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形成了传统的官民话语体系，并在构建官民信任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转型期影响，官民关系的“话语事故”时有发生，滋生出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由“话语事故”引发的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为探讨新形势下传统官民话语体系的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关键词：官民话语体系；话语事故；新型官民信任关系
中图分类号：C933.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5-0037-05
2010年夏季某日，因特大洪灾的肆虐导致南方某市大堤傍晚时分决口。当晚11时，某知名电视栏目主持人电话连线该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请他介绍灾情及群众撤离情况。该副主任在连线中“念起”了亲临抗洪救灾现场指挥的领导“名单”和“重要指示”。无奈之下，主持人两次打断，请他直接回答群众有没有安全转移。事后这个“采访插曲”迅速成为一起公众事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指责那位防汛官员在那么危急关头还在有条不紊地打官腔。
“采访插曲”中主持人与采访官员的是非已无计较的必要，人们关注的是事件之外有关官民话语体系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看待传统的官民话语体系？这一体系对当前加强官民信任关系有什么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这一话语体系产生质疑？如何实现这一话语体系的与时俱进？在中央大力强调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促进新型政民信任关系建立的背景下，回答好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官民话语体系的形成特点
话语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言语，它还是一定情感功能的符号。人际交往经验告诉人们，适时、适宜的话语能大大促进人际信任，许多民族因此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立互信的话语。以最简单的赞美语或问候语为例，我国的维吾尔族就有“牙克西”、藏族有“扎西得勒”、汉族有“你好/您好”，英语有“How do you do”、日语有“こんにちは”。在此基础上各民族形成了一整套各有特点的打开不信任僵局的话语体系。政治交往是人际交往的延续。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近百年间，党和政府所建立起来的高度官民信任，其中有很多是靠扎实的“做”功干出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也有不少是靠得体的“嘴”功说出来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毛泽东同志说得更有针对性：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力气去学？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上述经典论述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即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要建立起高度信任的官民关系，就必须要辅之以一套能够代表官民双方真实情感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因双方互动而生，由革命建设而在，随实践进展而发展，它听起来使人感到自然、耳熟、亲切，就像《国际歌》能使陌生的无产者一听到她的曲调就产生共鸣一样；它用起来使人产生庄重得体之雅、理性思考之力、逻辑递进之美。历史证明，我国传统的话语体系是合理的、有效的，它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帮助我们建立起高度的官民信任关系，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从官民话语体系的构成来看，通常的意义上“官”和“民”多指政府和民众。从官民话语体系的互动关系来看，“官”和“民”往往表现为说和听或者施予和授受的关系，政府一方处于前者的位置，民众一方处于后者的位置。但在一个完整的互动关系里，特别是民主型政府框架下，双方对说和听又是兼而有之，政府一方既把信息输出给民众，又不时作为民众的听众，收取民众对政府信息的反馈；民众既接受政府的信息，也作为施予体向政府表达意愿。
我国传统官民话语体系在哪些方面、通过哪些途径来构建高度的官民信任关系呢？
首先，在信任个体的数量方面，通过集体主义导向形成了官民信任关系。一定数量人群的多少对建立信任有重大影响：在人员地位相同的情况下，相信一个人不如相信几个人，相信几个人不如相信一群人。我们常常看到，在下一级政府对上一级政府的话语文本中都有类似“在上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话语形式，在此“上级党委、政府”就是集体主义的一个符号，因为它比受众所在的本地政府更能代表集体主义的理性和权威性。反过来，从政府对民众角度来讲，上述原则也同样具有适用性，即在通常情况下，一群民众比一些民众、一些民众比单个百姓会让政府觉得更有信任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政府也会努力使单个百姓和众多民众一样在信任上具有同等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实现这种高度的政治文明是需要时间的。
