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灰扑扑的，一点也不打眼，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风格，走廊很大，很空旷。汤一介觉得很不错。“能够住在学校里，每天能绕着未名湖散步，很好了。” 虽然有数次机会留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薪酬、环境都要比国内好得多，他都放弃了，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活着就意味着责任”。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祖父汤霖是这样对父亲汤用彤说的，父亲汤用彤是这样对汤一介说的。
那一年，他想去延安
小时候的汤一介住在南池子的缎库胡同。对于汤一介而言，那真是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父亲汤用彤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家里事都不大管。母亲张敬平出生于湖北黄冈大族，吃饭穿衣，生活起居，一应都是母亲安排。
童年的无忧岁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为止。父亲随北京大学到了昆明。母亲带着汤一介和他的弟弟、妹妹，从北京先到天津，再从天津到上海，由上海到香港，转越南，到昆明。时隔已经差不多六十多年，汤一介还记得当时的辛苦：“有半年都在路上走。”考进了西南联大附中，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比汤一介高一年级的同学余绳荪，北大中文系教授余冠英的儿子，不知怎地找到了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也就是《西行漫记》，他们几个越读越觉得延安有意思，非常向往，于是各自拿了家里的钱和金子，决定到延安去。“我们几个先坐火车，然后坐那种非常危险的敞篷的运盐车，先到了贵阳，”他们当时想从贵阳到重庆，然后转到西安，再到延安。可是，一到贵阳，他们几个就被宪兵给拿住了，关在侦缉队里，而他们手上，还拿着本《二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心里非常着急，不知谁发现，屋子的地板有很多缝，我们就把书―页一页地撕掉，塞到地板里去了。”
延安没有去成，联大附中也不欢迎他们几个激进学生回去了，这样汤一介就转学到了重庆的南开中学。
考上大学了，他决定做一个哲学家
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听课，父亲还请来西南联大英语系的教授钱学熙来教他英文。汤一介跟着钱学熙，接触了他毕生难忘的克里斯朵夫・依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这本书说的是，我们虽然走得那么近，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那么的遥远。再深刻的爱也挽救不了人们的孤独。”当时，由于妹妹的病逝，加上国民党政府的黑暗，使少年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论死》、《论善》、《论生意义》等一些崭露他哲学家天赋的文章就出来了。
“我想人生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汤一介想，一个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还是要做那个很快烧完但是放出更大的光的人。
第二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虽然原来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但是，他还是选了哲学系。“我下定决心，我要做个哲学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那个会上他做了一个演讲，非常轰动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1981年，汤一介在北京大学开课，先讲《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后讲《早期道教史》。他的学生回忆，汤一介老师的课异常轰动，连换了三个大教室还是坐不下，最后只能以发听课证的形式限制人数。
随后，汤一介将《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一课修改成《郭象与魏晋玄学》，找出魏晋玄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探讨哲学方法对认识哲学思想变迁的重要意义，尝试把哲学的比较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这些问题的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哲学思想的解放。在由《早期道教史》一课修改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汤一介大胆提出，必须把“宗教”和“迷信”区别开来，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而这些探讨，均是此前的道教研究很少讨论到的，汤一介以他敏锐的哲学家的眼光，开新时期哲学研究风气之先。
1983年，汤一介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他的《儒家思想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的发言语惊四座，“全场掌声雷动，历久未息”，刘述先教授如此回忆。
但是汤一介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一直以来，西方哲学是有其庞大的范畴体系的，而中国哲学的精华则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古籍，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推演，需要有更加严密的逻辑体系。汤一介开创性地提出做中国传统哲学范略体系，要从大量的史料里梳理、建构出一个中国哲学的体系。
作为一名学者，他想他必须肩负起这样一个责任，就是探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化，在传承自己文化的过程中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汤一介在讲课的同时办中同文化书院函授班，一招生就是一万两千人。
最后两个心愿：一个是编纂《儒藏》，一个是传承的问题
“我想把《儒藏》做好，把中国解释学做出点眉目来。”汤一介说。
《儒藏》，是要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将儒家文化瑰宝系统全面地“收藏”；创建中国解释学，是要参照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注释经典的要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梳理，其意义则在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语境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即古为今用。如果只有“收藏”，没有“开发’，则传统文化会一直束之高阁；但如果只有“开发”，而没有“收藏”，则传统文化会陷于贫瘠。
“汤一介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深邃的目光发其端，构架《儒藏》和中国解释学这两大文化工程，是颇具远见卓识的。”学者王懋昌说。
对汤一介来说，最割舍不下的还是手中正在进行的《儒藏》。但是这个收集儒家典籍的工作浩繁无比，明清两代均有学者多次提出要编撰“儒藏”，终因工作量过大、牵涉范围过广，未能实行。
然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将文化接续下去”。更何况，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中华书局在新中国成立后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那批老先生许多已经故去，没剩下多少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而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古文功底现在还难以完全承担起这样的工作。在汤一介看来，《儒藏》是一个抢救工程。
25所大学、300多人的编纂队伍，庞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事无巨细的操心，正在一点一点耗费汤一介的体力和精神。2003年，汤一介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2004年，汤一介被查出了肝硬化，病情一直反复。虽然老伴乐黛云一直在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不遗憾，因为能够编纂《儒藏》是他一直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作为一位内敛沉厚的学者，这句话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人为什么而活着?
现在，78岁的汤一介和老伴乐黛云过着平静的生活。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做了自己很高兴，很喜欢的事情，那就很好。而且，我相信它会有一定的意义。”
“回顾我这一生，我没什么太多遗憾了。”汤一介平静地笑着说。
汤一介简介
湖北黄梅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27年生于天津，祖父汤霖为光绪年间进士，父亲汤用彤为著名的国学大家。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3年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任美国俄勒冈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麦克玛斯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92年－1994年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6年任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主讲教授，现任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华孔子学会代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并任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
(龙沙月摘自《光明日报》侯艺兵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