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休斯的著作只有一本中译本――《欧洲现代史：一九一四――一九八○》（陈少衡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版），但是有识之士在今天还是会不时想起这位故人休斯。也就在二○○五、二○○六那两年，中国出版界还接连出版了五本彼特・盖伊的著作，即《启蒙时代》、《魏玛文化》、《历史学家三堂小说课》、《弗洛伊德传》和《施尼兹勒的世纪》。彼特・盖伊与斯图尔特・休斯在学术上有很近的亲缘关系，都是从政治学转向历史学研究，都对欧洲追求整体性的传统学术保持很深感情，最主要的他们都反对单纯、偏颇的实证主义历史学，他俩的历史哲学观极其相似。休斯的政治观、学术上对近代德国思想关心，是在“二战”结束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战略情报局（OSS）与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朗茨・诺伊曼共事时，受到诺伊曼的影响；而盖伊则更是弗朗茨・诺伊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政治学时的直系弟子。刚买到盖伊的五种新书（中译本）时，我曾想动手写篇介绍彼特・盖伊的短文，但是，饕餮的阅读欲望不断夺去了我的时间，以后几乎完全忘记了这个念头。去年十月中旬，奥巴马总统因为呼吁核裁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让我重新想起要写介绍休斯的短文来――因为休斯人生的起伏与其参与反核武器政治运动有关。当然，提起休斯，也总要联想起盖伊，因为他俩在学术上有亲缘关系――都是身在北美、心怀欧洲的历史学家。
说起来，休斯是个长年涉足政治活动的、就像今天中国人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休斯出身于政治家家庭，父亲查尔斯・埃文・休斯，曾任纽约州州长，还在胡佛总统时代担任过首席大法官。进布朗大学后。他就对欧洲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二战”爆发前，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博士论文题目是《法国第三帝政时期的经济》，所以，战争爆发前五年逗留在欧洲搜集史料。“二战”爆发，他才返回美国。珍珠港事件后，休斯加入美国陆军，最初的军衔是少尉，因为精通德语、法语，分配在军队情报部门工作，参加过解放法国的战役。在军队内，休斯一直被认为思想左倾，但是因为工作努力，成绩卓著，接连得到嘉奖，一九四六年复员前已经晋升为中校。休斯在战略情报局工作期间，除了弗朗茨・诺伊曼，休斯还结识了利奥纳德・克利格（Leonard Kiieger）等历史学家同行。一九四八年休斯入哈佛大学任副教授。一九五二年因为大学方面认为他论文业绩不足，不得不离开哈佛大学，去了斯坦福大学。但是，也有人认为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才是他在哈佛待不下去的真正原因。一九五七年，休斯积累了够格的研究成果，返回哈佛任历史学教授。
上世纪六十年代是正值壮年的休斯学术和政治活动的顶峰时期。继《意识与社会》（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construc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1890―1930，1958）之后，重要著作《被堵塞的路径》（The Obstructed Path: French Social Thought in the Years of Desperation 1930―1960，1968）和《大转变》（The Sea Chang：The Migrat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65，1975）问世，构成他的所谓欧洲思想史研究“三部曲”，在欧美学界产生很大影响。他不仅在普林斯顿、斯坦福兼职，也是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一九六二年休斯还作为和平运动、无党派人士参加上议院议员竞选，虽然在马萨诸塞州获得选举规定的超过七万名选民的签名，但是由于发生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民主党转向与苏联对抗的政策，他那几乎要求美国单方面废除核武器的选举纲领（休斯当然也表示要警惕苏联的核威胁），马上在竞选中陷于极其孤立的境地。也许这件事也蕴含一点授予奥巴马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休斯曾这么回顾当年的选举：“二十世纪后半期，先进民主主义国家大概都存在如何开展少数派政治运动的问题。欧洲各国情况也差不多，那里也是少数派只有很小发言权。知识人组成的政党只能获得百分之二三的选票。