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0年法国败降后，法国国内局势风雨飘摇，纳粹的残酷占领和维希政府的黑暗统治，使知识分子对维希政权和局势的认识发生改变，一大批知识分子出于安全、学术或是斗争的需要，在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主体的组织帮助下，选择流亡，艰难地进行斗争。
关键词：知识分子；流亡；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83-03
一、法国败降与知识分子的处境
1940年夏天，对于法国而言是毁灭的开端。法兰西民族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精神地震——自1918年战胜德国后，法国人从未料想到骁勇善战的法国军队在几周之内便惨败在德国人的枪口之下。雷诺下台，贝当掌权，法国政坛的剧变让在战火中的人们——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到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都对法国的明天心存担忧和迷惘。安德烈·纪德在日记中表达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悲观和担忧：“在悲惨事件的凄凉微光中，猛然显现出法国那破败不堪的景况……到处都混乱不堪，无组织无纪律，要求不切实际的权利，拒绝承担一切义务。”[1]经过多日的谈判周旋，6月22日，法国签字投降，6月25日，停战协议正式生效，法国一分为二，北部为德国控制的占领区，南部被贝当政府所控制。
贝当在6月25号的广播讲话中强调签署停战协议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至少我们的荣誉没有受损……法国政府仍然是自由的，管理法国的只有法国人自己。”[2]此时，多数法国人一致认为贝当政府放弃抵抗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归降是对共和国荣誉最大程度的维护。诗人外交家克洛岱写了一首赞美贝当的颂歌作为回应。除两三个人外，所有备受民众尊重推崇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都对贝当表示支持。因小说和政治享有盛名的院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上发文称贝当的讲话“具有一种近乎永恒的含义”。同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保罗·瓦莱里赞赏贝当“在前所未有的混乱中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甚至是国家的存在铤身而出”。这些大唱赞歌的知识分子们为停战而欢呼雀跃，视贝当政府为共和国的希望，相信第三共和国的完整和统一将得以延续。然而，这种自欺欺人的黄粱一梦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
德国开始对法国经济进行残酷的剥削，通过不公正的马克与法郎的兑换榨取法国[3]，法国生产的全部产品的1/3提供给德国，大批法国青壮年劳动力被强行输送到德国从事强制性劳动。法国很快便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中。维希政权废弃了现行的议会民主制度，宣扬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和领袖地位至高无上，进行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压统治。
法德停战协议第19条规定，法国必须向占领当局“无条件引渡”从第三帝国出逃的流亡者。法国一直被视为人权的故乡，是欧洲反纳粹人士逃亡的首选之地。这一条款的生效使避难于法国的反纳粹者不得不开始再一次逃亡，大批反纳粹者涌向南区。控制南区的贝当政府从7月22号起设置了一个委员会，重新审查从1927年起加入法国籍的人士，撤销不受欢迎者的法国公民身份。7月17日又进一步出台规定，只有父亲是法国人的法国公民才能取得公职。这些规定波及了大批法国籍东欧犹太人。10月3日出台的《犹太身份法》禁止犹太人在政府、军队、新闻、教育、电影、戏剧及广播等诸行业中任职[4]。1941年，大约119名大学教师被迫下岗——其中67名在占领区，43名在南区。一个月后维希政府颁布了第二部《犹太身份法》，显著扩大了犹太人的认定范围，又有125名学者因此失业。为避免被社会抛弃，最先受到反犹立法波及的犹太裔大学教师，企图出逃法国。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犹太裔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出于保护子女的考虑，1940年到1941年，布洛克与洛克菲勒基金等机构进行了艰难的信件往来，为出走美国做努力。他在寄给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负责人W.G.勒兰德的信中写道：“目前我认为我的首要任务是为我的子女考虑，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们将处于危险之中，您应该了解，我是犹太裔……在现在的局势下，在国外的压力下，谁又敢说我的孩子们不会受到公开或者暗中的迫害呢？”[5]尽管最终布洛克办妥了到美国所需的所有手续，但他的两个儿子从1941年4月起被禁止出境。为保护幼子，布洛克最终放弃了流亡美国的机会，留在法国并投身于抵抗组织“蒙彼利埃战队”，1944年被德军逮捕并杀害。
除犹太裔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出逃外，一些本土知识分子也采取行动。面对法国的突然溃败和随后政坛的剧变，他们逐渐对现政权采取了背弃态度。在他们看来，法国已经不是从前的法国，无法对它保持忠诚。曾让知识分子醉心的自由空气似乎不复存在，如今要做到敢想、敢于创作、甚至得到维希政府的赞助，都成为奢望。在维希政权的高压统治下，用集体的声音提出批评皆不可能。为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和创作，自由发表言论，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为了在境外继续支持戴高乐的抵抗运动，纷纷选择出走流亡。
