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视媒介霸权地位的事实 电视媒介霸权，即指电视在传播媒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电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为最有渗透力的媒介之后，它以其它媒介不可替代的优势影响着大众的生活、习惯、思维、文化品位、对世界的认识，因而，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电视被看成是“第二位上帝”，已然居于霸权地位。随着全世界观众越来越多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不论是强迫的宗教正统观念的时代，还是在极权主义灌输教育的最高潮，都无法与电视对观众所施加的文化和哲学上的影响相提并论”。
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一个片断，透露了电视媒介对人物命运的重要作用。农村女孩魏敏芝，惟有在通过电视荧屏播出她的渴望和期盼之后，她才能获得普遍的同情和关注，她对现实的追求才得以实现。这个改变影片中人物命运的细节，诉说着电视媒介不可替代的地位，大众可以麻木地看着生活中的魏敏芝踉跄在山间的小道上而无所触动，却不能眼睁睁地看她在电视上抹眼泪，也就是说，大众更关注视屏中的魏敏芝，更关注镜像中的人物命运，更愿意接近与大众原本有一层屏障的情感。这样的情景正是影像时代的必然，而电视正是这个时代的掌门媒介。
的确，收看电视这种低参与行为，已经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在美国，电视已经完全普及，美国观众平均每天在电视机前消磨的时间大约是4小时，在中国目前有超过3亿台的电视机，每天大约有10亿人次收看电视节目。在日复一日观看电视的活动中，电视实际上控制了人们的信息来源，“媒介即信息”已不仅仅是麦克卢汉震惊视听的一个说法，而是生活的真实。人们分享着电视节目的共有文化，必定会建立起共同的社会意识框架。而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正是在这样的电视文化格局中将自己的意识、思维、文化观念“强加”到大众的脑海中，成为一种亲和力极强的“霸权”媒介，而这种“强加”，不是依靠强制性的逼迫，反而是观众自愿的赞同和认可。然而，这种赞同和认可的实质却是电视天长地久的渗透，几乎没有让观众感觉到什么不适和别扭，但惟其如此，更有必要揭示电视媒介霸权对大众的控制，从而，在大众的视听习惯中引起警觉和质疑。
二、电视媒介霸权的文化溯源及状况：
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对电视霸权的分析有必要追溯到文化霸权。对文化霸权的研究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意识形态的重新认识与界定。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Gramsci)在其《狱中札记》中阐释了这一理论，他所谈的“文化霸权”，实质上指的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葛兰西不是简单地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中寻找形成领导权的答案，而是对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进行重新界定。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对人民的统治主要不是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如军队、暴力等维持的，而是通过被称作“市民社会”这样的“民间的”社会组织，从文化、意识形态这些方面来完成的，它运用文化的霸权地位控制其他的社会阶级。因而，文化的霸权是当今社会最危险的霸权。
不过文化霸权并不是简单的领导权的问题，实际上还包含了一个不断协商、不断调整的互动过程。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葛兰西的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英国文化研究派的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从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出发，认为文化接受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优势意识形态”，而这种“优势意识形态”在通俗电视节目中不着痕迹地被复制着，同时，他还对大众传媒中“普遍赞同”的“一致舆论”进行了探讨，他指出，一致的舆论是由媒介或部分由媒介生产出来的。
葛兰西和霍尔的文化霸权理论对媒介分析非常契合，根据他们的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电视批评研究中出现了电视意识形态霸权论(也有译成宰制论，domi―nant ideology thesis)，其主要命题集中在这些方面：(1)电视是制造优势文化的一个重要媒介，它所传达的是具有宰制性的意识形态；(2)电视文本中宰制意识形态格局的形成，与电视媒体和优势阶级之间的相互联系有密切的关联；(3)作为传达意识形态的媒介，电视能有效地发挥其作用。
三、电视媒介霸权如何乔装自己
一种形式的霸权都势必引起人们的反感或恐慌，但惟独电视媒介霸权在影响大众、制约大众的同时依然被大众所喜闻乐见，而且很难有取代其位置的替代品，究其个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电视媒介以替代性满足来消解沉重的人生。
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其实是一部残酷的生存史，无论是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的替代，还是当今计算机革命对经济、文化的重新布局，都无法从根本上解除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精神苦恼，曾经有过的启蒙思想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都把虚幻的希望带给世界，因此，后现代生活方式的来临势不可挡；摒弃理性的思考，选择一种轻松的生活，成为大众的选择。
电视媒介其实是迎合了人们精神上的茫然，但同时也导致人们更大的精神上的困顿。大众对身边的苦难熟视无睹，对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不作抗争式的追问，而是沉溺于荧屏，在电视创造的影像中实现满足。比如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不仅在其本土创下了收视最高，而且风靡世界，甚至在地球上最为贫困的地方――非洲，也成为男男女女争相观看而不能错过的电视剧，饱受饥饿之苦的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这部连续剧里的恩恩怨怨，而在收看的过程中，接受的是与自身非常遥远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他们受荧屏上人物命运的牵挂，暂时逃离了对自身命运的思考，更奢谈全球语境中的非洲问题，他们从剧中人奢华的生活中获得―种替代性的暂时性的满足。
