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简介：1970年入伍，毕业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现任总后勤部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短篇小说《汉家女》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香魂女》获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金熊奖。
访问者：您是一个有着将近30年军龄的人，但真正发表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却是在2009年。这部叫做《预警》的小说有点姗姗来迟的感觉，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没有创作军事题材长篇小说呢？
周大新：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角度去写军事题材长篇小说。我的军龄有四十年，早期写过一些军事题材的短篇小说，也有过中篇小说，但是长篇小说一直没写。这是因为，如果我要写长篇小说，一定要争取写得跟别人不一样，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不一样的题材和不一样人物。我老觉得重复别人做的事挺没劲的，你起码得给人一些新的审美享受，得提供新的人物、新的思考或新的故事，我想作为军旅作家应该对自己有这个要求，所以一直到2009年才出版了军事题材长篇小说《预警》。
长篇小说在文学创作领域来说，是最考验作家的一个体裁。真的是要费力气的，一旦要决定写，像我这个写作速度，一般得写一两年，所以要慎重。我曾经集中十年时间写了《第二十幕》，不久前播的那个电视剧《经纬天地》，就是根据这部书改编的。是什么触动了我创作《预警》呢？其实我一直觉得恐怖主义的兴起，是我们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大事件，作为军人应该对这个事件给予关注，而且我们确实也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威胁。用一部小说来反映当下这种恐怖主义对人类生活的威胁，是我心中慢慢生出的一个愿望。于是，《预警》这部小说的雏形就在我脑子里渐渐出现了。我想用这部小说来提醒我的战友们，一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已经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应该做好迎接的准备。
访问者：从军的这条路是小时候就想过的吗？
周大新：我们那一代人刚好赶上了“文革”，大学都停办了。初中的时候就开始不好好上学，学校基本上停课了。在那之前有高小、初小，老师不断地向我们灌输，科学能够救国，科学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科技强国，所以那会儿就想当科学家，这个愿望实现不了以后，就开始萌生参军的愿望，那时候我认为军队可以保卫国家，这是最直接的一种动因吧。当然内在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军队的生活条件好，我们在乡村的生活条件差，大家把当兵作为一条出路，也是改变人生的一条路。
我家在河南邓州，现在叫邓州市，过去叫邓县。我们那儿的入主要是以种粮为生，但是当我1970年底走的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生活条件非常差。我那时18岁，差不多天天吃不饱。当时觉得部队待遇好，至少能吃饱穿暖。我参军最初到了山东的一个野战部队，在山东泰安管辖下的肥城县。一开始我当的是炮兵部队的测地兵。就是负责给炮兵射击提供方向、高程、距离等射击诸元的兵，经常用一种光学仪器经纬仪进行大地测量，然后通过三角函数计算，算出火炮射击的方向、高程和距离。
我是高中生，算是当时部队里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就来到这个需要有文化的专业分队。在这儿当了兵以后，就萌生一个愿望，想从事大地测量的研究，写一本关于大地测量的书，因为我从小就对写书的人非常敬佩，觉得能写出一本书才是人生真正的成功。不过后来领导很快就把我提升成排长。不久又把我调到团里政治处，开始写机关公文、写材料，这个时候我就没法再搞大地测量研究了。从这时开始，我又想和工作结合起来，写一本关于中国生产力状况的书。那时候虽然年轻，但就是一直想写书。这期间，我写了好多关于中国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论文，寄到咱们中国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杂志，但都给退回来了。