美国也是同样，激进的少数派据点，已经不是工人阶层，转移到了有教养的中产阶层。大众不肯侧耳倾听少数派的意见，选举成了‘繁荣’和‘抑制’的现代社会的鸦片。”越南战争爆发后，休斯积极参与反战政治活动，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年担任和平行动组织（Peace Action）主席。他还主张保护黑人和工人的权利，甚至积极支持女权主义。这些激进政治活动使他在哈佛大学同事中待不下去，一九七五年再度无奈离开哈佛大学，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到去世一直住在圣地亚哥。休斯的遭遇说明民主国家的大学里的学术自由也是有局限的。雅斯贝尔斯当年也这么感叹过。
休斯的研究领域是思想史，却与以精神分析历史学著称的盖伊的历史观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继承其启蒙主义的传统，坚持理性，却都反对片面的理性至上，不恪守历史学界实证主义的教条陈规，虽然休斯没有像盖伊在精神分析道路上走得那么远――亲自接受精神分析训练，但是休斯受了精神分析医生、历史学家妻子朱棣斯（Judith Hughes，也是加大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影响，与精神分析学说也充满感情。读《意识与社会》，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休斯是把弗洛伊德看做一八九○至一九三○四十年间出现的、对欧美社会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甚至放在韦伯和涂尔干之前。休斯与盖伊一样，有一种想通过精神分析把历史学从刻板的实证主义中解脱出来的倾向，对德国文化、特别是对魏玛时代文化抱有特殊的情感。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基于观念论的德国新人文主义的好感。在《被堵塞的路径》中他感叹韦伯和弗洛伊德在法国，从来没有获得在一九三三年前德国和四十年代后在美国发挥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对二十世纪中法国新理想主义的社会史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转变》集中叙述三十年代因法西斯迫害逃往美、英的中欧德语圈的知识分子对盎格鲁传统学术影响之历史，书中关于精神分析学派在美国的繁衍、对美国心理学发展影响的叙述占据了很大篇幅。与盖伊一样，休斯把精神分析作为分析历史人文个人动机的一个方法，也把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学科。
他的另一著作《历史学是艺术，也是科学》（History as Art and as Science,1964）是他与盖伊在史学观上志同道合的最好证明。他认为历史学研究并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通过实验室将过去作为现实再现，研究者也不可能像柏格森期望的那样亲历“过去”，直观、体验过去。即使是十九世纪旧理想主义代表人物兰克及其追随者在做出历史判断时，对德国观念论和浪漫主义也是无批判地接受，所以他们总是热情地从新教启示出发，“对许多原始事物，也都持非常直感的、柔软的、虔敬的态度”，“通过‘倾向直感方法’、‘上帝的手’去探索。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冥想，……研究中知性与崇拜是一回事，是同一种经验”。在休斯看来，这种观念论的理想主义也被二十世纪的狄尔泰和克罗齐为代表的新理想主义者继承下来了。他们正因为处在科学时代，所以他们知道光是像兰克那样最终停留在现实的“观念”和“精神”上是不充分的，所以他们开始尝试把握历史记叙、说明逻辑和操作上的规律。没有人否定这些新理想主义者对发挥认识历史主体作用的人的努力。当然，传统的英、美学者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对欧洲新理想主义历史研究最终是不满意的。在欧洲，法国新实证主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等人企图调和旧实证主义与新理想主义的对立，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布洛克等新实证主义者也不否认对历史判断中的主观性作用。力求从寻找单纯的史料、文献研究模式中解放出来，历史学家的任务是为记录文献内容建立一个秩序。即使是缺乏科学数据实证的传说，因为它具有一种变形特性和趋向，所以也可以从中推测当时的社会思潮。