二、洛克菲勒基金会援救法国知识分子出逃
知识分子出于自身安全、言论自由、学术前途等各方面因素的考虑，决定离开法国。然而，想要成功逃离法国必须得到四个方面的帮助：维希政府、美国政府、美国救援协会以及他们在马赛的联系人。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就建立起一支失业学者特别援助基金，以资助欧美教育科研机构聘请在德国失去工作的学者。随着德军的铁骑践踏整个欧洲和犹太问题的升级，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欧洲学者紧急救援项目，援助的对象很大一部分是加入法国籍或在法国定居的学者。
欧洲的局势日益紧张，洛克菲勒基金会社科类基金负责人约翰·H.威利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篇备忘录中他对局势作出了“如果希特勒胜利”和“如果希特勒失败”两种预测。他认为希特勒胜利的可能性极大，因此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希特勒胜利后，欧洲可能出现的情况：纳粹将会控制整个欧洲，那些向往独立自由的人们可能会被处决或者投入集中营，沦陷区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将遭到打击和破坏。为保证对社会科学的支持的延续，约翰·H.威利茨建议基金会担负起责任，帮助那些希望离开法国的精英科学家和学者中的部分人逃亡美国。威利茨在这封信中列出了初步的救援计划，营救那些居住在纳粹占领国家的“一流人才”，并明确挑选资助人必须遵循的步骤，即在知名学者的协助下，从每个学科领域内挑选出受资人，考虑美国就业市场的需求，以便使这些人才尽快发挥作用。这个救援计划的拟定开启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助法国知识分子的进程，也成为法国知识分子得以流亡国外的有利条件。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法国败降后对知识分子的援助并非出于偶然。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平台建立起资助法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研网络，这种资助背后带着提升美国国家文化的动机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深层含义。20世纪20年代起，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会的社科开发项目提出一个理念——法国可以成为连接洛克菲勒财团和南美洲的平台，因为在当时的拉丁美洲，很大一部分精英人才都十分亲法。对于法国知识分子的援助一方面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基于人道主义的慈善情怀；另一方面，则带着强烈的文化和政治意图，是美国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形象的一次有利可图的博弈。
援助对象的选择更加凸显了这种以美国利益为先的目的。1940年6月21号制定的第一份救援名单，优先照顾了处于危险处境的学者和作家，但6月25号的新名单中主体救援对象变成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的精英学者。而在6月26日威利茨提交的《可能有意赴美的欧洲学者》这第三份名单中，对援助学者进行了以下分类：已接受基金会援助并准备赴美的学者；失去职位中断研究但却声名显赫的学者；曾经接受过洛克基金会资助的学者；以及还未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年轻学者。这其中包括雷猛·阿隆、雷内·卡必丹、皮埃尔·波索莱特等知名学者。援助名单的变更反映出基金会的筛选标准：知识分子学术能力的强弱或是否具备学术潜力、处境的危险与否，与基金会的联系，是否熟练掌握英语，是否具备执教能力。年龄过大，政治倾向偏左的知识分子被淘汰。
救援机制也在同步构建。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国际教育研究所、社会研究新学院共同起草救援计划，并与各民间协会联系展开救援。确定救援名单后，基金会利用各协会的联络员了解入选学者的具体情况，并将资料交给阿尔文·约翰逊，由他负责与国务院及美国各高校交涉。同时基金会为每个入选救援名单的学者提供了一笔为期两年的补助，以保证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这批知识分子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下逃离法国。
三、法国流亡知识分子在美国的身份认同
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长途跋涉来到美国的这些流亡知识分子，背井离乡，失去法国国籍，是与祖国彻底决裂还是仍然以法兰西为荣？作为逃亡的外来者，在美利坚的土地上他们是知识移民还是无奈的难民？他们如何认识定位自己的身份呢？
事实上，在法兰西的集体记忆中，流亡者总是与法国大革命中仓皇逃跑的封建贵族和教士联系在一起。由他们组成的科布伦茨党作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流亡者的缩影，总是以诡计多端、朝秦暮楚的丑陋形象示人。他们长期流亡在外，与法兰西共和国敌对，在这种历史语境下，流亡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词。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以本国国民流亡在外为耻，法国人总是将流亡与背叛画上等号。
