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众多、层出不穷，有“批评世纪”(age of criticism)之称；与此同时，相应的文学理论教材也是百花齐放、斗丽争妍。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讨论的教材是拉曼·塞尔登等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Raman Selden，Peter Widdow son，PeterBrooker，eds.A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以下简称《导读》)和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以下简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自1983年问世以来，风靡全球，单中文译本就达五种；而塞尔登的《导读》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成为一版再版的好教材，共出过五版(1985，1991，1993，1997，2005)，前三版出自塞尔登一人之手，第四版开始联袂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两位学者，扩充了近20年来的最新文论的论述，其中后四章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同性恋理论与酷儿理论，尽占一半篇幅。第五版除了对各章进行修订之外，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后理论》一章。《导读》第五版由刘象愚先生于2006年译为中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两本教材在2004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同时引进影印本，《导读》引进的是第四版，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引进的是第二版。笔者就对这两本教材的特点作一个比较。
首先，两本教材的著者都是本方向重量级的学者，论述多为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作者是特里·伊格尔顿，是当代公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影响深远；《导读》的作者是拉曼·塞尔登，曾参与世界权威著作《剑桥文学批评史》(The Cambridge Historyof Literary Criticism)的撰写，主编其中的第八卷《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Vo1.8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其西方文论选本《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The Theory Of Criticism：From Plato to the Present AReader)是该领域内最好的选本之一，在英美高校有着广泛的影响，《导读》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几十年来经久不衰。两本教材论述多为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但也有稍稍的不同。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里，伊格尔顿从“什么是文学”开始论述，追溯“文学”观念的变化，再到英语的兴起，主要论述文学的观念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然后才是20世纪的新批评理论、现象学理论、阐释学理论、接受理论、结构主义理论、符号学理论、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理论，时间上已逸出20世纪的范围。而塞尔登的《导读》从新批评开始，论述的理论包括俄国形式主义、读者导向理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后殖民、同性恋和怪异理论等，除了最后一章后理论稍稍涉及新世纪外，其余基本上属于20世纪文学理论。
就范围而言，《导读》对20世纪文学理论几乎是一网打尽，而且增加了一些在同类著作中很少涉及的内容，如：新批评章节部分中的芝加哥学派，形式主义中的穆卡洛夫斯基理论，结构主义中雅可布森对隐喻与转喻的分析，读者导向理论中特别增加了相对比较陌生的利法代尔、布莱奇理论，后结构主义的德路兹与瓜塔里的理论以及物质文化主义理论等，这些在《导读》中都有详细地阐述。而在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前面提到的理论都几乎没有涉及，即使有，也是轻轻一笔带过，如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更不用说像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殖民、同性恋和怪异理论、后理论等章节，《导读》都特设章节来进行论述，而这些理论在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都一笔带过，个中原因颇值玩味。这或许是伊格尔顿自己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代表之故，无需现身；而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理论，在对现实的批判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前者不提，后者也就干脆省略，这也在情理之中。
伊格尔顿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论述的范围虽没有塞尔顿《导读》全面，但另一方面，那就是在理论阐释的深度上，有自己的优势，如现象学、阐释学、读者接受章节里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理论，分析都比较充分。而在《导论》里，这些理论塞尔顿把它作为读者导向理论的背景来描述，并没有充分展开。而素有法国的弗洛伊德之称的拉康，他的心理分析理论，在《导读》里着重的是介绍，阐释相对比较少，读者看了之后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而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里，伊格尔顿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论述，不仅是对拉康的思想感兴趣的初学者提供一份导读，而且也为拉康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
很显然，通过上面简单的举要，我们可以初步获得这样的印象：较之《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导读》论述的范围比较全面，后者几乎囊括20世纪西方的重要理论和流派。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其中一些重要的理论就没有涉及，如上文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物质主义、后理论等。而《导读》在某些理论的阐释上，如现象学、阐释学、心理分析等，就没有《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论述得那么透彻。
