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教育我们要“知言”,还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钱锺书也要求我们世故一点对待古今的文学批评。话语的意义之不确定,真如人心一样复杂。有人表面上说的与想的不一样,用中文说的与用外文说的不一样,几十年前说的与几十年后说的不一样。我们得通盘考虑并细加分辨,才不会误判作者的意思。
王佐良关于穆旦的评论文章,一九四六年四月写成,其英文本先以A Chinese Poet为题刊登在英国伦敦出版的文学杂志Life and Letters To-day这一年的六月号上(即原Life and Letters 杂志,一九三五年改名)。次年,中文本以《一个中国新诗人》为题,刊载于北平《文学杂志》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二期上。
王佐良的英文写作之好,钱锺书说胜过一些前辈人物。他西南联大的同学王勉(笔名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中说:“然而王君惟其善属文,故文多流畅可读,因而有时亦不免journalistic的味道,此其小疵而已。”说王佐良英文有点新闻报章体的味道,这眼光十足犀利。王佐良评穆旦一文便很能反映这一点。比如下面这一段,即从中文也看得出来:
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最后,纸边都卷起如狗耳,到处都皱折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轻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
“无礼貌的”在英文本里有更具体形象的写法:lack of table manners of a Dr. Johnson. 典出包斯威尔名著《约翰逊传》。约翰逊博士的吃相是怎样难看呢?
他一坐在餐桌上,立即全神贯注;看起来就好像要死命盯牢他的餐碟,除非有他最谈得来的同伴,他进餐时不讲一句话,也很少注意别人谈什么,直到他吃饱为止;他是那么认真,紧张不懈,因此在他咀嚼时,前额青筋暴现,呼吸沉浊,嘘嘘可闻,对那些风度文雅的人来说,真是令人厌恶;对于一个应该自律自制的哲学家而言,更是大不相宜。(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罗珞珈、莫洛夫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二○○四年版,107―108页)
英语读者一读到这个典故,当然会心一笑。这一笑,相当于《红楼梦》第五十二回写“外国的美人”会做中国诗,“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博得大观园里众儿女降尊纾贵的颁奖:“难为他!竟比我们中国人还强。”
但如此表述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孺慕情怀,却多少令人难堪。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就马上被啃成狗耳一样。这让我想起赫尔岑笔下十九世纪俄国年轻的才智之士对西方思想饥不择食的情景,虽然他是用了讽刺的笔调:“柏林及其他德国乡镇流传出来的德国哲学小册子,再无价值,只要里面提到黑格尔,就有人为文研讨、读个稀烂――翻得满纸黄渍,不数日而页页松散零落。”
我认为,这属于以敬礼的形式反映出来的东西方文化生产的“悬垂式分工格局”。我们这儿有那么多人在狂热地带着梦寐的眼睛读着你们的Eliot和Auden,你们却不知道!在这样的上下文里,“文化的东方”(cultural East)之所以有文化,就好像只因为有从外国刚运来的珍宝似的Eliot和Auden与Eliot和Auden的崇拜者了。
“也许西方会出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值得注意的是,“以及这无知的可耻”这个意思在英文本里是根本没有的,仅仅是在中文里表示的愤慨。后面一句话,却又单是在英文本里才有的:“For the strange thing is that China, though lamentably out of touch with political trends, is almost up to the minute in intellectual matters.”(因为奇怪的事情是,尽管可悲地自外于现实政治的趋势,中国在心智事务方面却几乎是最新式的。)这就意味着在心智上的“新”(up to the minute)与“西方”之间画上了等号,反映出百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深隐迷思。
