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五四”文学革命带来的新诗运动中，人们熟知的诗人，除了郭沫若、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谢冰心……大概很少听到的，还有一位戴望舒。 戴望舒，学名朝
望舒于一九二二年开始写新诗，第一个问世作品《雨巷》发表在《小说月报》上(一九二七年)，即受到叶圣陶的奖掖，说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望舒早期的诗，受法国魏尔伦等象征派诗人和我国古典诗词很深的影响，带着很浓的颓废色彩。在他的第一个诗集《我的记忆》中，象“人间伴我唯孤寂”、“朝朝只有呜咽”之类的句子触目皆是，常常是在个人的情感中转圈子，流露着低沉、感伤的情调，对时代洪流是回避的。不用说，这正是当时诗人的思想局限。
幸而到了《望舒草》，他的诗创作有了一个新的起点。正当徐志摩、闻一多的“新月派”诗风风靡一时之后，“现代派”出来了(望舒及同人的诗多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上，故名)；望舒作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很快地就“风行全国，到处有人模仿”(刘心皇语)。以《望舒草》来说，里面的语言是明快的、朴实而又新鲜的。象
“我以前认它为好友是错了，
因为它带了烦忧来给我……”(《秋》)
“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我，我是寂寞的生物。”(《我的素描》)
这样的句子，已不再是“只愿春天里活几朝”那样的惋叹，而是比较切近现实了。而且，他已写到身外的人物，象《村姑》；想到大家人的生涯，象《祭日》。在格调上，诗人已大胆地反叛了他所谓的“音乐的成份”(《诗论零札》)，挣脱旧诗词的形式束缚，开始大量采用现代口语了，这使他的诗立即散发一种清新、真切的气息来，难怪在当时起了相当的影响。尽管《望舒草》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尚有一沟之隔，但它流畅的语言、妥贴而新颖的比喻，已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在当时的诗坛上，也算得上独树一帜。
可惜正当诗人刚刚面向社会现实的时候，又回头陷进了另一种虚无主义中。由于诗人没直接投身于社会斗争、时代洪流之中，不可避免的，就势必钻进一条个人主义的死胡同里去。这时期的诗，只能充斥着困惑和徨；终于，在写出“你问我的欢乐何在？――窗头明月枕边书”(《古意答客问》)之后，诗人沉默了。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望舒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在民族存亡的危急之秋觉醒过来。一九三九年元旦(其时在香港主编《星座》副刊)，诗人重新写作。这时候的诗令人可喜的和以前大大不同了。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希望。
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生命将从而滋长。
新的年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人民，
坚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难会带来自由解放。”
――《元日祝福》
在诗人笔下，出现“人民”、“自由”、“解放”等词句了，这是一个多大的飞跃！一九四一年，诗人在敌占区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折磨，终于又写出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战斗的诗篇。前者用无比的仇恨控诉了敌人的暴行，后者则表达了对解放区的无限希望和深切的向往(指的是延安，艾青语)：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象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
在严酷的斗争中，诗人终于认识了现实，认识了真理。也就在这个思想高度上，诗人不再斤斤于个人的得失或咏叹了，而是把心扑在祖国和人民身上。他在敌人的土牢中熬煎着痛苦，但他是坚强的乐观的，他相信解放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对祖国的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在他留世最后的作品《偶成》中，他这样歌咏：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象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象花一样重开。”
从这里，我们已可看到，诗人的精神境界已升华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这个时期的诗作，无论是思想上艺术上，都是最成熟的作品。诗人几经反复，终于“摈弃了语言和观念的游戏，把自己的真切而又悲痛的感受，用精练而又纯朴的表现手法刻画出来”(艾青语)，跳动着强烈的时代脉搏了！祖国解放了，正当他想重新写作，可惜由于在敌牢中受了伤，终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损失！
望舒是一个具有丰富才能的诗人、学者。他从纯属个人的哀叹开始，几经社会斗争的陶冶，终于发出战斗的呼号，走的是一条旧知识分子必由的曲折坎坷的革命道路。“构成望舒诗的艺术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和欧洲文学的影响”(艾青)，以及他独特的语言风格。他的诗“具有很高的语言魅力”和“新颖而适切的比喻”(艾青)。他的语言是朴实而又华丽的，常常采用口语入诗，呈现出天然的语言美。他没有玄虚的夸饰、惊人的呼喊，而是朴朴实实的如在倾吐知心话，因而他的诗是亲切感人的。王瑶说他具有相当惊人的驾御语言的技巧(《中国新文学史稿》)，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望舒作为新诗运动最初的探索者、启迪者之一员，无疑是有他的成绩的。当然，他前期的诗也免不了存在糟粕。曾经有人全盘否定了他(见蔡诗圣《略谈戴望舒前期的诗――评艾青的》；一九五八年八月号《诗刊》)，这是不公正的。今天，我们应当用科学的眼光，用辩证法而不是用武断，重新给予他较正确的评价。
望舒一生除了诗创作，还致力于中国小说戏曲研究。他的许多考证论文先后发表在他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俗文学》上，已由吴晓铃编辑出版了一个集子《小说戏曲论集》(一九五八年，作家出版社)。其中《读》、《袁刊水浒传之真伪》二文，在学术考究上都有相当卓绝的贡献。在他的近数十万言的遗稿中，可发现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小说史蓝图(吴晓铃：《后记》)，可见诗人治学之深和博采之众。
望舒年轻时还致力于外国文学翻译。曾译过《吉诃德爷》、罗马诗人沃维提乌思的《爱经》、十月革命时期作品《一周间》。后来又翻译过《普希金革命诗钞》、西班牙诗人《洛尔伽诗钞》及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小说多种。
望舒留世作品有《我的记忆》(华东书局，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版)、《望舒草》(一九三三年八月)、《望舒诗稿》(出处脱)、《灾难的岁月》(一九四八年二月初版)、《戴望舒诗选》(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共计诗八十八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