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曾陪同香港友人寻找北海南门外东侧这个民居，只见门牌还钉在门楣上方，里面早已面目全非，如今恐怕连门牌也不在了，而六十多年前的室内情景也只有少数几个局中人挂在琐忆中。大约一九三二年，靳以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到天津老家转了一转后，在刚从上海北上改教燕京大学的郑振铎的主持下，租下了这套前院办大型刊物《文学季刊》以后，这个小去处居然成了一个小型的文人交流中心。正房朝南西头相连的平房向内开小门即面对一张大写字台，是靳以宝座。面对耳房开出来的一把交椅，是巴金的常座。他们俩就隔桌看稿、谈话、评论。靳以在南开中学的旧同学，清华大学即将毕业的万家宝(曹禺)刚脱稿的《雷雨》由靳以搁在一个大抽屉里，首先被巴金发现，就决定交给《文学季刊》发表。当时除了不住这里的郑振铎，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万家宝和他未婚妻郑秀也常来此串门。清华研究生曹葆华，他善于敛财，靳以常常开玩笑，威胁他到东来顺请大家吃涮羊肉。靳以懂一点昆曲，常带几个住在东城的年轻朋友，以及还没有搬进景山东街北大女生宿舍，暂时住在西城她三姐夫沈从文家的张充和，雇几辆洋车去吉祥戏院或者前门广和楼戏院看北昆韩世昌、白云生昆曲班子演出。常常与北大教英文的英国少爵爷艾克敦面对
紫色金字的帷幕上绣的一对古诗“不惜歌之苦，但伤知音稀”，共同做了活图解。由靳以护送几辆洋车浩浩荡荡穿城回家，我也几度参与了这个行列，至今回想起来还别有风味。当时萧乾还在燕大读书，他也经常到三座门十四号串门，也许因为他从小送牛奶出身，有善于跑腿即今日所说的“为人民服务”的美德。他为沈从文、杨振声办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文稿，编辑到我的一些译稿，还大大效劳了我一次。我平时只穿中服长衫，因为要在三四月间去日本小住，定做了一套西服，准备在天津上船后穿。大家送我到北京东站时，我才想起西服忘记带上了。萧乾自告奋勇骑自行车赶回三座门代我取西服，及时赶到车站，大家松了一口气。靳以又想起托我到京都后为他选购一尊京人形送人。七月间我回到北京，当时华北形势紧张，我没有忘记带回一尊明丽的女京人形。靳以当时准备把《文学季刊》改在上海出版，我应邀到济南去教书，抓紧把靳以要的京人形带给了他。只是不清楚靳以最后将这尊京人形是否送给了他在上海将要结婚的朋友陶淑琼。这又成了一个值得怀念的悬案。后来想起黄裳见到不知从靳以手里还是从三座门的废纸篓里捡到的我的讽刺诗“春城”原稿，日后到香港投寄给《开卷》杂志影印出来，看起来比原稿还清楚。
前几年黄裳从藏书里找出这份手稿寄给了我，但我却忘记放在哪里了。这也可以说明黄裳也曾经是三座门十四号生活的见证人。
巴金平时不苟言笑，只是有时和靳以互相开几句玩笑抬杠。我只有一次听他轻声朗诵几句新诗，却正是为了挖苦我而面对我朗诵《文学季刊》上发表的“春城”中的一段打油诗：
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
你是我的家，我的坟，
要看你飞花，飞满城，
任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
而这正是黄裳后来交给香港《开卷》杂志影印出来的那首诗。
这共同作成了三座门生活的绝响。
二○○○五月七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