其次，在信任个体的质量方面，通过发挥精英的作用来促进官民之间的信任。最高政治精英和其他政治精英的作用体现在其具有深邃的洞察眼光、正确的思路视野、良好的亲民形象、信服的人格魅力等方面，从而赢得“民”对官的信任，使这些作用的影响得到大幅度的跃升，由此又反过来促进“官”对民的信任。传统官民话语体系很好地运用了政治精英的这些优势，比如把“在领导的关心、支持和重视下”作为话语开头就是这一话语体系的典范文体，在“领导”的前面还可以加上各种限制性定语进一步表示各层级的领导和具体称谓的领导，使得各方面政治精英的优势都能得到发挥。特别是当上下左右意见出现分歧或面临某一重大抉择时，政治精英的力量通常能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为达成共识、建立信任铺平道路。历史和实践也证明了在官民话语体系中政治精英具有提升官民信任的功效。俞可平先生称“在精英理论家看来，政治精英无论对政治体系的状态还是对其过程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于建嵘先生则把地方政治精英的重要作用作为“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的可行性条件[2]。但与集体主义导向不同的是，这一功效首先是通过政治精英在政治圈内的先导作用和草根精英在民众圈内的先导作用，然后开展精英和民众的圈际对接这样的机制来加以实现的。
再次，在信任氛围的形成方面，通过场域的扩充达到了惯习的强化进而实现普遍的官民信任。信任不仅取决于已方对他方的判断，也和他人的态度、从而由这些态度营造的氛围有关。当一个人的判断力不是很强时，周边氛围对其是否采取信任他人的态度具有明显影响。这种由氛围左右判断的道理类似于列宁所说的工人政治意识的养成必须依靠外界灌输的命题，进一步的过程揭示则可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来管窥。布迪厄认为场域和惯习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交织的双重存在，它们的关联有两种作用的方式，“一方面，这是种制约关系：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成了某个场域固有的必然属性体现在身体上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又是种知识的关系，或者说是认知建构的关系。”[3]在此，场域—惯习理论可理解为，从静态来看，场域的存在和性质决定了惯习的存在和性质；从动态来看，场域的运动方向决定了惯习的运动方向（如正向或反向），当一个场域发生转变时，行动者立刻会变得不适应，并且产生冲突，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惯习，从而与此场域相适应。由此我们不妨假设在某一时间点上一场域的氛围形成了人们的信任惯习，这种信任与人们判断力的大小无关，而且属于由只突出了集体主义导向和发挥了精英作用的官民话语体系映射或产生出的非整体的官民话语信任，此后，这种场域在政治外力的长久激发下不断扩充而氛围日益浓厚，带来的就是惯习的相应调整和信任的累进强化，促使并助推传统官民话语信任的整体化和可持续化，这也就等于把官民话语信任（作为官民话语体系的成果）推向了官民行为信任的疆域。 二、传统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的内生型嬗变
传统官民话语体系是和官民话语信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用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则这里的体系相当于结构，信任相当于功能。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论精髓就是把对象视为机器来解剖对象的组成部件，发现其中的问题。官民话语结构严格来说属于政治话语结构，它与生活话语结构不同。同样是一句问候语，政治话语结构往往很少用单数指代人称，常用复数指代人称如“你们”，生活话语结构则与此相反。以“你们好！”为例，政治话语结构至少表达了这样几层意思：1.说话者即管理者已经莅临到说话对象中间，可能是专程看望，也可能是就某项事务或活动顺便打招呼，但决不可能是偶遇；2.说话者问候之后准备要正式地讲下文了，如果仅是打招呼，则表示对问话对象的关心；3.说话者对问话对象的一种肯定或鼓励，希望他们创造出更好的工作业绩。生活话语结构中“你好！”的问候语表达的意思是：1.说话者和问话对象是熟人的偶遇；2.说话者可能是求问话对象办一件什么事；3.除了第一种情况，一般表示说者和听者间在其它场合下的寒暄。所以从问候语推及一般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话语结构具有明确的目的、严密的逻辑构成，使人觉得它不应有丁点儿瑕疵——它就是完美的化身，最终使人产生追随的力量。而生活话语结构则随意松散，容许出错，没有很明确的目的，即便是求人办事，其说话的逻辑性也大大低于政治话语结构。
政治话语结构的上述特性对其它话语结构来说是称羡的，对自身来说又是致命的。这种致命就表现在政治话语结构过于井然有序、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要求话语结构的各组成部件严丝入缝，服从安排，象螺丝钉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司其职。更有甚者，要求话语结构的使用者在使用时必须象精密仪器一样准确无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有任何的“造次”，都会给政治话语结构带来颠覆性的伤害——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话语结构的各组成部件都是极其稳定，其成份也是事先配置好了的“常量”，人们不会怀疑它们的正确与正当，唯一可能出乱子的就是人为因素。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人们就会把使用之中的过失放大为使用之外的错误，进行“体制纠错”，原先“正确与正当”的信念开始发生动摇，政治话语结构的组成部件很快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由此及彼，其上的政治话语结构最终难逃株连。