其次，两本教材都有一个统摄性的纲领。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伊格尔顿想要说明的是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提倡的是政治批评。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20世纪新批评、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等重要的理论进行了深刻地批判，认为那种纯而又纯的文学理论不过是学术上的神话，大有六经注我、为我所用的自负。而塞尔顿的《导读》则主要借鉴雅各布森语言学交流模式，来建构20世纪文学理论，也不失我注六经、不偏不倚的潜沉。
对于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读者不妨先看最后一章，然后再回头看第一章。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或许更能体会到作者的一种写作思路。伊格尔顿在“结论：政治的批评”中谈到他写这本书的时代政治气候：“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估计世界上有6000多核弹头，许多比毁灭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大1000倍。……这些武器的费用一年大约要5000亿美元，或者说一天要13亿美元。这个总数的5％—250亿美元——可以大幅度地、基本上缓和第三世界严重的贫困问题。”因此，伊格尔顿在这本书里试图说明，现代文学理论是政治和思想意识的一个部分，文学理论与政治信仰和思想价值有着密切的关系。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不应该因为是政治的而受到谴责。他把这本书最后部分标题为“结论：政治的批评”并不是想说：“最后，一种政治的选择。”其意思是说：“结论是，我们考察过的文学理论是政治的。”在伊格尔顿看来，“纯”文学理论是一种学术神话。这就是说，“不纯”或“政治性”是文学理论的固有属性，尽管“远离污浊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一些批评家，但他们远离的只是某些文化形态中的“官方”政治，并没有也不可能离开伊格尔顿所谓的“政治”。伊格尔顿认为：“我这里所说的政治仅仅指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权力关系。”有学者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所主张的：“政治”是对社会功利和大多数人的利益福祉的关怀和介入，是一件高尚的事情。“批评”的政治性，这种宏大追求所表现的是对现实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的态度和立场，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和参与。据此，“批评”根本无法摆脱它所带的政治的“不纯”，那些反对批评的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姿态。”基于此，伊格尔顿主张把目前称作“文学”的东西，放到更广更深的文化领域中去，把莎士比亚和普鲁斯特从狭隘的文学批评控制下解放出来，当然，这有可能会引起文学的死亡，但它也可能是它们的复活。伊格尔顿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用了一个比喻结束全书：“我们知道，狮子比驯狮者更有力量，而且驯狮者也知道这点。问题是狮子并不知道这点，很可能文学的死亡会有助于狮子的觉醒。”当我们从结论处了解了伊格尔顿的理论观点和立论基础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阐述的经历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在这本理论著作中，尽管伊格尔顿主要是想论述20世纪以来西方的主要批评理论，但作者却从“什么是文学?”开始他的阐述。他认为既然存在文学理论这样一种东西，那么就显然会存在这种理论所依据的被称作文学的某种东西。所以一开始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学?通过对文学的解释作各种尝试，特别是对俄国形式主义所提出的“文学”的定义的梳理，伊格尔顿得出结论：“不仅是在众说纷纭的意义上文学并不存在，也不仅是它赖以构成的价值判断可以历史地发生变化，而且是这种价值判断本身与社会思想意识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他们最终所指的不仅是个人的趣味，而且是某些社会集团借以对其他人运用和保持权力的假设。”对于新批评，伊格尔顿认为“它是一种被逐的、处于守势的知识分子大的思想意识，这些知识分子在文学里重新创造了他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的东西。诗是一种新宗教，是一种摆脱工业资本主义异化的怀旧的避风港。”
在“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理论”这一章节，伊格尔顿明显遵循着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伽达默尔的德国传统。他认为，1918年，由于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蹂躏，欧洲变成了废墟。而原先秩序通常所依赖的思想意识，它借以统治的文化价值也出现了深刻的动荡。正是在这种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出现的普遍的意识危机的背景当中，德国哲学家艾蒙·胡塞尔寻求一种新的哲学方法，为分裂中的文明提供了绝对的肯定。伽达默尔最主要的著作是《真理与方法》。阐释学把历史看作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一种活的对话，并且耐心地寻求搬开达到这种无止境的互相交流的障碍。但总的看来，阐释学似乎是一种中立的方法论，忽略从政治历史角度去进行联系，并且对过去关注过多，而对未来和理想有所忽略。而对赫施为作者意识的辩护，伊格尔顿认为“像那些对领主头衔的辩护，这种辩护开始是追溯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合法继承的过程，而结束则是承认如果你把那个过程追溯到它的起始阶段，那么这些头衔的赢得靠的是与他人斗争。”对于接受理论，伊格尔顿认为“它不同于伽达默尔的理论，它不是完全集中在过去的作品上面，接受理论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因此是一个全新的发展。”伊格尔顿认为接受理论和其他当代文学理论一样，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现实。读者参与整个文学过程，同20世纪60年代要求民主和参与各种政治的运动是相互呼应的，其最终目的都是推翻少数人的垄断地位。
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这一章节，伊格尔顿还是作了比较积极的评价，他认为结构主义关于文学作品的意义体现在结构之中的做法，有助于消除文学作品原有的神秘性；结构主义将意义置于象征和逻辑的结构上也是一种进步。但是，伊格尔顿也指出：“结构主义有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意识理论的种子，但总的看来，他们不能够生根发芽。”说到底，结构主义绝不是历史性的。结构主义理论不能具体地论述文学作品的特点，不能论述文学作品的历史差异和美学差异；结构主义陷入了一个虚构的、封闭的符号世界，脱离了社会现实；结构主义把文学的概念变成了写作的概念，因而文学作品变成了符号学的“文本世界”。伊格尔顿认为，结构主义企图用现代的科学信仰来代替宗教式的信仰，它是已经异化的科学实践理论的翻版。
