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古船》的结尾，隋抱朴走出了老磨房，承担起拯救粉丝大厂的重任。在许多评论者看来，这样的安排过于理想化。改革的现实进程似乎也印证了隋抱朴式的人物没有存在的空间。本文认为，作家在隋抱朴身上所寄予的理想主义及其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困境，恰恰揭示出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化的目标和手段、过程和后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隋抱朴 理想主义 改革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20-0035-02
张炜的小说《古船》发表于1986年，是一部引起广泛关注也引来众多争议的作品。在作品的结尾，多行不义的赵多多车毁人亡，发誓要夺回粉丝大厂的隋见素身患绝症，就在洼狸镇的粉丝大厂濒临绝境之时，作家让沉默了十年的隋抱朴走出了老磨房，承担起拯救粉丝大厂的重任。这种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当时就引来了许多人的质疑。一种颇具普遍性的看法是，这样的结尾体现了作家的良好愿望和理想追求，却不免带有空想的性质。隋抱朴固然令所有的读者热爱和尊敬，却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大面积的存在。作家希望改革的重任都由隋抱朴式的人物来担当，希望历史的进步和伦理的进步统一起来，有些求之过高了。实际上支撑改革、推动历史前进的，恐怕更多的是隋见素、赵多多式的人。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我们悲哀地发现，现实生活似乎印证了评论者当年的那些批评。在实用主义指导一切、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市场法则面前，隋抱朴式的人物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作家的理想失败了！
我们很容易从中抽象出道德要求与历史进程、审美理想与现实存在的紧张关系，并得出结论说，道德理想的完善与历史发展的步伐常常是不一致的。但是，假如就此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并简单地从中做出选择（以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甚至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忽略了道德理想的意义，那么，这样的“进步”就变得可疑起来。人们一方面在创造着并不完美的历史，同时又渴望着完美的道德理想的实现。正是人们对另外一个根本不同的世界的想象，才赋予了社会历史发展以持续的活力。正如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在这个意义上，重读《古船》，重新思考作家真诚的理想主义及其在现实中所遭遇的困境，对于我们认识今天改革发展的现状是不无裨益的。
作为一个对现实生活有着强烈关照和独特思考的作家，张炜始终强调文学的“意义”。他时常跑到文学之外去审视自己的劳动，追问他为之献身的事业与所处世界的更紧密的联系在哪里。他认为，“文学应该更勇敢地去接触生活、人生，面向正活着的这个世界。它一时一刻不能放松对于自身形式的探索的同时，也必须执拗顽强地去思考人的本身、人活动着的意义。” 这一点也往往赋予了他作品中的人物以思想者的特征和最终行动起来的勇气。《秋天的思索》中的老得，《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都是兼有了几分知识分子气质的。而从老得的“思索”到李芒的“愤怒”，人物的行动能力明显地加强了。这显示出作家强烈地介入现实生活的热情和努力。到了《古船》中的隋抱朴，这种思索显得更为滞涩、凝重，逐渐聚积为一种力量并最终暴发出来。
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打破了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代之以个体家庭耕作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和1984年颁布的新政策开始允许转租个人承包的土地和雇工，许多过去集体进行的部门和产业转交到个人手中经营。《古船》的开篇便描述了政策的变化给洼狸镇人带来的巨大震动：又要重新分配土地了；工厂，还有那些粉丝作坊，都要转交到个人手中经营。老天，时光真得象老磨一样又转回去了？人们只在心里呼叫着：“洼狸镇啊，你这个背时倒运的镇哪，你还能走到哪里去啊？”作为曾经拥有那些粉丝作坊的老隋家的长子，隋抱朴所有的思索和困惑，也就与整个洼狸镇的命运，与连结着洼狸镇荣辱兴衰的粉丝大厂的走向分不开了。