美国的实证主义主流的历史学家与欧洲史学家不一样，一般都拒绝写现代史，把现代史看做时事评论、政治学的对象。他们认为，研究者本身处在这个社会环境中，主观意识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但是，休斯不以为然，写了《欧洲现代史》。他指出，美国历史学者这种习惯是迷信文献的结果，没有看到研究者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可以接触到不少具体事物经验实践；当今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也会因缺乏文献而感到苦恼。“二战”带来了幸运的副产品，不少历史学者战时从事外事工作，所以，现代外交史研究中，他们能够借助经验的直感、现实来判断、分析文献记叙。尽管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们都为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苦斗，但是，他们的分析和判断的客观性最终都不得不依赖其个人的良知和想象力。在《历史学是艺术，也是科学》中，休斯援引赫伯特・布特费尔德（Herberte Butterfield）的《历史与人际关系》（History and Relations,1951）中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
真实的事情……比如证实宗教迫害、屠杀，或者集中营、对少数派镇压等犯罪真相，不需要历史学家帮助。不承认这种杀人、屠杀等野蛮行为的人，即使历史学家对这些事情下某个定义、给以名称，他们也不会有所醒悟。只要历史学家不去动摇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判断，而是根据这些最基本道德判断，阐明普遍道德根据，就是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他们的职责。记叙大屠杀、迫害等事件，只要具体详细叙述，说清楚其实际意义，就足够了。人之所以道德上麻木不仁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能从犯罪、受难之恐怖的客观叙述中获得感受。然而，读了这样的历史记叙后也不感动的人，即使附上说教和评论，也不会就此感动起来。（121―123页）
换言之，所谓良知，就是人类应该有不言自明的共同的、普遍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在这个前提下，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详细地记述。研究现代史的另一个要素――历史想象力，在休斯看来也十分重要。他认为许多人在青少年时期被灌输的历史教育内容扼杀了想象力。因为脑子里留下的只是一些被神话和英雄的故事，失去了历史想象力，成年后他们偶然的人生经历往往会唤醒他们的历史想象力，从而开始怀疑小时候被刻印在脑子里的历史故事。而这种想象力对现代史具有重大意义，可以把现在瞬间与不久前过去、甚至与祖先们的远古对照。作为历史学家不得不考虑自身所处的时代。马克・布洛赫就因为本人是亲身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军官，所以曾想写一本研究一九四○年法国战败的著作。休斯认为作为历史学家不能逃避现代史研究。他们可以发挥信仰普世精神的社会思想家的功能――比如，像孟德斯鸠、马克思、韦伯那样的社会学创始人那样去自由地思考他们那个时代，而“二战”以后的社会学家们都失去了这样勇气，休斯呼吁不认为研究现时与研究历史有矛盾的历史家们去填补这个空缺。这就是有学者所指出的休斯心目中的广义的社会学研究。
我们再来谈谈彼特・盖伊。盖伊六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前后大体可以分成三个大类：启蒙时代及其思想研究、关于历史与科学、艺术的关系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历史学中运用的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及其文化的研究。《启蒙时代》、《魏玛文化》、《历史学家三堂小说课》、《弗洛伊德传》和《施尼兹勒的世纪》这五本中译本大致是可以分别归属于上述三类研究的著作。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在弗朗茨・诺伊曼影响下注意起德国文化、关心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五十年代受到“二战”时期流亡到美国的学者卡西尔、奥尔巴赫（Erich Auebach）等人学术思想的影响关心起文化史来。六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期，盖伊专心于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研究。中译本《启蒙时代》就是那一时期的产物。关于十八世纪思想史的前人研究，盖伊最推崇三个人的著作：卡西尔的《启蒙时代的精神》、格雷图伊森的《资产阶级精神的起源》和保罗・阿扎尔的《十八世纪欧洲思想》。除《人论》之外，卡西尔的著作中译本极少。而那个阿扎尔，在我国是更陌生的名字。