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对司徒雷登其人其事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 国家大事 因为毛泽东的那篇《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美国人便在中国家喻户晓了。1949年8月2日，他黯然离开南京，告别这片生活了50年的国土。2008年11月17日，在他离世将近半个世纪后，他的骨灰终于在杭州下葬。这是他的出生地。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他在这个城市度过了幼年和青年的14年时光。
我家的对面就是“司徒雷登故居”，边上还有一个他父母那一辈就开始传教的“天水堂”。上我家来的朋友，常不无惊讶地羡慕我与司徒雷登“比邻而居”。知道司徒雷登其名大概都是从毛泽东1949年发表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开始的。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对他所知甚少，乃至完全是隔膜的。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因为选人中学课本而广为人知，他的讲演原文本来有一段关于司徒雷登的，可惜收入教利书时被删节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有着火一样性格的闻一多先生在“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和“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中间还说过这样一段话：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是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种转变。
比较完整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1946年8月2日的《民主周刊》第3卷第19期，并已收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对华50年》一开篇就说：
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与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度里，而且还曾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就是我居住的这条耶稣弄堂，在武林门外，当时还比较荒僻。他父母都是虔诚的牧师，在他出生前的两年定居杭州，那时杭州武林门一带是城市的边缘，不但不像现在这样繁华，而且是个贫民区，周围就是农村，“处于遭受太平天国严重破坏的中心，是杭州市一个最贫穷的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几幢传教士的住宅。传教士‘住宅’所在的小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耶稣弄’。”周围乡村的美丽景色，给他母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天水堂”传教(曾被叫做“天汉州桥教堂”，其实是“天水桥”)，这里成为司徒雷登儿时的摇篮，也是他成年后踏上传教生涯的第一站。他在这里前后一共生活了14年之久。
他父母除了向城市贫民和乡下的农民传播福音，还热衷于办学。司徒雷登和弟弟们一起在“耶稣弄”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记忆里是永远也抹不去的：
我记得，我们当时经常进行短途旅行，游逛杭州的各个风景区，在那里野餐、采集野草莓春天，漫山遍野开着杜鹃花；夏天，我们在山顶上一座阴湿的古庙里避暑(起初只是在那里搞一些原始的野营，后来这座古庙成了传教士们的避暑休息地)。当时，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讲，那是富有迷人的探险意味的。
他幼时在培德学校上学，学校里也有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同他讲中国话并为他所喜爱的中国小朋友。“但在放学后，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兄弟几个独自在教会院子里玩。我父亲他们在院内栽了好多棵树。”
他小时候喜欢中国的饭菜、糖果、水果，尤其是为婚礼而精心安排的宴席更让他难忘。当然，新年里吃年饭、看社戏、观灯、坐彩船游西湖……都在他脑海中留下了“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有时候还会跟着父亲到街头或庙会上去传播福音。
这样的生活持续到他11岁那年(1887年)，他随着休假的父母回到美国。直到1904年冬天，在完成神学院学业之后，28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再次回到杭州，踏上了他儿时熟悉的这块土地。尽管离开杭州18年，他幼年时学到的那点语言几乎全忘光了，但他还是很快适应、学会了杭州话。他说：“这一方言在整个中国是很独特的，它是官场语言(普通话)和所谓吴语(苏州和浙北方言)相混杂的一种语言，早在南宋王朝迁都杭州时就形成了。我对这种语言怀有偏爱心理，它具有其他方言所没有的轻快悦耳的音韵和丰富的表现力。”他开始在杭州附近的许多乡村传教，为贫苦农民的孩子开办免费的《圣经》学习班，“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我在杭州及其附近度过的那些岁月是极其宝贵的。当时，我除了同家里人以及偶尔同住在城里的其他一些传教士有所交往之外，同当地人相处得也十分亲密，讲的、听的全是他们的本地话。”1906年2月，他唯一的儿子也在杭州出生。
在燕京大学的二三十年是燕京的黄金岁月，也是司徒雷登一生最大的成就所在，达到了生命的巅峰状态，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学术研究的贡献难以估量，他被誉为“燕园之父”当之无愧。晚年老病之时，他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看着窗外飘零的落叶，脑中浮出的仍是燕园未名湖畔一丝丝、一缕缕的绿意，燕京大学在他心中就是一个“实现了的梦想”。司徒60岁生日时，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辞说，在他身上汇集了希腊文化的智慧、希伯来的宗教圣灵和中国文化的温和的人道主义精神，认为他的理想就是把燕京办成一所逐渐由中国人自己资助、管理的中国学府。我有一位做记者的朋友咎爱宗说司徒雷登先生是一个理想的中国大学校长。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司徒对这所大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仅举其大者：
如果不是他筚路蓝缕、到处奔走筹款，燕京大学的迅速崛起是不可想象的。1918年12月当他受命之时，这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中国籍的两人，而且许多外籍教师压根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起他不止10次地到美国募捐，到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美国募捐到的大约有250万美金，成为燕京主要的经济来源，同时他还在中国的军阀、政要和社会名流之间募捐。随着时局的变化，1934年到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京拨款60000元，而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000元。燕京成为当时受到政府财政补贴的20所私立大学之一。不过，即使国民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京每年经费来源的1／10。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成了中国当时的一座自由“孤岛”，成为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坚强堡垒。即使有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如果没有司徒雷登在背后的有力支持，燕园这个堡垒也不可能支撑4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一句话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学生30多人被捕。在身陷囚牢的3年8个月中，他也没有低下过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他因此而赢得了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我早就打算在4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但在启程前一两天，国共之间的和平谈判到了破裂的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了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5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中断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出生的城市竞成永别。8月，司徒最后告别了他热爱的中国。1962年谢世前，他完成了《对华50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了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当然他更忘不了亲手缔造的燕京大学，那是他“实现了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