在由组成部件向话语结构追溯的问题上，人们的行为已超出亚当·斯密的“经济理性人”范畴，接近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经济理性是哲学理性的基础，人们对获益大小的认识是直观的，仅此而已，但对探源性的认知在潜意识里则偏好终极目标和抽象价值，黑格尔把这种追求归结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概念”、“一切事物都是一个判断”和“一切事物都是一推论”[4]，其中之意在于告诉人们：第一，作为实践主体的“我们”，不会仅满足于自己是行为客体的主宰，而要扩大自己的认知支配领域；第二，这种认知很多时候基于实体“内在的有差别的发生”（黑格尔语）而发生，甚至要通过否定性的推演途径来获得关于动力的终极解释和统一性结论；第三，整体主义的终极目标和关怀需要依靠“绝对精神”，但对“绝对精神”的驾驭又存在与现实生活过程分离和对立的风险。
由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清晰的变化路径：即由作为抽象的人的“绝对精神”主导（某些时候还要考虑作为具体的人的非理性行为的推波助澜）—话语使用事故生成对话语结构质疑—再生成官民话语体系危机—进而生成官民话语信任危机乃至信任危机的内生型嬗变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减少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的发生，既要强调话语使用者（特别是政界人士、媒体从业者）必须格外小心，保持高度的职业敏感，同时也要对现有的官民话语体系作出适当的变革。
三、重构新型官民信任关系重在改进话语体系的表达形式
官民信任是官民话语信任的自然延伸；构建官民信任不能没有官民话语信任。我们说传统官民话语体系仍然可作为官民话语交流的蓝本，是说这一话语体系的精神乃至所坚持的立场取向没有过时，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话语体系的某些表达形式已跟不上形势，显得过时老套，影响了体系内容的展示和传递，最终也阻碍了官民话语信任的建构。所以改进官民话语信任亟需变革传统官民话语体系，而变革官民话语体系主要在于改进该体系的表达形式。
传统官民话语体系在构建官民话语信任上出现的问题，可以用布迪厄场域、惯习之间的磨合理论来分析。场域和惯习之间既可能是吻合的也可能是不合拍的，绝对合拍的情况几乎没有，不合拍的情形又可以分为“横向的不合拍”和“纵向的不合拍”[5]，前者包括在场域分为不同类型或形式的情况下，不同的场域逻辑形塑不同类型的惯习，把此场域形成的关系简单地移植到彼场域去必然会造成“水土不服”；后者主要是由“惯习有它特有的滞后性”造成的[6]。从“横向的不合拍”的情况来看，官民话语体系的原有表达惯习跟网络场域、职场场域、坊间场域存在较多的不合拍现象，如一些地方政府的“官话、空话、套话”与百姓的“实话、新话、真话”间的抵牾。但是这种不合拍并不表示官民话语体系的表达惯习要和上述场域完全一致，实际上从功能来分析，两者应该有显著的区别。这里的不合拍表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存在合理区别的情况不一致，比如原先讲领导干部的表现，官民话语体系的官方表达惯习往往是“勤恳、忠于党和人民、不计较个人得失”之类，民间的表达惯习往往是“老黄牛、肯吃苦、诚实厚道”之类，这两种表达存在一个合理的差异，但这个差异并不影响到官民话语信任；而现在讲领导干部的表现，上述合理的差异扩展成了实际中的“GDP增长、招商引资、项目投入”之类的表达惯习与民间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心中的口碑”之类的表达惯习的差异，这个拉大了的差异就是不合拍，如果遇上了某种特殊事件，它就会拉大官民话语信任的距离。从“纵向的不合拍”情况来看，官民话语体系的场域、惯习之间的磨合问题表现为同一场域里的表达惯习在时间上与时代气息渐行渐远，出现了明显的落伍，如在一些政府文件里有要“市民学会识别这样那样的坑蒙拐骗、鉴别假冒伪劣产品”、“禁止重复执法、多头执法”、“对受保护的企业实行产品免检”等类的话语，这就与强调政府主体责任、加强市场监管的现代政府理念相悖；而在民间话语场域里，“不顾一切拼命赚钞票”已经被“赚大钱也不能破坏老祖宗留下的环境”、“有钱还要有安全感、幸福感”之类的话语所取代，如果政府对这一类变化茫然不知，还在用过去的老话语说话，势必增加相互间的陌生感，降低百姓对政府的信任。 尽管本来好端端的官民话语内容被不合时宜的表达形式令人惋惜地扭曲、肢解、误解、破坏的情况日渐增多，但官民话语体系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在“官”和“民”之间并非是对称的，“官”言始终居于引领话语风气的主导地位，所以改进官民话语体系表达形式的重点在于改进“官”言的表达方式，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大力改进干部文风、作风[7]，其意义就在于此。因而，当前改进“官”言的表达方式可在以下方面努力。
