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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精神底蕴:戏为六绝句杜甫

    来源:六七范文网 时间:2019-01-01 04:31:26 点击:

      摘要杜甫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歌主张大多散见于他的诗歌中,尤以《戏为六绝句》为主。杜甫在探讨诗歌创作的同时也没有脱离对人的关注,其六首绝句遵循着“发情止礼”的和谐人文观念,真正地把文学理解为人的性情之学,既看重人的性情的自由抒发,更看重人的性情的陶冶与升华。可以说,以人为本,以“仁”为心,关注现实人生,是杜甫《戏为六绝句》最为深刻的精神底蕴。
      关键词:杜甫 诗论 真性情 诗教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杜甫,世誉“诗圣”,一生以创作诗歌为主,而其诗歌理论也主要集中于他的诗歌之中,尤以《戏为六绝句》为主。杜甫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 “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艺概》)其诗作《戏为六绝句》中更多包含的是儒家的文论思想:以人为本,以“仁”为心,关注现实人生。在《戏为六绝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忧国忧民的人文形象。
      文学就是人学,文艺理论就应探讨如何疏导人的情感宣泄的问题,本文拟从“真”、“仁”两个方面诠释杜甫诗论的核心内容:人要用包容万物的胸襟来看待世间万物,将真性情看作是文学的灵魂,并将其融贯在艺术审美批评的实践中去,把艺术审美与人文关怀和谐地结合起来。
      一 “真”――忧民忧国的真性情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首先提出了真善美问题。而其中的“真”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外物的真,一是情感的真,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不能称之为艺术。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情貌无遗是指主体的情和客体的貌都要表现得逼真,中国古代文论更重视的是情志的抒发,着眼点不是客观的实体,而是主体感情的真实。《礼记・表记》载:“子曰:情欲信,辞必巧。”“情欲信”指的就是主体感情的真。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极力推崇风雅――“别裁伪体亲风雅”,就是强调风雅不仅能表达现实之真,自然之真,而且还能抒发性情之真。《毛诗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可见,传统风雅观要求文学关注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矛盾,反映民生疾苦,针砭朝政利弊,是对现实生活,个人内心的真实反映。诗人作诗如果遵循这一理论就需要诗人本身有真性情,这种性情之真其实就是要求人们作诗的时候与自己的心灵相和谐。《戏为六绝句》中的“亲风雅”流露出的就是杜甫的真情。黄《陶杜异同论》认为陶、杜之“真”具有本质上的差异:陶之“真”在自然,杜之“真”在性情、在气骨;陶是脱俗的真,杜是入世的真。陶渊明能在物我合一中表现出天真自然的本色,而杜甫能够在忧民忧国中表现出真性情。
      许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杜诗最接近《风》、《雅》。如宋张戒《岁寒堂诗话》曰:
      “子美诗奄有古今,学者能识《国风》、《骚》人之旨,然后知子美用意处。”
      姜夔《白石道人诗说》曰:
      “诗有出于《风》者,出于《雅》者,出于《颂》者,屈、宋之文,《风》出也;韩、柳之诗,《雅》出也;杜子美独能兼之。”
      杜甫以真正诗人的眼光来看待诗歌创作,他的诗泄导人情,补察时政,表达了其真性情。
      真正的诗歌是要包容世间万物的。这也是杜甫写诗以“风雅”为宗的一个重要美学动因。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表现真感情的诗歌才是真的诗歌,而一般诗人作诗也并非真情抒发。但“读书破万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对作品进行了精心的提炼,达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学境界。
      杜甫作《戏为六绝句》的意旨是探讨文学继承问题的。武周时期的陈子昂独树旗帜,标榜汉魏,崇尚风雅: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尝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修竹篇序》)
      他既把矛头准确地指向了齐梁诗风,又树立了“汉魏风骨”的学习典范,对当时的诗坛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后起者相继跟随,元结在《箧中集序》说:
      “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式,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於雅正。”
      所言还算确实。李白就激烈些: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玄复古,垂衣贵清真。”(《古风》)
      到了韩愈就更激烈了: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荐士》)
      像上述的几位,说是复古实质是革新,只是形式比较激烈,但革新是一回事,继承前代文学是另一回事,大家包括杜甫对六朝文学的重词轻意的形式主义都是坚决反对的,但在理论上杜甫更高人一筹,他的主张既全面又平正。杜甫十分反对一笔抹煞六朝文学的价值的观点,他提出好的诗歌不论古今都应该用“真”字做标准去识别、选择,择善而从之,不应拘于一家一派。师法各家,关键看是否存“真”,而只有像风雅诗那样的诗歌才是“真”的诗歌。
      杜甫认为,诗歌应以“风雅”为准的――“别裁伪体亲风雅”,这集中体现了他的正统观念,但是联系六首绝句的总精神看,杜甫在这里强调的“风雅”,不仅仅强调了风雅诗的社会价值,而且强调了风雅诗能够抒人性真情的作用。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写道:
      “江西陈少香先生偕灿论诗极精。尝谓昌彝曰:‘诗欲其真,不欲其伪:最初为真,后起非真’;信于己者为真,徇于人者非真;足于己者为真,袭于己者非真。是故读书有真种子,作文有真血脉,而作诗有真气骨。得其真,则一花一木,一水一石,一讴一咏,皆有天趣,足以移人;失其真,则虽镂金错采,累牍连篇,吾不知其中何所有也。古今论诗有二,曰性情,曰格调。性情真也,袭格调而丧其面目,伪矣;格调亦真也,离性情而饰其衣冠,伪矣。此杜少陵所以有‘别裁伪体’之说也。”
      杜甫提出的这种以不能表现性情之真者为“伪体”,与“伪体”相对之“风雅”,是正统的诗教观的表现。
      二 “仁”――胸怀天下的儒者之心
      “真”是基础,但不是最终目的,艺术的目的是“善”,就是要发挥文学的教化作用。所谓“兴观群怨”、“思无邪”以及“温柔敦厚”都是“善”这种作用的概括。在古代,“善”就是指作品的道德感化作用,它是文学审美的主要标准,“善”从审美标准转化作实际的行动,便是“仁”,“仁”就是大善,善待天下一切,上以讽谏,下以化民。所以,我们可以将文艺的善归之于“仁”,将合乎“仁”作为“善”的标志,文艺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经夫妇,成孝教,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说的正是如此。“教化”功能实质上是让人的性情得到陶冶,人格得到升华。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常常以儒者自居,以“奉儒守官”为素业,其诗歌理论与儒家诗教是一脉相承的。《戏为六绝句》正是继承了这一思想核心,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
