这么做，而是想另选一个原创的、有个性、能让人耳目一新的词汇。打字员的手指如同小鸟的爪子、中了魔咒似的悬在空中。我搜肠刮肚，搅尽脑汁，但是脑子里始终真空一片。最后，我原封不动地口述完新闻，未加修改，带着那两个官方的形容词。
中午，我在印好的报纸上还是找到了第三个词，那是我的专栏编辑添上去的。既非原创，也无个性，更不会让人耳目一新：加在那里再合适不过。干净利落，恰到好处。
我又得到了一个机会。在当时，社会上盛行囤货之风。有些人疯狂抢购，大批囤积，藏在家中。不光是食品、餐具，恨不得连蝗虫也不放过。因此，商店里的货架空空如也，引起劳动者阶层的广泛不满，希望能将此事曝光。
我的任务是陪同一名侦探进行调查，然后在我们报纸上披露见闻。清晨，我到警察总局与他会合。我们得到四五个地址，抬腿走出了警察局。行动开始前，侦探先要喝一盅乌尼古酒，而且是在路上最近的头一家酒馆。
侦探是一位我行我素、颇为有趣的中年人，身材敦实，头发稀疏，但胡须修剪得十分整齐。鞋帮半踩，穿件褪了色的旧风衣。精明干练，训练有素，任务完成得顺利漂亮，任何蛛丝马迹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果断自信地拉开抽屉，掀开秘洞，伸手摸进箱子底部。无论从哪儿，他总能掏出一些东西：面粉、白糖、黄油，或其它什么。他活像马戏团里的魔术师，表情淡漠地从礼帽里变出一只活兔子。
正午时分，我们只剩下一个地址还没有去。不过，在喝完那盅已成为习惯、介于两次行动之间的乌尼古酒后，侦探忍不住又叫了一盅。
“现在收兵。反正明天还有时间。”他宣布说。
我表示赞同。
这篇文章刚一收笔，我就感觉不很理想。里面似乎缺点什么。当我摊开报纸、看到已印好的文章时，我才知道缺的是什么。
不过，除了人物、地点之外，这篇文章已经不再是我写的那篇，字里行间都是专栏编辑的风格。报道里，我看到了从工人身上剥夺财富并掠为己有的毒龙，侦探俨然是生死无畏、勇战恶魔的圣・乔治骑士，目击全程的记者则成为记录这场战斗的、充满激情的无名史学家。读完之后，我冒出一身冷汗。想来，这样的文章我自己也能写。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非常简单：仅仅需要一点天赋，让自己认识到这一点。
过了几天，编辑部召开工作总结会。下午开始，一直到夜深，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我找了一把椅子坐下，旁边有只烟灰缸，前面的人密密麻麻，背厚肩宽。实际上，我出席与否都无关大局。
会开了很久，令人疲惫，浓烈的烟瘴刺目难忍：我闭上了眼睛。
记得有人叫我的名字。总编辑正在发言，而且正在谈我，提到我的成绩与表现。从他的话里，我没有听出多少夸奖。之后，我的同事们接着发言。我平静地听着，甚至忘了感到吃惊。也许，我对他们正确的批评感到了共鸣。
尤其是，涉及到某人的影射话语，有时会很大程度地改变一个人。这些人坐在我的周围，按着顺序轮流发言，我从远处、冷静客观地观察着，除了偶尔合乎情理的轻蔑之外，我几乎对此毫无感觉。比如说，我并不觉得自己该为自己辩护，我根本没有兴致理会任何人。或许出于无聊，我才没有自己指控自己。
直到会场安静下来，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我想，我这才肯定地意识到，大家始终都在谈我。突然的醒悟令人不安，我的每个毛孔都感觉到指向我的紧张。这多少又跟我写文章时的情况相似。我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而且大致知道该做什么：唯一的问题是，我缺少付诸行动的天赋。
终于，会场重又打破了寂静，大家将矛头转向别人。过了好长时间，一阵推挪椅子的“吱呀”噪音，终于提醒我“散会了”！出门时，总编辑凑到我身边问：“你怎么没有……”我朝后退了一步，让他走在我的前面：可他示意做让我先走，并将手掌搭在我的肩膀上。就这样，他的手搭着我的肩，我们穿过整条走廊。我虽然局促不安，同时又感到温暖安全。