阿扎尔的另一部最重要著作《欧洲精神的危机》，时常被我国研究比较文学的人在论文中通过二手文献来“转引”。阿扎尔是比较文学学科开山祖之一，也是研究欧洲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学者。他的主要著作中译本一本也没有。从文学史、思想史来看，阿扎尔著作的特点和贡献：一、注意文学作品中人物心理与时代地域的关系，注重各国文化习俗的比较；二、他已经提出自十八世纪起，欧洲一统的希腊、罗马传统思想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开始分裂，英、法、德各国思想发展各具特色分支。盖伊继承阿扎尔的这两个特点，转向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的关心同时，使用的历史分析材料，即他选择的研究对象，也都选择分别属于欧洲不同国家代表人物。比如，《历史学家三堂小说课》中托马斯・曼、福楼拜和狄更斯分别代表德、法、英三种不同特色的文化、文学。但是，三个作家风格各异，却都是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盖伊从写作技法、社会史、传记和精神分析的多个角度来考察小说中的“历史”。其实，《历史学家三堂小说课》可以说是对他七八十年代完成的关于历史哲学三部曲的续篇，即对《历史的文体》（Style in History,1974）、《艺术与行为》（Art and Act: On Causes in History-Manet,Gropius,Mondrian，1976）和《为了历史学的弗洛伊德》（Freud for Historians，1985）提出文学作品实证的续篇。如果不先介绍前三部著作，中国读者不知道盖伊历史观来龙去脉的话，《历史学家三堂小说课》无论在文艺研究者中，还是在历史研究者中，都很难引起人们关注。在该书中，盖伊重申自己先前关于历史观的三部曲中的观点，开辟“小说”这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意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盖伊提出，如果小说只是把事实作为事实来叙述，小说反而没有历史价值，上述三位作家的作品中都包含了超越现实的社会理想，即使小说的情节与历史“事实”多少有点不符合，但是其理想浓缩的社会文化典型，体现了一种文学的真实。这是勾勒出一个时代整体特征、反映出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历史学的一个具体事物描摹方法的历史真实。
但是，盖伊否定文学的真实高于历史的真实，又指出：创作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也和历史学家一样，小说中掺杂了他们个人的先有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叙述的时候，阻止和约束他们的真实描写和价值判断。托马斯・曼、福楼拜和狄更斯都不例外，他们都对中产阶级抱有偏见，对这个阶级持否定态度，把小说作为对中产阶级的复仇，《历史学家三堂小说课》的原著书名 Savage Reprisals 直译成中文的话，应该翻译成“野蛮的报复”。盖伊旨在说明这三部小说是扭曲的历史镜子。盖伊指出,作家的偏见之本意，并非是单纯指出文学反映历史，不能随意替代历史，倒是要指出历史学、历史记叙中蕴含的文学性、虚构性。他主要目标是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的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把语言仅仅作为符号，与活生生的现实完全隔离，完全否认语言外部对言语的左右、控制。文本都被后现代主义者看做是由先前的文本组成的话，那么事实就失去存在的空间。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如德里达、海登・怀特等）认为事实不是发现的，而是通过语言创作的，事实即言说，历史记述就是故事而已。所以他们认为历史是虚构的，与小说很接近，真实是不可能复原的。盖伊说：“小说或虚构的作品中可能有历史，历史不是小说或虚构的作品。”
《历史的文体》是盖伊最早的对教条性的实证主义历史观挑战，独创性地分析四个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兰克（Leopold von Ranke）、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和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著作及其文体修辞不同的风格特点：吉本的俏皮的挖苦、兰克的叙述起伏跌宕、麦考利喜好使用对偶手法、布克哈特的犹如绘画般的描写――鲜明的来自个人主观特色，得出与休斯同样的结论：历史学是艺术，也是科学。