中文本里有一句话一再被引用,已然成为王佐良给穆旦所下的最著名的论断:“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奇幻都是新式的。”但对照英文本,有两处非常关键的不同:“Mu Dan triumphs by a willful ignorance of the old classics. Even his conceits are Western.”译回来就是:“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故意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妙喻也是西方的。”你看,不是“彻底的”,而是“故意的”(willful)。不是“新式的”,而干脆是“西方的”(Western)。
“彻底的无知”仅仅是无知而已,“故意的无知”就隐含了一种态度,或者蔑视,或者害怕。我们知道是出于害怕――因为穆旦早就“认为受旧诗词的影响大了对创作新诗不利”,怕“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辞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但英国读者难道不会认为是出于蔑视吗?王氏此文给他们的印象,难道不正是“先进诗歌降临落后地区”吗?不知不觉地,作者已经在“自我东方主义化”(self-Orientalismize)了。
中文本与英文本面对的读者不同,使王佐良经常要虑及各自的反应,这导致其中英文措辞每有差异。比如,中文本里说:
死是中国街道上常见的景象,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虚空地断断续续地想着。但是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看做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式政治的庸俗……
你根本弄不懂“虚空地断断续续地想着”,你也会认为穆旦不是一个左派。然而英文本译出来却是这样子:
死是中国街道上常见的景象,而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无视它们。可是穆旦不然。穆旦是一个炽热的左派(a fiery Leftist),一个游行示威和群众集会的老手。然而,他怀疑口头的政治……
中英文两个文本的差别,有时竟到了完全相反的程度。
王佐良的中文不事雕琢,明快得像速写,但总有几分率意,偶显毛糙,反不及他的英文写作之绵密和优雅。比如此文,中文本里有一句:“穆旦之得着一个文字,正由于他摒绝了一个文字。”很别扭,也不好懂,还是英文本表述得严密而有力:“穆旦借放弃一种语言而获得一种语言。”(Mu Dan has renounced a language to get a language.)面对这类“得着”、“虚空地断断续续地想着”、“出惊地感到”之类随便的措辞,让人感到王佐良花在英文本上的功夫要多于中文本。同样的一篇文章,他的中文本却使人感觉像是其英文本的一个潦草的副本。
一九三○年,法国诗人瓦雷里(Paul Valéry)给梁宗岱翻译的《陶潜诗选》写了一篇序言。一九三六年,梁宗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诗与真二集》时,收入了经过他本人校改的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王瀛生的译文。二○○三年,中央编译出版社与香港天汉图书公司合作出版了《梁宗岱文集》,其第一卷收入了此序的法文原文,并有梁宗岱在中山大学外语系的学生卢岚的新译文。以两种译文与原文对照,有一些意思有了微妙然而重大的不同。
在序言里,瓦雷里首先称道了梁宗岱的诗:“这些小诗很明显的是受了四十年前的法国诗人的影响的。”这的确是恭维,因为四十年前的马拉美、魏尔伦都是瓦雷里最崇拜的诗人,受他们的影响恰恰是品质的保证。下面的一番话听起来也像是恭维:
虽然是中国人,并且学了我们的文字还不久,梁宗岱先生,在他的诗与谈话中,仿佛不仅深谙,并且饕餮这些颇特殊的精微。他运用和谈论起来都怪得当的。
虽然是中国人……不呀!……正因为他是中国人,梁君必然地比一个欧洲人,一个普通的法国人,甚至比一个法国的文学士更善于推测,摘发,企图去袭取和变为己有这些优美的方法。
乍听起来蛮不错的,可是且慢:作为中国人,梁君比“一个欧洲人”高明,这是夸奖。比“一个普通的法国人”高明,这就打了折扣,因为moyen这个字虽然是“普通”,更有“中等”的意思,取的是平均值。比一个“法国的文学士”高明,也还中听,可是,天晓得原文用的bachelier,却只是法国中学会考的合格者,而不是英文用来指大学毕业获得学士的bachelor。卢岚的译文就准确地译成了“中学会考及格者”,但梁宗岱不会不清楚两者的不同,他使用王瀛生的译文却马虎于没有校改出这一点。说梁宗岱先生“甚至”(voire)比一个法国中学会考的合格者还要高明,这样的恭维怎么听怎么不是滋味。难道了不起的艺术禀赋的体现者会是一个法国中学会考的及格者?瓦雷里意思是说,梁君你已经很不错了,比我们法国中学毕业生还要好些呢!