访问者：最初的写作和什么事有关？有哪些作品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周大新：我一开始就想写长篇小说，想写一个反映台湾老兵思乡的军事题材长篇小说。这是最初关于长篇小说的创意。小说名字就叫《思乡》吧，用铅笔写了三十来万字，让周围的朋友看了以后，都说：“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太差了。”第一篇小说就受到了打击，我也不敢拿出来了，到后来也没敢交给出版社，直到一次搬家时把它烧掉了。此后我就开始写电影剧本，写了三个电影剧本。投出去以后，也都给退回来了。当时电影剧本的成活率是五千分之一，很低的，因为全国一年就拍三四部电影。我很失望，恰好这时候短篇小说开始兴盛，一些文学刊物开始在全国发行，报纸的副刊也开始刊登短篇小说，这就又激起了我写短篇小说的兴致。那会儿我记得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是卢新华的《伤痕》，当时大家都争着读，给我的刺激也很强，所以我就开始写短篇，写了好多，一开始寄出去也都没有发表。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我的一些战友去参战，他们给我写信。这个事启发了我，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前方来信》，刊登在《济南日报》1979年3月份的一期副刊上，这是我第一篇在地方报刊公开发表的小说作品。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当时特别高兴，把寄给我的稿费都买东西和朋友们吃了。
这件事让我信心大增，然后我就开始不停地写，在我们军区的报纸、刊物，山东省的一些地级刊物、省级刊物，一直到北京的国家级刊物，后来在1985-1986年度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我的小说《汉家女》获了奖。这一下激起了我不干别的决心，彻底不想当官了，就想当一个作家。
访问者：您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荣获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评语让我印象深刻——“这部长篇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和期待”，我想问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如此关注这些？
周大新：《湖光山色》关注的就是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因为我的亲人们现在还生活在农村，所以我经常回到农村，对乡村的一切事情都感兴趣，我希望我的父老乡亲们生活得好……（说到此处再次落泪）。我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因为经常写作吧，写着写着就能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父老乡亲们的生活状态我一直在牵挂着，我希望用我的作品来反映当下乡村的变化。目前，城市资本开始向农村流动，部分乡村在资本的运作下开始变富。有人说一些乡亲被这种资本流动冲击得失去了方向，应该是一种实情。很多人并没有做好迎接这种变化的精神准备。你看现在一些小镇上，也有小洗头房，有网吧，有洗浴中心，对于乡村的一些年轻人来说，这些东西具有极大诱惑力，弄不好就会出问题。当然，城市资本在向乡村流动的过程中，也给乡村带去了正面的变化，这是没有问题的，乡村里很多楼房盖起来了，商品供应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但不能否认，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腐蚀人心灵的很不美好的东西也开始出现了。传统的乡村生活正面临着冲击，古老的乡村世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身为作家，我想把这种景况表现出来，以引起读者的关注。 在写《湖光山色》之前，我专门回到了我的故乡，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沿着丹江口水库也就是书中的丹湖湖岸，走了很长时间。跟乡村里的各种人物都有接触，了解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也有了很多感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才动手写的。丹江口水库是我们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大概几年后，北京人就要喝到那边的水了。那边的人们都是我的乡亲，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隍惑忧虑，使我的心很不平静，所以我就写成了《湖光山色》。当时写作的时候很激动，沉在一种激情里，花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我写作的时候就是想着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把想写的人物写出来，仅此而已。