首先，创造“不同场合用不同话体”的条件。不同的场合应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在会议场合，由于会议属于比较正式的一种活动，会议话体中必要的对领导重视、领导指示的强调和铺垫是不宜少的；又比如在发言讨论场合，由于交流互动都有相对多的人数，这种交流话体就不宜有过多的承转和礼数，以节约时间；而在公共事件应急活动中，官员的应急话体就更应直奔主题，体现“短、平、快”的特点。但将这些注意事项付诸行动就并不那么简单。一般来说，会议话体由于各方面的人和事都照顾到了，人们比较乐于使用且应用起来得心应手，交流话体尤其是应急话体由于要丢弃一些纯形式上的东西而不能面面俱到，要人们严格“实打实”地使用就会有思想顾虑。这就需要在官员自身主动增强话语的场合意识外，上一级官员对下一级官员应继续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新闻媒体则应多给予正面的配合、支持和体谅，遇到不按自己的思路表达的事例不能操之过急。能否做到这些，也是对官与官、官与非官相互信任的一种检验。
其次，注意话语表达的自然节奏。话语表达是对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变化无常的，世上不存在整齐划一、中规中矩的生活样式。因而话语表达的自然节奏在句式上就应该是长短混杂，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都有。现在一些“官”言的话语（包括文件）表达太讲究四字词的骈文体句式的效果，为此生造了很多的四字词，其中不少属于赘字/词。比如，“是……的必然要求”（没有必要强调“要求”的属性，且带有武断之意）、“是……的集中反映”（“反映”的状态或方式听众或读者都已经知道了，“集中”属多余）、“是……的客观存在”（“存在”就是一种客观，没有听说有“主观存在”，如果说有，那也是指意识），其结果给人一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缺乏底气之感。这种文风最大的坏处是造成了官与民情绪的隔阂，由于过多地追求四字词，使句式结构拉长、复杂化，带来民众理解上的困难和情感上的“扎眼”，民间比喻是在“兜着圈子说漂亮话”，他们有理由对这种新“党八股”的“官话”示以“感冒”，更别说施以信任了。我们不妨翻看、回想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著述言论以及在他主政下的“官”言表达，毛泽东可谓是骈文体的高手，但他对骈文体是精炼着用，用与不用、长词与短词全在于方便民众理解和接受，在他的影响下，官方的话语达到了感染人、亲和人的最佳表达效果，也营造了极高的官民话语信任。所以中央领导谈到改进文风时讲要“让群众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应该是对官员改进话语表达方式的警省。
再次，对原有的一些功能性提法推陈出新。在交际学理论中，功能性提法特指在话语开头中那些形式相对固定，载有起势、提醒、主张、告诫等功能的词语。由于一些功能性提法在“官”言话语体系里经常使用，为了能消除受众的“听觉疲劳”，更好地引起他们共鸣并使之信服，可对功能性提法作变换处理。比如说在突出领导重视的作用方面，如果我们几乎千篇一律地用“在什么什么重视和关心下”这样长长的、呆板不变的提法作为话语开头，很多受众很可能会不为所动，更难以产生认可和信任。因此，当用“在什么什么重视和关心下”的提法开启话语的时候，要记住，很多时候不是民众对这一内容感到反胃，而是对这种功能性提法的“老调子”感到厌倦，解决的办法是把这种功能性提法换以“新面孔”。考虑到民众往往很现实，他们喜欢用具体的事例来建立概念，我们不妨改变“领导重视和关心”这样的泛泛之词，采用具体的事例进一步说明，可列出该位领导做了哪几样能表明对此问题重视和关心的事。如果觉得没必要列，或者列不出来，就不如换用别的功能性提法开启话语，这应不是一件难事。
第四，避免使用某些易引起不良反应的语句。笔者注意到，现在“官”言话语体系中会引起受众不良反应的语句不少，兹举例如下：一曰“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二曰“要认清形势”，三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应当肯定，这三个语句的初衷或本意都是好的，第一句敢于承担责任；第二句提醒受众跳出本位，放开视野，把握大势和趋势；第三句表明查处案件的决心。但从多次使用的实践来看，这三个语句确有引起受众心理不良反应之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意味着对这件事的表态是负责任的，但受众的想法是，言者在这件事上是负责任，那其他事上是否就不负责任了呢？或者其他场合下是否就不负责任呢？受众之所以会这样联想，原因就在于以上那句话作了多余的强调。其实官员的每句话、说的每件事都应该是高度负责任的，用不着再来“负责任”云云，否则反而会使受众产生不信任之感。“要认清形势”，给人的感觉是说话者居高临下面对芸芸众生，这就不仅把官员凌驾于百姓之上，甚至还把自己和百姓对立起来，这怎能让受众产生良好的听觉反应呢？“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听久了就变成一种伪决心，对于案件，不是等着发现才去查处，仅满足于“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那是一种“先出事，后整治”的消极治理思路，问题的关键是考虑如何不让案件发生。这个语句花了那么大的功夫进行强调，无非是想透露出有关方面不会有发现了案件不去查处的态度，而这样治理的层次显然就很低，也难免让受众失望，发现和查处案件本来就是相关职能部门份内之事，根本用不着去特意强调。如果这句话的表达方式改为“坚决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建立官民话语信任的效果立马就会凸显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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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盛若蔚.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改进文风 力求短、实、新[N].人民日报，2010-05-13（1）.
责任编辑 凌经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