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美国的人不难发现，这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表面上十分矛盾：前者倡导权力制衡，后者主张美国独霸；前者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后者否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张法律高于一切，后者经常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前者摈弃政治斗争的暴力方式，后者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前者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后者允许国防部和军方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等等。其实，美国的对内民主和对外霸道总体上是相辅相成的。国内民主制度给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
美国民主为霸权行为服务，首先表现在对外霸权行为可以通过民主制度获得其合法性。尽管在对外关系中主要是国会和行政当局实行分权。但是，在当代特别是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鲜有国会否决行政当局重大外交决定的情况。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在国会某种认可后发动的，于是便取得了在美国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战争得到了国会的“授权”。国会议员不是政府官员，因此在批评外国政府、指点外部事务中很少顾忌，基本不受外交口径的约束。他们参与外交活动，发挥了政府官员难以发挥的某些作用。这是美国民主可以支持其对外霸权的又一个方面。
美国通过各种类型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倾向和看法。对于美国普通公众和一般团体来说，由于对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不多，信息来源局限于本国媒体和政府声明，加上美国媒体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所处的垄断地位，多数人很容易做出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判断。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一度高涨，但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数一直居多。即使在反战的人群中，也不会出现同情萨达姆・侯赛因的舆论。
这种在观察外部世界方面的舆论一致，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很容易被国内民主程序所认可。同国会议员一样，许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前政要、外交智囊、军人、学者、教授、科学技术专家、商人、新闻媒体工作者以至普通公民，都会自觉地为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辩护，从而加大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范围。跨国公司和财团更在海外有巨大的利益。虽然美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分歧明显，但战略目标一致，合力大于分力，分歧点仅在于达到战略目标的方式、手段和步骤。这样，美国国内的多元化就可以成为施行霸权政策的一个工具和借口。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思想家布鲁姆指出，美国民主同时又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他说：“最成功的专制不是那种用武力来保证一致性的暴政，而是让人们不知道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美国国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民主舆论”，通过上个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冷战和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已经形成一种布鲁姆所称的“最成功的专制”。它给美国领导集团和政治精英授予了一把可怕而貌似正义的软刀子，让他们能够以表面上十分理性而实质上常常是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国内民主使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
透视美国“对内立民主”与“对外行霸道”的相互关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霸权的国内政治基础，从而体会同美国霸权做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利坚帝国”的衰败，必然是从内部凝聚力下降开始。如果美国国内出现长期的政治失衡状态，右翼保守势力在内外政策中都一意孤行，那么民主受到的腐蚀终将导致帝国大厦的坍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