多数流亡知识分子为了建立自身身份认同，一方面开始对流亡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另一方面试图参与到文化生活中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流亡者留下了大量著述，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回忆录。他们追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居运动，即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导致拜占庭帝国的大批知识分子流亡，在流亡过程中，他们把古希腊传统文化传播到欧洲。流亡知识分子借此以古喻今，秉承传播欧洲文化到新大陆的信念，并在回忆录里进行剖析，列举了许多理由为流亡的正当性进行辩解，也为继续生存提供勇气。
其中一些流亡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那段流亡的岁月里背负着沉重的枷锁。西蒙娜·薇依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个神秘主义哲学家，薇依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她同情工人阶层的艰难处境。1942年6月，薇依被迫离开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兰西奔赴美国，事实上前往美国的目的是为了迂回前往伦敦。流亡等于背叛的观念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于是流亡美国的日子对她来说是痛苦的折磨，当年11月，她前往伦敦，在舒曼领导下的部门工作。她一心想要回到法国本土，为抵抗运动贡献力量，但碍于敏感的身份而无法成行。为了感同身受法国本土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她坚持严格自律，只消耗在法国安配给票才能够领到的少量粗劣的食物，最终死于饥饿，年仅34岁。对于艾蒂安·杜曼而言，流亡同样是一个沉重的枷锁。米歇尔·德布雷曾经这样回忆艾蒂安·杜曼的来访：“艾蒂安·杜曼来找我，我们两人曾经长期怀有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渴望，我欣赏他的智慧和经济学知识……他这样问我：‘在法国人民受苦受难的时候离开法国，这是不是一种怯懦呢？’”相当数量的流亡知识分子在这种自我谴责中挣扎。
而亨利·洛谢代表另一部分流亡知识分子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认为流亡是有价值的，流亡因为知识分子的斗争而充满意义。留在巴黎对于法兰西共和国而言毫无益处，巴黎的解放必然是从外围开始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保护自己以便将来重建法兰西。在他们看来，流亡是为了继续斗争。他们以在法国本土之外继承法兰西文化、保护法国自身语言文化为荣，把其对法国语言文化的保留延续当做斗争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在法国本土沦陷的凄凉景况中，法国文化的火种能够在海外得以保存，本身就是对希特勒抗争的胜利，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流亡知识分子也将写作出版、文化宣传作为斗争的武器。“法兰西之家”，布伦塔诺斯出版社，迪迪埃出版社这三家法语出版社应运而生。1941年到1944年，共有240本法语书籍面世，主要是流亡者的作品。同时，许多机构纷纷创办刊物，例如，自由高等学院创办《复兴》，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独立刊物VVV等。流亡知识分子们在异国他乡进行创作，通过纸质媒介公开发表言论，展现身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流亡在美国的法国艺术家布勒东，将流亡视为对卑劣无耻地压制民众的政权的一种反抗。他通过“美国之音”向法国人民广播，与马塞尔·杜尚一起举办国际展览，为被囚禁的人鸣冤，并和马塞尔·杜尚、马克斯·恩斯特一起出版杂志，进行文化宣传[6]。
总而言之，这批流亡知识分子带着悲伤和希望离开法国，怀着对未来的担忧和对局势的无从把握在一个新的国度开始生活。一方面受着法国政治传统文化的禁锢，一方面又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思想上的出口，艰难而矛盾地进行身份认同的构建，仿若一朵悲观主义的花，忧伤而凄美，正如他们在法兰西历史上长期以来被漠视的尴尬地位。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纪德时代[M].孙桂荣，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238.
[2][美]威廉·L.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M].戴大同，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1033.
[3]金重远.20世纪的法兰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43.
[4]沈坚.当代法国：欧洲的自尊与信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35.
[5][法]艾曼纽·卢瓦耶.流亡的巴黎：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M].张文敬，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6][美]赫伯特·洛特曼.左岸：从人民阵线到冷战期间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M].薛巍，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