访问者：您有一部完成于1998年的作品《第二十幕》也让我印象深刻，这是您对于家庭生活的总结，听说这是您花了将近十年时间构思的一部长篇？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周大新：我说写完这个作品，就算我对家乡有了一份回报了。在这部书里，我把我对人生、对社会、对大自然，和对南阳这块土地的认识、感受都写出来了。作为一个从南阳盆地走出来的人，我做完这件事情，松了一口气。我想，以后的人们在回忆20世纪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时候，可以拿它作为一个标本。想了解中原地域人们的生活时，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样本来审看。我写的是南阳人，表现的是中国人，我想通过对这个地域里人们的生存状态的表现，展现我们中华民族在20世纪里的命运遭际。
当时书出来以后，评论界的反响还不错，至于有人说它是中国的《百年孤独》，那自然是鼓励之言，我自己明白它和《百年孤独》还是差得很远。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评奖的时候给它评了一个奖。还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吧，反正不管它得没得奖，我自己确实是用尽我的力量和当时所有的艺术准备，全力去完成这部书的。将近十年间。虽也写了一些中短篇小说，但主要在做这一件事。中间因为有病，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也担心我完不成，因为它毕竟太长了，将近一百万字。后来总算完成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全是手写的，一个一个字写，写了以后还得改，改完了再抄，写的是一百万字，其实是三四百万字。
从1976年开始写，到现在34年了。这其中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突破自己。写一段时间以后，就面临除了超越别人，还得突破自己的问题，得有变化，也就是创新。创作必须是一部和一部作品完全不一样，这才是创造。如果重复自己或者重复别人，那都不行，所以这个是最困难的。突破和超越，其实就是折磨自己。作家为什么受折磨，可能主要是在这个方面，自我折磨。如何写得跟前一部作品不一样？题材是没触及过的、语言韵味是新的、人物是没写过的、故事是原创的、思想含蕴是独有的，这很难。需要不停地思考，不停地琢磨，这个是最痛苦的也是最艰难的。
写严肃文学或叫雅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你得在思想上有新的发现，得给读者一点启示和启迪，让人读了以后，既得到了精神愉悦，又能在思想上有所收获。一本好书有时能影响人的一生。可以让人长久地记住，这才是严肃作家应该做到的，我一直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当然，这是个人美好的愿望，真正写出一本好书并不容易。总之，每写一篇作品每写一本书，你得能给别人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新的审美经验或对社会新的思考，不能没有新的，老是重复别人已经发现的东西，或者重复自己已经发现的东西，那就没意思了，那就是只为了赚钱。现在我们发现一些作家的写作就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滑行，不作提升，只是为了赚版税，我觉得没有多少意义。
我最早的写作就是想倾诉，想把我心里的话告诉别人，想把自己对世界的感受告诉别人。当然也想要挣钱养家糊口，还想要成名，那种年轻人的功利心我都曾有过。写作一开始都是有这个的。但是写到今天，到我这个年纪，钱和名声都不重要了，就是希望能把自己活这么多年对人性和人生的一些认识、对社会和民族、国家的一些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通过作品传达给我的读者，能在精神上和我的读者进行交流。我的书销量有一些，但不属于畅销书，一本书能对几万个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一点影响，能让他们的精神生活因你而更有意思些，这就不得了了。不敢说去影响全世界，影响全中国，那不可能。
访问者：您还有一方面创作是关于战争题材小说，虽然不多但很有特色，看得出来您有意淡化战争进程和战争场面的一些描述，而很强化描写置身战场的那些军人的内心世界。我知道您参加过南线战争，这和您那段真实战场体验有关吗？