这是瓦雷里行文的惯技,即蒲伯所谓“用小夸来大骂”(damn with faint praise)。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Castle)里,谈到瓦雷里在法兰西学院院士就职典礼上那篇演讲词。依照惯例,他必须为前任院士法朗士(Anatole France)撰写一篇颂词,然而,“瓦雷里采取了一种屈尊就卑的语调,好像有意为法朗士说几句好话,但结果听起来却都是贬抑之词”(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黄念欣译,江苏教育出版社二○○六年版,64页)。由于法朗士攻击过象征主义的宿怨犹在,瓦雷里居然通篇一次不提法朗士的名字,却三番五次讥讽这位前任作为书商的卑贱出身,并提醒听众说:某人曾经比人们想象的要渺小。在一番拈酸吃醋、皮里阳秋的播弄之后,法朗士的辛勤与博学简直就成了傻。
见识过瓦雷里这篇顶不厚道的文章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天真地对待他的文字了,特别是当他说起了好话。这不,瓦雷里为中国人说好话了:
中国人被认为是各种精品的创造者。据说他们把爱情分得很细,就像刑罚的种类一样。他们又以西方人在对观念进行演绎和分析时所花费的同样的果断、同样的毅力、同样的好奇心处理生死问题。
把爱情分得像肉刑一样细(On dit qu’ils amenuisaient l’amour comme les supplices),以那样的耐心和好奇去处理“无生命或有生命的材料”(la matière morte ou vivante),难道这样的折腾值得赞美吗?诚所谓谬赏有胜于侮。瓦雷里其实是在说,我们西方人对观念进行演绎和分析的结果是什么?是几何学!他接下来果然就说到自己最得意的话题了:
我深知中国人对数学研究做得不够,这是使他们现在蒙受损失的不幸的疏忽,也是难以理解的疏忽,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异常灵敏的头脑,怎么没有迷进数字方面,没有被吸引到象征方面。……在中国人当中,没有出现过几何学家,他们的直观停留在艺术家的直观阶段,这些并没有对抽象思维的伦理的发展起到托词和最初的支柱的作用。
假若不了解几何学在瓦雷里心目中代表着什么,就根本不会明白这段话的明褒实贬。在关于什么是欧洲人的言说中(参见唐祖伦、钱春绮译:《瓦莱里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二○○六年版,《精神的危机》、《欧洲人》、《究竟谁是欧洲人》等篇),瓦雷里把希腊的几何学奉为“不朽的模式”,是“欧洲智慧最典型才干的无可比拟的楷模”。瓦雷里挑明了说,埃及人、中国人、印度人都实现不了这样的幻想的创造――“我们依靠希腊所取得的东西,也许是最深刻地从其他人类中区别我们的东西。”
东方主义的臭味,不失时机地从瓦雷里的笔下飘散出来了。不错,瓦雷里是一个标准的东方主义者。读他的文章,我很纳闷萨义德的《东方学》里为什么只有一页提到瓦雷里。依我看,瓦雷里文中充斥着典型的东方主义腔调,而且表现得特别煞有介事:
人们见到人类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分裂,分成了两个日渐不同的团体,一个占有世界的最大部分。它似乎固定地待在他们的习俗、知识和实力中,不再进步,或者只是悄悄地不易察觉的进步。另一个则备受不安和永远搜寻的痛苦折磨。在欧洲交流增多了,在他胸中活跃着各种各样的问题。生活、求知、能力的手段逐个世纪地、非常迅速地在增长……
一方面,美洲、大洋洲和非洲新大陆、远东那些古老的帝国给欧洲运来了原料,以便把原料置于唯独欧洲能完成的加工改造中。另一方面,古老亚洲的知识、哲学、宗教前来哺养欧洲代代产生的始终在提防的人民,而这种强大的机器更改着东方多少有点奇异的观念……
在瓦雷里的描述中,这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和谐的世界:美洲、非洲、亚洲是主动地、殷勤地“给欧洲运来了原料”好让它加工,好让欧洲的诗哲瓦雷里先生发出由衷的赞叹:
一切都来到欧洲,一切都来自欧洲。
用了他一贯谦逊而有节制的口气,瓦雷里要给欧洲和欧洲人加一点“稍微比地理和历史多一点类似于功能作用的意思”,因为欧洲人“大体上属于某个多少统治过世界的民族”。多么含蓄,多么轻描淡写,分寸感多么强,可骨子里多么倨傲!难怪陆兴华在《理论车间》里说:“你看这个瓦雷里,德里达认为他就像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一样,嘴上讲的是欧洲和人类普遍性,用的也都是那些transcategorial[超范畴]式词汇,半神学的精神着思想着,但骨子里就是那种精神―语言―思想的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把瓦雷里的法译《陶潜诗选》序与王佐良的评穆旦文合在一起谈,我只是想说明一点:基于西方他者视角的权威话语,是如何弥漫性地扩散在西方文人学者的话语中,又如何刻骨地被复制到我们自己的意识中。
可是话说回来,人是非常复杂的生物。要做到“知言”,实在还得“顾及全人”。比如瓦雷里,我要是说他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总是不怀好意,那就太不公正了。瓦雷里生平给两位中国人写过序。为梁宗岱《陶潜诗选》写序的是作为或自命为智者的瓦雷里,为盛成《我的母亲》作序的则是有情人的瓦雷里。这位诗哲,罕有后面这样一个真情流露的时刻,故其言辞,虽始于东方主义的典型表达――
由于我们对中国人的认识困惑不解,所以不知道应将他们列在我们的文明体系的什么位置上,虽则我们可以明确界定埃及的、犹太的、希腊的和罗马的文化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我们既不能像他们看待我们一样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又不能把他们抬到与我们同样骄傲的地位,于是只好把他们列入另一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即将他们划归到实际存在但不可理解却又与我们永远共同生存的一个类别中了。(瓦雷里:《盛成〈我的母亲〉序》,周恒译文,收入何兆武、柳卸林主编的《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85页)