隋抱朴对粉丝厂走向的思考，始终是与对洼狸镇苦难历史的反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痛苦记忆中，从“土改”、“大跃进”到“大饥荒”、“文革”，一轮轮的政治运动留给洼狸镇的，是永无休止的暴力、血腥和死亡。而以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名义出现的家族间的恩怨和斗争，更是常常暗中拨转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阻碍着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且，这种斗争形成了延续至今的一种家族势力，成为农村改革过程中产生新的苦难的根源。
作为全镇首屈一指的富户，隋家在土改复查中遭到清算，隋迎之也在还账的途中吐血而死，而“整个老赵家在土改复查中都表现得刚勇泼辣，一派振兴之势”。赵炳入党，开始登堂入室，最终寻找机会彻底打倒了隋家。在无力守护家庭财产和个人尊严时，继母茴子她服毒自尽，血染炕席，并放火焚烧了正房，将这斗争可怖的一面揭示得格外怵目惊心。在此后一轮轮的政治运动中，老赵家逐渐成为镇上最大的势力。当农村改革政策开始允许个人承包和经营之时，他们的势力成为有效的社会资本。因此，洼狸镇的粉丝作坊一开始承包就落到了赵多多手里是必然的。老赵家多年树立起来的权威和影响使他左右逢源，何况他又特别“讲求信息”，很快就成为县里有名的“企业家”，银行贷款时上边有指示要重点保证，在绿豆中掺杂质淀粉也被了解情况的县长称赞为了不起的发明。就连市里派来的调查小组来了，他也可以搬出赵炳轻松应对过去。而事实上，赵多多不过是借承包之名满足个人私欲和壮大家族势力而已，“明面上赵多多一个人得好处，其实后面有一大帮子，他们霸着洼狸镇”。粉丝厂的巨额利润落入了他们的腰包，全镇上的相当一部分人却在为他们的贪婪做出牺牲。很显然，张炜并未将造成这种新的掠夺的原因归咎于个人的品质问题，而看作是在复杂的社会运动中形成的一种权力结构。
隋抱朴没有陷入这种家族复仇的漩涡。相反，在他看来，洼狸镇的苦难正是这永无休止的家族争斗的社会化所致：镇上的人就是这么撕来撕去，血流成河。他在心里祷告：“苦难啊，快快离开洼地狸镇，越远越好，永远也别回来！”正是在这样的心理逻辑的基础上，《共产党宣言》对隋抱朴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很容易发现隋抱朴对《共产党宣言》的误读在根本上，他将其看作是一本讨论“怎么过生活”的书。而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满怀敬意，也是因为“他们在和全世界的人一块儿想过生活的办法”。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将共产党宣言作为不断反省自身、最终行动起来的思想指南。在隋抱朴心中，这本小书跟洼狸镇、跟老隋家的命运是分不开的。他苦苦追问的是，造成这些苦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怎么才能摆脱苦难？“一个人千万不能把过生活当成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那样为了自己就会去拼命，洼狸镇又会流血”。他无法忍心看到一个衣食无着的瞎子在黑夜中流浪，也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一个快死的老婆婆靠拣垃圾过生活。在他眼里，“哪怕有一个这样过生活的，就没有理由把我们的国家和日子夸得多么完美多么神乎！那些管理者就不能说自己最公正最廉洁”。因此，在粉丝厂的归属问题上，隋抱朴反复强调的是“它是大家的”。他所深深焦虑的是，这属于大家的东西应该交给什么样的人去管理，才不至于造成新的掠夺，酿成新的苦难。这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式的想法显然包含了作家对改革问题的深层思考，不能理解为对改革进程的一种道德化的批判。如果说改革的意义在于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么这样的结果应当是每一个人都享有的，而决不仅仅属于某一部分人，支撑这改革的动力应当是对所有人利益的关心，而不能是为了某一部分人的一己之私。
