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戴维・罗森翰,故意连续数天不刷牙,不洗澡,也不刮胡子。然后他还穿上脏衣服,用戴维・路瑞的假名给一家精神病院打电话,并约定前去见面的时间。
在接待室里,他向大夫抱怨说总是听到莫名其妙的声音,就他能分辨出的,有“leer”(空的)“dumpf”(沉闷的)以及“hohl”(空洞的)之类的词,并请求为他提供治疗。接待他的精神病院的大夫不知道,这些症状是罗森翰费心思编造出来的,因为在研究文献中还没有任何已知的例子和他的这种情况吻合。在这之后,罗森翰立即停止提起上面那些症状。他像个完全正常的人一样,和其他病人以及医务人员聊天、等待。要经过多少时间,他才会被发现精神正常,并被要求离开呢?
在1968年到1972年之间,罗森翰和7个参与这个课题的人员,用假名字和同一个编造的症状,前往共计12家精神病院。这些假病人的共同任务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相信他们是心理健全的人,从而让他们离开。他们表现得很配合,遵守病院各项规定,服用医师开的药――至少假装按要求服用。罗森翰在他们走进精神病院之前就告诉他们,如何将药片藏在舌头下面,而不将它们吞下去。他们8个人共计获得2100片五花八门的药片――全部是开给罗森翰所编造的同一种症状。
这些假病人将面临巨大的危险,而罗森翰发现,他根本没有力量让他的实验小组成员在必要时脱离险境。从那时开始,就有一名律师随时候命。由于几乎没有人知道这项实验,罗森翰还留下了遗嘱,以防不测。
所有的假病人都担心很快被揭穿。一开始他们只能偷偷地记录实验日志。通过一个精心谋划的渠道,这些材料每天被从病院里偷运出来。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根本不需要这么小心谨慎: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一点也不注意这些事情。
这个实验揭穿了精神病学的抽屉思维的可怕力量。一名假病人通过入院检查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之后,他还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但是精神分裂这个印记却再也抹不掉了,病史被不知不觉地扭曲了。一旦被划为精神病人,那么精神病院的医务人员就会忽视或者误解他的正常行为。有一位假病人在写实验日志的画面落到护理员的笔下就变成:“病人保持着书写的习惯。”
罗森翰和其他的实验者还针对精神病院医务人员做了一些小实验。他们一遍遍地向护士和医生要求允许他们出去,然后观察随后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的反应是一句简短的回答,同时扭过头去,或者根本没有回答。通常这样的交往具有同样的模式。假病人:“对不起,XX医生,您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到花园去散步?”医生:“早上好,戴维。今天怎么样?”(医生继续走,根本不等病人的回答。)
这些假病人中没有一个人穿帮。虽然他们最终都被放了出来,但平均都在3周之后,而且并不是因为他们康复了,大部分都是因为一纸“轻度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罗森翰有一次等了52天才被放出来。“那真是很漫长的时间,”他至今仍记忆犹新,“但是我已经习惯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讽刺的是,病院里的其他病人看穿了这些假病人的把戏。在头3次进驻精神病院的时候,就有1/3病友怀疑这些“病人”根本就没有病,有几个还言之凿凿地认为:“他们没有疯。他们是记者或者教授,他们是来对病院进行检查的。”
(期紫洋荐自《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