“同志，”他再次开口，“听了大家对你的评价，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当然有话想说，只是那时那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真没有吗？”他又追问。
“没有。”我说。他的手掌突然从我肩上飞走：总编辑抬起了手。这个动作冷静、慎重，如同判决一样无可挽回。
既然没有人通知我“以后别再来编辑部”，我便理解为：我还得继续去上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我从这里领工资。工资很少，但我靠此过活。之后一段时间里，我上班少有的准时，很少有谁能在考勤记录器那儿超过我。接连许多天――甚至几个星期――我都没有请病假。
只是没有人分派我干任何工作，就连写花边新闻的工作也交给了另一名同事。这种时候我应该意识到：自己成了块绊脚石。我的椅子常被人占坐，我的办公室可以破门而入，我负责的栏目被调整缩减，他们竟忘了通知我；我只好从空气里拼命捕捉偶然从头顶飞过的语句，有时从我嘴里也飞出几句：可是根本没有人听。慢慢的，我开始沉默。尽管如此，我仍旧心怀期待，全力以赴地整装待命，但我已经意识到：我的期待是如此渺茫无望，异想天开。我的末日提早到来。我有时心神恍惚，怀疑自己是否真实存在。
每天夜里，我都徘徊在酒吧之间，在那里跟朋友们聚会。这些年轻人中有的读大学，有的在电台工作，还有的鬼知道做些什么。经常也有几张女孩面孔。那时布达佩斯的夜生活格外热闹，而且很便宜。可以这么说，夜里是我一天里“从不打盹儿的时间段”。我垂手坐在椅子上，置身于翻滚的红雾之中，沉浸在没有时限的氛围里。第二天，这里突然变得异样，恭候我的是某种距离遥远、尚未抵达的尴尬。我正聚精会神地欣赏莱恩・休格斯乐队演奏的、鸡鸣狗吠马嘶羊咩的《动物农庄》。调酒女郎――活像一位伯爵夫人――向我投来仰慕的微笑，消息已经传开：我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日报记者。
深夜，我在最宁静的时辰踯躅回家，仿佛徘徊在时光的边界，在旧的与新的一日之间，万物缄默；这种时候，草地上落满了露珠。当时我住在布达，我在玫瑰山丘的脚下租了套房子。路灯照亮草坪，一条小路从不见人影的主路分岔，陡峭上攀。当时路口有一条长椅，一条很大的、不大舒适、漆成绿色的路边长椅。有个坐在那儿的男人招呼我。
那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汉子，两条长腿伸出很远，双臂交叉抱在胸前，懒散地靠在长椅背上。西服的扣子未系，衬衣的领口敞开，领带松懈地垂挂着。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男人：他是一家音乐酒吧的钢琴师。有段时间我常去那里。不过，我俩的交往谈不上友谊，他以前见到我时，从没像现在这样高兴过。他挪出一块地方邀我坐下。我并没有情绪与人闲侃，不过看到他遇到我时的高兴劲儿，心里多少有些感动。我坐了下来。
他告诉我说，自己睡眠很差。他刚干完活儿，从烟雾缭绕的小酒馆回家，习惯在这条长椅上坐一小会儿，透一透气。我表示赞同：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住在这附近，在玫瑰山丘的山脚下，可是我们很少碰见。我们交流了几个这些天最流行的幽默笑话。随后，我起身告辞，因为时间已晚，我想起明早等着我的考勤记录器。
他的脸上流露出恐慌。
“再待一会儿。”他央求道。
“我困了，必须躺下。”我说。
“愚蠢。所有人都是死在枕头上的。”他做了一个不屑一顾的手势。
“早上七点我必须赶到单位。”我跟他解释。
“那现在根本没必要睡。”他狡辩说。
那时候，只要对方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无论什么事情，最终都能够说服我。虽然我觉得自己应该睡上几个小时，但这个念头并不坚定。我重新坐回到椅子上。
他开始试着征服我。仿佛在下邪恶的赌注，以防我从他身边离开。他口若悬河，话如骤雨，用一个又一个高潮迭起的转折吸引我的注意力。偶尔，我也犹豫不决地做一两次起身的尝试，最后还是屈服了，两腿交叉着坐在长椅上。清凉、潮湿的夜风从我们背后的山上吹来，黎明将近，我感到毛骨悚然。