但是他全文重心正在质疑这个东方主义的论述框架。他诚恳地期望欧洲人与远东人在思想上同时在心灵深处的直接沟通;他认为各民族的交往建基于“发现对方心灵的一致性”;他承认,“在我们遇到一个生命力强、可用我心度他心的民族时,要想欺骗、损害或消灭他们是痛苦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他说:
但如果我们仍然无视一个外民族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而仅仅欣赏他们所制作的花瓶、漆器、牙雕、青铜器和玉器,那是无法真正评价和发掘一个外民族的聪明才智的,因为远比这些只供摆饰、消遣和当珍贵纪念品的艺术品更为宝贵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
应该说,是盛成小说中母性的柔和光辉感动了这位诗哲的心。据盛成自叙,他与瓦氏一九二七年冬相遇于蒙白里车站,当时瓦雷里刚为母亲举行罢葬礼,正在月台上等候转车去巴黎。这位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见这位陌生的长者忧思满面,哀苦难言,不禁上前关切地询问,并于别后致信唁慰。“我今日了解他、安慰他、怜惜他、击动他,并不是中国人的脑子,正是中国人的心地。”“亲丧是万国的亲丧,心苦是人类的心苦。”(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第十二章)瓦雷里大约第一次遇见一位中国人,虽一身寒微,但“生命力强、可用我心度他心”,所以才惠允为盛成写了平生最长的序言,何况这小说写的正是《我的母亲》。
这篇序言之于瓦雷里简直称得上是救赎。《我的母亲》一纸风行后,巴黎《世界报》(Le Monde)刊登了埃利安・芬伯特(Elian J. Finbert)所撰的书评(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一日),即明确指出:
他替瓦雷里开了谦卑赦佑之门。从前,瓦雷里以为世事除“文章关系而外”毫不足道,他以“罗马和希腊”的文化来骄人,以“欧洲人的本质”而自傲。瓦雷里的著作与社会醉心之批评与赞美的注解,现在都要来重新检阅一番。他替盛成所写的一篇叙言,非常重要,是标明他到另一方向去下功夫。在他那冰寒的建筑物里,有几件东西破坏了,一口气钻进这太古的石头里去了。从前说:“一切都来到欧洲,一切都来自欧洲”,现在说这话的人,有点怀疑了。
这一案例,颠覆了萨义德的《东方学》里所描述的惯例:东方主义的定型化的标签具有一种压制力,它阻断并且驱除同情心。一旦遇到东方主义的概括性的知识,突如其来的感伤便会消失无踪,情感的词汇便会荡然无存。这回却不,在瓦雷里给盛成的序言里,同情心战胜了偏见。
知解力也会战胜偏见的。随着阅历渐长,王佐良看待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们的眼光也开始成熟。一九八三年八月,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研讨会上,王佐良做了关于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长篇回顾,语气从容,品评精到。其中仍然谈到穆旦,也说他同其师辈卞之琳与冯至相比,对中国旧诗传统取之最少,可是再没有把这炫耀为一场胜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全文的结尾,他回到了中国的古典诗歌传统,并对其给予现代诗人的影响做出高度的评价。
此文也有中英两个文本。英文本曾在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研讨会上宣读,两年后收入王佐良编印的英文论文集《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由外研社出版;中文本以《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一个回顾》发表于《文艺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曾收入一九八七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印行的小书《风格和风格的背后》。相形之下,英文本也仍然比中文本略显丰满,也因此我选译出这个结尾,以供大家对照阅读:
再说,养育他们的是世界文学里一个最辉煌、最悠久的古典诗歌传统。因此这里从未出现一种更先进、更具有启发性的诗歌从西欧降临去救助过时的当地诗歌的局面,思想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甚至纯从技术的观点来看,欧洲现代主义能给中国诗人的教益也令人吃惊的少。除了大城市节奏、工业性比喻和心理学上的新奇理论之外,一位有修养的中国诗人发现大部分西方现代诗人的写作似曾相识,他认为自己的古代大师们早就以更简约的方式取得了相似的效果。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诗人能够那样容易地接受现代主义的风格。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能够有所取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最终则是他们的中国品质占了上风。戴望舒、艾青、卞之琳、冯至、穆旦――当他们的现代主义的敏感与中国的现实起了隐秘的感应,都经历了这样的变化,并写下了他们最能持久的诗。
二○○九年十月十日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