在对“后结构主义”的论述中，伊格尔顿重点论述了以雅克·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还有罗兰·巴特的著作。伊格尔顿指出，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合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至少，任何人都不会因此而敲你的脑袋。学生运动在街道上被冲垮了，被迫进入了反传统的叙述。因此，后结构主义在本质上是激进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政治实践，它企图破坏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一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所赖以保持自己力量的逻辑”。
在“精神分析，”这一章中，伊格尔顿从叙述弗洛伊德的原始理论开始，结合文学作品论述了精神分析的运用。自从弗洛伊德的学说创立以来，他对20世纪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伊格尔顿认为弗洛伊德心理学是“一门致力于使人类摆脱羁绊达到满足和幸福的科学。它是服务于某种改革实践的理论，与激进的政治有些相似”。
通过文本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伊格尔顿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所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并不是具体地与政治活动的目标直接联系在一起，不是要求文学艺术去配合特定的政治斗争，为某一特定的政治任务服务，而是指文学批评在对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分析时，所确立的话语是具有意识形态、政治性的权力话语。这就使得任何美学理论、文学理论都成了政治学。毫无疑问，伊格尔顿这本理论著作，既是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回顾性的理论梳理之作，同时也是伊格尔顿自己的美学观念开始确定成型之作。正是从这里开始，伊格尔顿不但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批评观念，而且开始确立了他坚定的美学立场：审美话语以它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介入了一定的政治现实，审美话语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在一种基本的联系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的驱使下“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
与伊格尔顿主张“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不同的是，塞尔顿的《导读》是以雅各布森的语言学交流模式理论出发，来梳理20世纪西方文论史的。该模式为：
信息发送者向信息接受者发送信息，信息要使用符码，信息有一个语境，并且通过一种接触方式发送。如果讨论的是文学，接触方式通常是印刷的文字。这样，上面的图示就可以调整为：
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理论强调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作者的生平和精神，认为作品是作者思想感情的体现；读者理论批评把强调的重点放在读者或是感受的体验上；形式主义理论集中讨论写作本身的性质；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社会和历史的语境看作是根本的；结构主义诗学注意的却是我们通常用以建构意义的符码。不过，这样来描述，是从总体倾向而言，这些理论方法没有一种会无视其他方面的维度。譬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并不坚持严格的参照的视点，作家、听众和文本都被包含在那个全面的社会学的全面观点。“ 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概括西方文论的流程，确实比较新颖，与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来总结西方文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理论，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同性恋和酷儿等理论，图示却无法有效地纳入。这也说明自从文化研究兴起以来，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范式逐步进入了以文化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理论研究已非文学作品本身。在这样一种“大文化”范围里，以性别、阶级、种族、权力等视角切入，渐入正途，大获研究者的青睐，时尚、通俗文学等浮出地表，雅俗对立趋于瓦解。《导读》虽然没有明确地表明这种变化，但全书还是明显地分成两半，前半部如前所述，以雅各布森理论为基础，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后半部则是以文化研究为基点，以社会、种族、性别等视角切入，早已逸出文学作品了。
塞尔曼的《导读》在行文过程中，处处谨慎、落笔小心，论述精简，表现出了一流学者的深厚学养。如：在论述“英国新批评家”章节时，作者论述道：
在论述美国新批评的兴起时，第一，出现了几个关键人物，他们是所谓的南方重农派或逃逸者集团部分，属于传统的、保守的、倾向南方精神的运动，这种南方的传统和精神对当时美国北方主宰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工业主义和物质主义采取敌视的态度，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几个关键人物与阿诺德、艾略特和后来反对现代无机文明的利维斯有一种同源血亲关系。第二，新批评的产生很大影响的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随后的冷战时期，它赋予文学文体特权，强调通过非个人化的分析，使文学文本成为伟大的艺术品，这些理论主张为那些异化的知识分子和几代淡薄无为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逃避的可靠港湾。第三，这段时期，美国学生人数大增，新批评由于以实用批评为根基，在教育界立即显示出了它经济实惠的价值短小的文本可以便宜地复印，平等地发散给每一个学生，从而满足了美国这个大熔炉第二代产品的需要，也是应付那些没有共同历史的知识大众的一条出路。换句话说，新批评那种无历史的、不偏不倚的性质，即只学习书页上的字句的做法，显然与新的美国经验相适应的一种平等的、民主的活动。
看了之后，读者是否以为塞尔曼受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影响?是不是有伊格尔顿的影子呢，不知君以为如何?
概言之，面对纷杂的20世纪文学理论，《导读》的作者能做到行文简明、精确，要言不烦，言简意赅，足见作者的功力；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虽说没有《导读》那样面面俱到，然就部分章节而言，作者论述得比较精深、独到，整部作品行文老辣、笔健词锋，一气呵成，且不失机趣。可以说，两部著作各有特色、各有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