男人像一台电报接收器，当即捕捉到我细小的动作；或许，他意识到我再次想要起身离开，于是跟我讲起老掉牙了的布达佩斯历史。他认为：作为记者，我会对这些故事感兴趣。他先讲了法郎伪造案，又讲了46路有轨电车出售的内幕。一位诡诈的家伙在凯莱蒂火车站拦住几个刚下火车的富裕农民，并跟他们一起上了有轨电车。因为他有月票，查票员对他格外敬重，当时的习惯就是这样。他向查票员询问每日流水、客流情况，查票员神色庄重地逐一作答。在毫无疑心的外地人看来，他俩的对话俨然是上司询问雇员。他们亲眼看到，有多少乘客上车，而且每个人都买票。电车刚一驶过纽高地火车站，经过一阵讨价还价，他们签了买卖合同，并且当场蘸着唾沫点起钞票来。
另外我还从他嘴里得知，罗腾比尔大街是怎样被盗的。一天拂晓，这条大街――包括周围的一些地方――被用木条围封起来，街道两头分别竖起“修路”的路牌。罪犯雇了工人，租了卡车，仅一夜之间就将整条街偷走了。他们采取这种手段，盗走了许多吨的贵重木材。
我还听到另一个关于那个狡猾骗子的奇闻逸事。那家伙在一家著名饭店的露台前，用一条海蛇一样长的尺子丈量人行道，很快引起饭店老板的注意。饭店老板派了一个伙计过去打听，想知道在自家露台前规划什么。伙计得到的回答令人郁闷：这里计划盖一栋有某种特殊用途的绿房子。饭店老板立即与佯装测量的骗子进行谈判。骗子掏出一张首都政府的文件。文件当然是伪造的，可饭店老板并不知情。他将“工程师”请到最里面的包间大吃大喝。经过半天的殷勤款待，终于找到了开口的时机，饭店老板花了一笔不小的贿赂，终于让这栋可能影响客人胃口的绿房子盖得离自己远一些。
天光渐亮，第一班有轨电车从我们眼前“哐当当”地驶过。早行的路人出现在街头，行色匆忙，朝我们投来反感的白眼。两辆大卡车前后紧跟、摇摇晃晃地从老布达山上开下来，车上蹲着一些人，周围堆满行李包袱和几件家具。他们看起来像在搬家。这些人确实是在搬家。车斗里坐着执行搬家任务的人，冻得发抖，缩肩屈背，两膝之间夹着步枪。
男人站起身，用力伸了个懒腰。
“我们睡觉去吧，”他说，“他们已经走了。”
我抬眼看他：皮肤松懈、疲惫不堪的铅灰色面孔，在晨曦中显得格外陌生。似乎他想要报复我，由于刚才为了挽留我所耗费的气力。他突然变得沉默不语，烦躁不安。
我们沿着陡坡行走，朝着回家的方向。我在路上问他：是否他也上了外迁的名单。
“我怎么知道！”他回答说。
“你是阶级异己分子？”我好奇地追问，语调柔和。
“这个不是由我决定的，”他耸了耸肩，“我们家曾是批发商。”
值得庆幸的是，他在当公子哥时学会了钢琴，现在才能够赖以为生。他继续说：“天亮之前我从不回家。你知道吗？这是最危险的时间段。我习惯在长椅上坐到天亮，当然啦，不见得非要在同一条椅子上。”
我表示：这么躲并不是办法。他们如果真想抓他，怎么都能抓得到。
“是的，”他也同意我的说法，“但我不想被他们从被窝里揪出来。”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我说。
“怎么能说无所谓？！”他反驳道，“那是最糟糕的。怎么抓我都行，就是别从被窝里。这是唯一我想避开的。”
我们在街角告别。我应该理解，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某种与所有理智相抵触的顽固意志。
我还要继续爬一段路。阳光开始温暖我的脊背。我转过身，从山坡的高处极目远眺：朝阳在视野里缓缓升起，整座城市清晰可辨。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有生以来，我似乎从未活过如此清新的夏日清晨，似乎从未见过这座蓝天下的城市，似乎从未嗅过这股特别的气味，似乎从未听过这万物苏醒的喧嚣声。我意识到：就在这短短几分钟内，我丢掉了那条始终惊魂不定、丧失自我地蜷缩其中的自己的长椅。我感到一种无法理喻的轻松：跟所有人一样，我也是个赋闲的罪犯。而且我知道，今天早上我将再次――也是很长时间后的第一次――请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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