有研究者从民族心理的惰性和活力的角度出发，指出了抱朴和见素的性格互补关系。抱朴是一个理想者，却因种种心理羁绊而缺少行动，见素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行动者，但又没有一种宽广的胸怀和高远的目光。当抱朴终于从老磨房走出来时，理想和行动相统一的真诚愿望得以完成。的确，隋抱朴追求善良和公正而又对自己缺乏信心，因而总是犹豫不决，一度沉缅于痛苦、忏悔和反省之中。对于抱朴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性格，作者在叙述中是有所批判的。不过，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促使抱朴最后出山的决不是两种性格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对见素式的活力可能造成的后果的审慎批判为前提的。在见素提出要和抱朴联手，夺回粉丝大厂时，抱朴回答“不是一股力气，合不到一块”。见素身上有着非凡的脑力和勇气，有着灼人的渴望和激情，这些固然是抱朴所欠缺的，抱朴却清醒地意识到，“只凭脑力和勇气为自己去拼抢，是不会给镇上带来好处的”。见素这样为自己辩驳，“我要过人的日子！我要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媳妇、自己的孩子气我要过的像个人！”这样的要求自然无可厚非，然而抱朴看出了这一连串的“我要……”背后所潜伏的内容，“你还会要粉丝大厂，要整个洼狸镇！”他质问见素，发财后能否善待镇上那些可怜的老人?见素的回答是，“我不能。因为镇上的穷人太多了……”显然，这“我要”和“我不能”背后所暴露出来的东西，在根本上与赵多多没有什么不同。
为了夺回粉丝大厂，见素辞去粉丝厂的工作，独自进城闯荡。这种个人奋斗者的故事，在今天已经屡见不鲜。我们的周围已经到处充斥着关于成功者的神话。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那些先富起来的“能人”已经上升为一种普遍性，得到了大力地宣扬和肯定。在有的评论者看来，隋见素是“那个以社会压抑个性、理性压抑情感为特征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在他身上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个性解放的精神。他给封闭的洼狸镇带来一股新鲜空气，给洼狸镇上的男男女女以道德观念上的震动和调整。他的失败，与其说败在自身人生选择上的盲目与失误，不如说败在传统封建势力手下。 这样的看法，在以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为主题的1980年代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在预设了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中，隋见素的身上自然就被赋予了一种解放的意义。这样的看法却忽略了张炜在叙述中隐含的批判态度。进城后的见素见证了商品化所带来了各种负面影响。各种文化垃圾充斥着市场，污染着人的精神世界。为了各自的利益，虚荣、伪善成为一种必需。而见素很快适应了这种环境，并在无异于吹牛的演说比赛中获奖。更重要的是，见素闯荡的全部目的只是为了实现家族复仇，他说服自己的理由是：仿佛一个家族都太老实、太木讷，上帝为了平衡，就让家族里有一个人懂得复仇。而这样的想法在抱朴看来，是不配为洼狸镇做任何重要的事情的，“粉丝公司落在你手里早晚也是灾难”。
我们可以想象，隋抱朴的出山，未必能让洼狸镇从此走出苦难的循环，实现他的良好愿望。因为在作品中，抱朴并“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要做的事情又这么多”。他的全部信心只在于：和镇上的人在一起，开始一种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苦难的探索和尝试。这样看来，《古船》的结局其实是颇为冷静的，甚至令人沮丧，倒不是有人指责的那样，是“廉价的乐观主义”。今天，激进地市场化改革和大规模私有化进程所造成的后果已经触目惊心，社会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突出的问题。这迫使我们重新理解张炜的冷静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也迫使我们思考张炜何以会让作品中的人物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
注释：
① 王彬彬：《俯瞰和参与──和比较观》，《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1期
② 张炜：《创作随笔四则》（代序），《张炜中短篇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③ 蔡世连：《论张炜的文化意蕴》，《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4期
参考文献：
[1] 张炜：《古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2]孔范今、施战军主编：《张炜研究资料》(乙种)[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 (美国)莫里斯•梅斯纳 (Maurice Meisner)：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M]，张瑛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