曾经轰动一时的电视剧《还珠格格》之所以引起青少年的极大兴趣，除了剧情的轻松娱乐性之外，就是小燕子这个人物活泼的性格，她飞扬的生命、对青春快乐的尽情享受、对友谊的真诚，都是青少年在成长阶段的美好追求和愿望。相比之下，现实中的青少年，往往因为学业的沉重负担，不可能尽情地游戏玩耍，有的甚至以过早地成人化，这实际上是对幼小心灵的损伤和戕害，但不管如何地制约，天性是不能压抑的，于是，当小燕子飞上荧屏时，便构成了对青少年天性的呼唤。这种镜像中的实现充分满足了他们在现实中的向往，是他们对现实紧张、沉闷的释放。于是，对小燕子的喜爱便构成一种替代性的满足。
2、电视媒介以游戏形式牵引大众的文化脾胃。
游戏，是人类天性中的一种向往。与游戏相对的是教化，这是人类智慧后天赋予所得。当说教式的教化在荧屏败坏了人们的味口和视听之后，轻松的游戏必定成为大众的渴望，游戏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是，一 旦将游戏充斥荧屏，造成一种以游戏来游戏大众视听的时候，游戏之于教化已经难分孰优孰劣，而一同沦为理性审视和批判的对象。《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神医喜来乐》、《铁齿铜牙纪晓岚》就是在捕捉到一些历史的蛛丝马迹之后，挥霍着游戏，甚至貌似严肃的《天下粮仓》也神神秘秘地玩游戏。
但是，游戏的背后是什么?莫非中国人一下子全进入后现代的调侃状态了?貌似历史题材的帝王戏、清官戏，表面上都是拿古人戏说，在起码20集的戏说的背后，考虑的是穿插着广告的商业利益。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电视媒介机构对利益的考虑是合情合理的，他们的收入依靠广告，而广告商则盯着收视率，电视媒介的利益与广告商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说，电视媒介机构在购买或制作一部电视剧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并不是观众的需要，而是这部戏会带来怎样的实际利益，这样的考虑恰恰与广告商达成合谋。因此，较为稳妥的选择便是不会带来任何麻烦的古人，任你把衣服穿错朝代，甚至说着20世纪末流行的语言，也不会犯什么禁，只要你能搞点笑。这样游戏古人、戏说古人竟好像势在必行了。
观众在手持摇控器、自以为主宰着电视频道的时候，实则仍是被电视媒介所主宰。而电视媒介在迎合观众口味、考虑观众利益的旗帜下，则将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附着在帝王身上。让观众在轻松、游戏的同时，吸呐的并不一定是他们原来想得到的，而是编导的意图。
3、电视媒介将平面化、复制、单向度的人成为事实。
如果说在西方，电视中的暴力倾向导致青少年犯罪的事实已经引起有关专家的警惕和呼吁，那么在中国的电视作品中，暴力倾向的影像制品还并未泛滥，但影像制品的平面化、庸俗化、简单化已经成为一种潜在的另一种暴力，它无时无刻地闪现在电视频道中，让观众误以为这就是电视作品应有的水平。由于大众对收看电视节目有一种依赖感，日复一日对缺乏想象力的所谓艺术节目的观看，无疑难以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近年来的春节联欢晚会是这种倾向的集大成者。
电视的制作人常以节目的一次性消费为理由来原谅自身的文化贫血，比如许多的新闻报道不是去探究新闻本身的深度、价值、意义，而是考虑是否凑够了镜头。在一些省市台的新闻中，时常看到一条新闻中出现同样的镜头。当央视的《实话实说》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之后，类似的谈话节目蜂拥而上，不管主持人会不会说，都在煞有介事地说着。而娱乐节目《欢乐总动员》的热播更是“动员”出一系列懒于思考、勤于模仿的复制品。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将当代工业社会称为“病态社会”，其最大病症就是它使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即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原则这一第二向度，而只剩下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的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不去把现存制度同应该存在的“真正世界”相对照，也就丧失了理性、自由、美和生活的欢乐的习惯。人变成单向度的人是对人的本性的摧残。马尔库塞的话虽然有点危言耸听，但对一个不可能没有电视媒介的世界来说，在观众不肯扔掉摇控器之前，对有关电视的关注和警醒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荧屏隔着一层真实的世界，它里面发生的是模仿来的生活和模仿来的想象，而这种模仿本身已经是打了折的生活和想象了。
四、对电视媒介霸权的对策
作为最具吸引力大众传播的媒介，电视的霸权地位似乎不可颠覆。但是理性地判断电视节目的优和劣，切实解决电视霸权的负面影响是当务之急。我以为，至少应该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注意引导青少年观看电视。可以说没有看不懂电视的孩子，但恰恰如此，更有必要进行理性的引导。现在的青少年都是在电视机前成长的一代，他们的思维方式、爱好兴趣，都与电视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的教育体制下，青少年在学校的书本知识与他们接触的电视相距甚远，不能对他们起到引导借鉴与欣赏的目的。因之，有必要在中小学甚至大学开设影视课，让更有深度的对人生的理解、对人与社会的认识与较为平庸、粗浅、平面化的视听形成一种渗透和互补，从而，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欣赏水平，反过来，观众层面的水准提高，也将促进电视自身的健全与发展。
二是加强电视“守门人”的自律和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守门人”，在这里指的是电视的传播者和审查人。电视每天都要提供大量的信息给受众，“守门人”决定着给观众看什么，也决定着不给观众看什么。因此，“守门人”的文化修养、道德品质、欣赏水平就决定了电视节目制作的水准。
三是学界专家应该介入电视节目的制作。长期以来，专家学者都埋头于专业研究，对大众文化比较漠然，而作为电视一方，应该将电视的发展纳人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轨道中，不能以电视是大众文化作为借口而回避学界专家的介入。电视媒介应该是大众与学者勾通、交流的桥梁，电视媒介的优势传播方式，将会使经典的、深刻的话语进人大众言说的层面，久之，势必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提高产生良好的影响。
总之，在文化日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电视作为最接近大众的媒介形式，对大众生活、习俗、思维的影响是必然的，而其包含的霸权倾向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和思考。人们应该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追问、质疑环绕我们的影像。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