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这一个很普通的称呼，从开始到现在，至少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中经历了许多沧桑变异，有褒有贬，亦荣亦辱，看来平常却很不平常。 按词性讲，这是一个副词加动词的结合语，后来成了一个名词。它的本义是：“先出生的”，与“后出生的”相对，按时间的先后而言的。《尔雅・释亲》：“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女子，先生为姊，后生为妹。”按这个意义推演下去，“兄”固然是“先”生的，那末，“父”就更“先”生了。因此，这两字又变成指“父兄”的代词。《论语・为政》：“有酒食，先生馔。”注：“先生，谓父兄。”进一步扩大范围，凡是与父亲或兄长年龄大致相当的人，都可称他为“先生”。《孟子・告子》：“先生将何之？”注：“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除了年长外，有的还附加一个条件，要“有德”。即“长者有德者之称”(见《战国策・卫策》)。年长而有德，因为年岁大，经验多，知识广，道德品质又高，他就具备了对年轻一代后辈人的教诲、指导的条件和义务，于是，“先生”又成了“老师”的同义语。称老师为先生，是非常普遍的。《礼记・曲礼》：“从于先生。”注：“先生，老人教学者。”《孟子・离娄》：“乐正子见孟子……日：先生何为出此言？”注：“鲁人乐正克，孟子弟子也。”《初学记・人部》引《释名》：“古者称师为先生。”推而广之，称致仕者(退休的官员)为先生(见(礼记・乡饮酒》注)，通称有学问的人为先生(见《文选・三都赋》注)，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先生(见《庄子・王》)，也都是从年长有德这个条件派生出来的。到了元代，又成了对道士的一种专门性的称呼。(《至元辨伪录)：“先生，言道门最高。”(原注：“元人谓道士为先生”。)元曲里称道士为先生的例子很多(如(陈搏高卧》、《铁拐李》等剧中，称陈搏、李铁拐为先生、或卖卦先生)，这是从知识、道术方面派生的。旧时，上海对高等妓女也称先生(见一部专记上海妓女生活的书，书名已记不清了)，因为她们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并擅长弹唱等技艺，也是从知识这个条件派生出来的。但“先生”的地位，却由此而降低了身价，因为它与被人瞧不起的社会地位低下的妓女(或卖卦、算命的)联系在一起了。
“先生”，也可简化，只称“生”(含有尊敬义)或“先”(普通用法)的。
简称“生”的，如庄子，简称“庄生”(李商隐诗：“庄生晓梦迷蝴蝶。”)。董仲舒简称“董生”(司马迁：“吾闻之董生。”韩愈：“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则指董邵南)。
简称“先”的，如河南人等称对方为“先生”，口语中常简为“先”，经儿化，变成“先儿”，如称“张先儿”或“李先儿”。
又，旧时，把封帖送给某人时，封面上按对方的社会等级地位写着：某某“大人”钧启，表明这个人现在或过去做过大官；写某某“老爷”启，表示是个官场中人物，非一般平民，但官不大。某某“先生”启，表示是个读书人，但没做官；不过一般人都可用，有点像英语中的mister或sir。这说明“先生”已排在第三位，地位并不高。以上，是说过去的情况，有高也有低。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人际称呼，有了很大的变化，“先生”的社会地位和人们对这个称呼的感受也有了变化。刚解放时直到搞政治运动，人们最普遍使用的称呼是“同志”。这两个字来源也很古，到孙中山时还常用。不过，刚解放的时期，它好像有了新的含义和性质。严格讲，这是共产党员之间的相互称谓，表示最亲密的阶级兄弟姐妹的关系。非党的人听起来，对被称呼的人不觉肃然起敬。后来扩而充之，一般人或同事之间，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也跟着彼此叫“同志”，于是成了最广泛的、对人略含敬意的称呼，不论男女老少都可使用，叫起来觉得顺口，听起来也不觉刺耳。
在这个时期，旧社会里十分普遍使用的“先生”二字，与“同志”相比就逊色多了。如果你沿袭旧习惯称某人为“先生”，他一定会觉得你是有意轻视他(认为他是资产阶级里的人物)，因为只有对非无产阶级的人才使用这个词。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可也彼此心照不宣，成为通行的习俗，所以很少有人使用“先生”这个称呼了。但到了“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政治运动时，这种已经褪色的称呼，又被当权者用来对付“有问题”的(运动中尚未作结论、定性的人)、非共产党员的人。它的含义，仅仅次于阶级敌人；如果你是知识分子，则表示你至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此时此刻的这个称呼，我有过亲身的体验。
一九五七年夏，“反右”运动起，我在单位里首当其冲。在此之前，我也照例地被人叫“同志”，但到此时，我被批判，一天，忽然接到单位的通知，信封上写着某某“先生”。我一看，知道大事不妙，我已经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什么人了！这且不管它，“先生”就“先生”吧。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已被正式宣布为“右派”之后，某民主党派开会，也跟着宣布了这个决定。主持会的人说：这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以后还是可以叫“同志”。但实际上，以后再也没有人叫我“同志”，信封上仍然是“先生”，或者干脆直呼其名，“同志”“先生”之类的称呼一概没有，这倒痛快。我估计，大概这个时期，不只我一个人有此特殊待遇。至此，“先生”二字的含义，又赋予了新的内容。
“物极必反”，是中国人的说法；黑格尔“正反合”的规律，是外国哲学家的说法，在“先生”这一称谓上，都是用得着的。后来，我的“右派”问题解决了；“四人帮”垮台之后，又彻底改正，说明是“错划”。接着是改革开放，“先生”这个老怪物，也跟着时来运转，恢复了它原有的尊严。于是，我接到机关或私人的信件上，为了表示对我的尊敬或客气，我又被称为“先生”，有的甚至还加一个“老”字，称“老先生”(或径称某“老”)。我一看，真是受宠若惊，再也没有上述当“右派”时的那种耻辱感了。
“先生”这个词，几千年来，几经变化。它的含义的变迁，实际上反映了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变化。到现在，总算又找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但不知今后的岁月里，又将如何？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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