      杜甫作为革新者,对六朝文学重形式轻内容的文风是排斥的,只不过态度上公正平和些,在对庾信、初唐四杰的批评接受中,他的态度是客观的,从而也说明了杜甫秉承儒家的诗歌理论,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他在《戏为六绝句》中明确地表示了诗歌的“兴观群怨”的作用,即诗歌是为苍生呐喊的,所以杜甫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时刻体现“仁”的存在。
      《戏为六绝句》开篇两首: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如何正确评价庾信和“四杰”,是当时文坛争论的焦点所在。庾信作为由南入北的诗人,前期诗作确实存在浮靡艳丽的风气,但后期创作洗尽脂粉气息,音韵和谐、句式工整、对仗整齐。对此,杜甫是有正确认识的――“庾信文章老更成”,他在《咏怀古迹五首》中说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在《春日忆李白》中更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评价。可见,杜甫对庾信晚年作品是称赞备至的,杨慎《丹铅录》中说: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杜子美能发其妙。”
      第二首诗,是针对时人轻薄“四杰”之为文,讥笑不止的现象而写。《旧唐书文苑传》载裴行俭语:“勃等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与后生讥刺四子“轻薄为文”语出同义。宋长白《柳亭诗话》云: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初唐四杰草昧初开,未脱陈、隋风调,……少陵虚怀乐善,为后来轻于毁誉者戒,故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诚取之也,诚重之也。”
      这也就是当时被元稹称为“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的文坛流弊。杜甫痛斥了这种现象,批评了后生们忽视“四杰”所处的时代背景,盲目否定“四杰”的文学成就,即“四杰”突破了宫体诗的束缚,开始把创作的目光转向社会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从对上述两诗的评价可以看出,杜甫的诗歌创作主张与儒家诗论一脉相承:诗歌重形式,但更要注重其思想内容,要有现实意义。杜甫做诗特别注重诗歌“兴观群怨”这一方面的作用。“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在《论语・阳货》里论述文学作品的意义时提出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简言之,“兴”,就是诗歌的艺术形象能引起人的联想,激发人的情思,使人获得审美享受;“观”,是指诗歌可以观察社会政治得失、道德风尚状况;“群”,则是说诗歌使人们交流感情,和谐社会,团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怨”,强调诗歌干预现实,批判不良的社会政治现象的功用。
      杜甫以诗为业,固然与其家学渊源相关,但主要原因还在于他接受了儒家的诗教理论,把作诗当作匡时补世的事业,但杜甫的认识并没有超越儒家诗教的界限,而是循着诗歌的“兴观群怨”这一思想前进。儒家的诗教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要求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无疑给诗人良好的影响,使杜甫开始创作诗歌就能面对现实、面对人生,不致堕入一味吟风弄月、藻绘词章之路。
      杜甫从儒家的诗教出发,为时为世为民为人生而写诗。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整个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诗人也被卷入动乱之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这一经历使他的思想更加接近穷苦人民,坚定了他用诗歌反映社会生活、反映民生的疾苦的决心。由于亲身感受到社会的动乱,感受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悲哀,他写下了许多沉郁悲壮、跃动着时代脉搏的名篇:《哀王孙》、《哀江头》、《悲陈陶》、《北征》,以及后来的“三吏”、“三别”等。
      “杜甫对儒学的核心内容――‘仁’的思想是终身服膺,须臾不离的,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也热爱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爱得深沉,爱得刻骨铭心,……”。这不禁让人想起现代诗人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中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杜甫以满腔的爱去拥抱满目疮痍的世界,他的爱充满着同情、悲悯、惋惜,浓烈而又深沉。
      积极入世,关心社会人生,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是儒家思想的本质理念。孔子诗论的“思无邪”说、“兴观群怨”说等都是儒家思想在文学理论中的具体体现。在儒家的诗学观中,真善美是密不可分的,而且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美与社会伦理的美的有机结合。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强调个人情感与社会理性的和谐互动,以人为本,以“仁”为心,关注现实人生,这是他继承发展儒家诗论的结果,也是他诗论最为深刻的精神底蕴。
      
       参考文献:
       [1] 丰武坤:《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文观念》,《文史哲》,1992年第6期。
       [2] 金启华:《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 曹慕樊:《杜诗杂说全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
       [4] 郭绍虞:《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唐)杜甫:《杜甫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6] (清)史炳:《杜诗琐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7]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
       马杰,男,1987―,辽宁新民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200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管仁福,男,1955―,山东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古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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