周大新：当年我去前线不是参战是采访，是随着几位新闻记者一块去的。到前线以后，我们可以走进军、师指挥部和团、营指挥所，可以和一些连排干部和战士交谈，能够近距离地感受战争的残酷和危险。我们去师指挥部的路上，有一段公路是敌人直瞄火炮封锁的地段，是直瞄的八五加农火炮轰击的路段。在这段路上，敌人看我们的车看得非常清楚，可能随时开火，我们去之前。敌人已经用炮弹打坏我们不少汽车。那段路大概有一千多米的长度，不能绕开，必须走，载着我们的汽车开上这段路后，开得很快，而且不时做猛停的动作，以躲开炮弹。我们到了位于大山洞里的师指挥部后，还能听到冷炮响，南方多雾，很多时候只能听见炮响，看不见炸点。这种冷炮实际上防不住，它突然就打了过来，我们一些军官和战士就是被冷炮打中死亡的。冷炮，就是只打这一发，落到哪儿谁也不知道。敌人打冷炮其实也没有什么目标，但是知道这儿有我们的人，他就乱打，落到你身边就该你倒霉。听到冷炮响，有时就在洞口外边炸响，是有点让人心惊。
我们往阵地走的时候，有两个战士护送，路是小道，两边都是灌木和深草，草都是一人多深，据说敌人的特工就经常潜藏在这些荒草里边，他们有时候会突然扑上来抱住途经的战士，往山下一滚就抓走了。那两个护送我们的战士，他们身上背着吃着，冲锋枪在腰里挎着，手指头都在扳机上扣着，一有动静，他只要手一动，一梭子子弹就可以打出去了。为了保护我们，他们前面一个、后面一个。他们腰带上还挂了一个雷，敌人一旦抱紧他们，没法开枪时，只能弄响雷和敌人同归于尽。那天发给我们每个人一把手枪，没有冲锋枪，因为大雾弥漫所以我的确非常紧张，这可是在真正的战场上，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那天我们没出任何事情，但这种紧张的战场气氛是强烈感受到了。然后就是采访，听官兵们讲他们战斗、负伤和战友牺牲的事迹，内心深受感动。回来后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其中包括《汉家女》，在《汉家女》这个短篇小说里，我描绘了一个女军人的内心世界，当时赢得了许多人的喝彩，当然也引起了争论。 访问者：您有很多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和戏剧，其中改编成的电影《香魂女》获得了1993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大奖金熊奖，可以说影视缘颇佳，你自己的感觉怎样？
周大新：我从小喜欢看电影。虽然我写的是小说，但我的小说故事性相对强一些，而且我写东西的时候，总是会有画面在脑子里出现。写到什么场景，就有什么画面呈现在脑海里。我平时也是个爱幻想的人，一想到什么，画面跟着就出现了。我有时跟人谈话，不论谈到什么，都会有画面出现，我怀疑我的脑子被什么人改造过，其中充满了画面，随时都可以调出来一些供自己观看。这样，我写作的时候，画面感就强，这大概是一些导演喜欢我作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现在的纯文学作品受众面是越来越小了，因为大家都很忙，看书成为一桩很奢侈的事情，除非我们这种喜欢阅读的人。大部分人都很忙，生活节奏很快，白天一天上班，回家又要处理家务，没有时间读那么厚的书。文学可以借助影视来扩大自己的影响，来吸引人们读书。但是文学作品不能等同于影视剧本，因为影视全靠讲故事，电影还好些，还可以传达些思考，电视剧面向大众，基本上就是讲故事，讲的故事越紧张，观众就越喜欢看。可是这不是文学的全部任务，文学还要让故事含蕴深刻的思想，要带给读者精神上的震撼。
阅读严肃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提升其精神素质的重要渠道。严肃文学作品的任务不是只提供愉悦，故它的读者不会很多，通常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才读的，但就是这种阅读，保证了一个民族当中总有一部分人在思考。写这种作品的人，赚钱不会多，可是每个民族都需要有这样一批人，由他们做出牺牲，过相对清贫的生活。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素养不断往上提升。像美国那么商业化的国家，他的图书销售很多，一部畅销书能卖几千万美元，畅销书作家可以坐在自家的游泳池边写作，物质享受非常好。可是他们仍然有一些著作销量不多、有深刻思考的作家在艰苦进行创作，他们的名声和收入没有那些通俗作家多，但正是他们让美利坚合众国不被人轻看。
现在，时尚写作、迎合式的写作越来越多，因为能赚钱，这在商业社会里是正常的现象。但还是我刚才说的，还要有一部分人要沉下心来，要思考一些大问题。像以前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去思考天体的变化，你说这能带来多少现实价值？可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那却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同样，我们社会的发展，入和自然的关系，人生很多不可捉摸的问题，需要作家来思考，当然人类学家也要思考，可是作家的思考具有形象性，它更能吸引人们，影响人群。影响的力量是很大的。这样的作家也不一定要很多，可就是得有一部分，要不然大家都去赚钱，那就是对民族不负责任，是民族的悲哀。
责任编辑/刘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