《艺术与行为》与《历史的文体》一样，继续讨论历史学家最根本的课题，即历史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问题。与《历史的文体》相比，《艺术与行为》开拓了更广阔的新视界。这本书也是盖伊以后不断撰写从艺术史角度来研究一个时代的系列著作的开端。盖伊认为无论是艺术作品的作者，还是艺术作品的观众都把原先是从主观出发构思的作品，作为历史的一个片断来看待的。而把握这个历史片断中的因果关系（历史原因）是很困难的工作，却又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因为历史的偶然性，人的经验面临各种各样的外部环境，所以历史原因往往是复杂、多元的。盖伊把艺术家的经验和面临的外部环境分成三个要素：文化（culture）、技能（craft）和私人领域（privacy）；把艺术家主观创作动机（原因）与这三个世界对应起来分析。文化，也就是艺术家所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状态；技能，涉及艺术家创作所使用的技艺、手法和素材；私人领域是指艺术家心理冲动或压抑等内心世界。被看做历史的一个片断的艺术作品植根于上述三个世界，三者间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但是，不同艺术家、不同的作品，与这三个世界中的某一个世界相关的紧密程度各有不同。历史学家通过分析，可以从作品中看出与哪个世界关系最紧密，也就是作品诞生的最主要原因。比如，某个作品不受时代思潮影响，那么必然是创作者个人经验起了最大作用，作品形成往往主要是受到个人特征技法的制约。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为代表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排斥历史分析中主观要素、片面强调环境、社会等客观原因是最大的因素，盖伊不排斥主观要素，强调偶然性。盖伊还认为，不管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影响，历史的原因是多样的，往往是必要条件之一，即使认为某一要素是主要原因，也不能把原因排列成主次的序列，它们缺一不可。在《艺术与行为》里，他对三个现代主义艺术代表人物马奈、格罗比乌斯和蒙德利亚（Pieter Mondrian）及其作品分析构成三章。马奈（Edouard Manet）的艺术创作是从强烈显示自我真诚、真诚的存在内心（私人领域）出发，通过个性技法描绘现代生活，汇入“文化”中去；格罗比斯（Walter Gropius）建筑艺术首先是来自对政治的热情，其次是追求个性的美学情趣，最后才是不可缺少的各种技艺要素；而蒙德利亚的创作则是从个性抽象主义技能开始，步入神智学的神秘主义，最后退缩到个人内心，追求将压抑的美、与官能欲望的妥协。盖伊之所以选择三位伟大艺术家及其众多作品来论证自己的历史观，因为伟大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有无可超越的权威性、无可替代性、唯一性（比如，与《红楼梦》原著相比，高鹗的“续”就黯然失色），作为历史的一个片断，往往给人其产生的原因就如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同样的印象。在《为了历史学的弗洛伊德》中，盖伊承认众多的著名历史学家（如Arthur M.Schlesinger、Jack H.Hexter、Lawrence Stone、David E.Stannard等）鄙视、无视、否定和批判精神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在盖伊看来，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把人的利己心作为历史人物做出选择时的唯一动机，而忽视了人的无意识产生的冲动和心理冲突之作用，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认清什么是自己真正的利益，虚假的、错误的利益判断制约了许多人，许多人的利己是盲目的。何况是多种欲望构成了利己心，欲望又是多种要素合成的，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无意识中的“爱”的情感，其能量是无法计量的，人们并不是对所有事物都有同样的爱。他认为严密考察、研究人的存在状态（精神世界［内心、心理］）与历史世界（外部客观现实）、人性两重性（被社会约束与生物性共存）和历史中人的动机是历史学和精神分析共同的课题。在该书中，盖伊也和休斯一样，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有特殊亲缘关系，像吉本的《罗马帝国兴亡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世纪》那样的杰作不仅是史学著作，也完全可以说是“回顾社会学”著作。
盖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入历史哲学研究，并引入五十年代起就感兴趣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构建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与此并行的工作是深入对弗洛伊德生平与学说的研究。然而，他的历史研究的具体对象从十八世纪的文化及其人物转向十九世纪的文化和人物；研究视角也扩大到文艺批评、艺术史领域。八十年代末完成了他的《弗洛伊德传》。另一个更大的系列是他自七十年代末开始至二十世纪末的二十多年间研究的关于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及其文化的历史研究。他给这个系列研究取了一个总体题目：“布尔乔亚的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这个课题由布尔乔亚研究的“五部曲”――《官能教育》、《优雅的热情》、《仇恨的养成》、《赤裸的心》和《快乐战争》构成一个系列，此外，《施尼兹勒的世纪》也可以说是他这五部曲的续篇。这一转向的原因，盖伊认为“二战”后雅各布・布克哈特等人创导的社会史研究，注意力集中在处于弱势的民众――农民、妇女、工人、少数派宗教或民族的群体及其意识、文化思潮的社会史，虽然这种主体和分析方法是非常富有独创性，但是诸多的研究中都忽视了布尔乔亚这个阶层的研究，对这个阶层形成了流传广泛的偏见：他们是惯于行骗、虚伪、自私、冷酷、性生活放纵的伪善者、剥削者、庸俗的人。盖伊说，他不否认布尔乔亚阶层里有不少这样的人，但是他通过扩大维多利亚时代的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研究，通过二千页以上的著述、五六个论题纠正这个偏见和误解，力图证明布尔乔亚阶层里的人不是划一的，也是多彩的，来改变人们固定的单色调的观念。在这个漫长的系列里盖伊也不忘他钟情的弗洛伊德理论。除了他早年一再强调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在历史学研究中追究历史事件中人物的动机时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之外，第二，在他看来，尽管弗洛伊德是个临床医生，但是他的理论追求的目标不仅是他的病人、女性、现代人，而且也要适用于正常的人、男性和古希腊人，具有普遍性；第三，尽管弗洛伊德的理论存在缺陷，不少人认为他的个体心理分析与外部世界、社会与教育影响隔绝，但是，盖伊却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后的弗洛伊德也承认俄狄浦斯情结也是在外部教育和环境刺激下形成的，认识到俄狄浦斯与哈姆雷特的不同在于其所处的文化时代的精神环境的不同。所以弗洛伊德虽不写历史著作，但不乏历史想象力（其实，弗洛伊德本人也受到外部环境刺激，即因为三十年代希特勒政权史无前例的反犹运动，晚年写了历史学著作《摩西与一神教》，还引起学术界极大的争论）。而性问题是盖伊运用精神分析研究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生活史的一个桥头堡。维多利亚时代的文献中人们都对性问题保持“沉默”，很少有涉及这个主题的，即使偶然有文献谈到这个问题，也局限于医学专业范围之内，到了爱德华时代，布尔乔亚的性生活在舆论记录中留下的印象是男子多好色和虚伪、女子多性冷淡、多愁善感、歇斯底里，或沦为大胆妄为的娼妓。盖伊通过新史料发掘，在五部曲的前两部――《官能教育》、《优雅的热情》中，他认为即使“二战”以后的欧美学术界在这个问题认识也是表面的、粗糙的。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性生活也不是划一的，是多彩的，有极端压抑，也有放荡的。也出现了把性生活看做夫妇之间高贵爱情结晶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第三部《仇恨的养成》中，盖伊想纠正的是人们对公共领域中布尔乔亚阶层的误解和仇视，社会偏见把布尔乔亚阶层固定地看做具有冷酷的攻击本性，但是，盖伊说这个阶层在十九世纪中叶努力抑制了自己的攻击性。他们为童工、高龄者，以及贫苦、疾病、劳动事故推出了各种相关法律，使得反抗社会的恶性案件数字急剧减少；他们虽不重视个人的慈善事业，却让国家对工业社会的牺牲者负起最低保障的责任；从大城市开始扑灭传染病；他们也给了犹太人选举权等等。总之，这个时代是个改变旧规则、建立起新规则的时代。在布尔乔亚研究“五部曲”最后的《赤裸的心》、《快乐战争》中，盖伊否定了这个阶层仅有物欲，是个庸俗、虚伪、无教养、文化事业中毫无建树的阶层的习惯说法，认为这个阶层的自我发现，具有独创性。布尔乔亚追求世俗生活快乐、从宗教魔术中解放出来，大多都明确反对浪漫主义、可是却也重视浪漫主义提倡的人的内心生活，喜欢读记叙个人私生活的传记或自传，出现不少通过分析个人书信、日记，着力于心理描写的小说，那个时代也是主观主义哲学盛行的时代。科学的唯物论使得他们放弃传统观念，所以这个布尔乔亚阶层在文化领域能有巨大的建树，涵盖了保守主义到最激进的革新主义，在音乐、绘画、建筑各个领域中发挥领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