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1949年底给周恩来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信是怎么传播开来的？毛泽东是否看过此信并有“说话”或“批示”？这些都是应该弄清楚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不但是研究周作人的需要，而且也是研究毛泽东的需要，研究建国之初党和政府有关政策的需要。
关于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信的事，传言不少，见于文字的，以我所接触的材料看，最早的是唐�的《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5期），其中说：
大概是一九五○年吧，中央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我从华东来到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还有文化部长沈雁冰等，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信很长，将近六千字，是周作人的亲笔。总理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我从西谛（郑振铎）那里得见此信。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见“XX先生”，信末则说，“本来也想写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写信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署名“周作人”。按此计算，这封信送出之前，大概有过一段踌躇反复的不算短的时间。
唐�的这段话，有好几处是经不起推敲的：第一，文学研究会在三十年代已停止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更不复存在，周总理怎么会“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去“拟具意见”呢？第二，所谓“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无非是指沈雁冰、郑振铎和叶圣陶，当时沈是文化部部长，郑是文化部属下的文物局局长，叶是直属于政务院的出版总署副署长。他们是否可能“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呢？不可能。因为，总理如果认为此信应交文化部办，必然由政务院发文至文化部，部长阅后认为应由文物局提出处理意见，就将文批给下属文物局。如此事需要出版总署合办，应由政务院同时发文给该署。政府机关办事，怎么可能像民间熟人串门，随随便便“拿到”一封信，在老熟人之间递来递去的传阅？唐�所说“拿到”一封信和“几位同人拟具意见”云云，是他想像出来的。他不熟悉政府机关办事程序，就想像错了。第三，唐�确从郑振铎那里看到周作人致周总理的“亲笔信”。但这信不可能是从总理那里“拿到的”。试想，总理如真的收到周作人的信，怎么会把原信给郑振铎呢？而必然要秘书处抄录或打印（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再发文至文物局，原信存档备查。唐�看到的既然是“亲笔信”，那一定是周作人自己抄录的信寄给郑振铎的。唐�文中说：“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写了‘XX先生’。”这就可见是抄件。如真是从总理那里“拿到”的信，抬头必写“总理先生”或“恩来先生”，怎么会是“XX先生”呢？（唐�后来还得到了这封“亲笔信”的照片，印在他的《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一书中，那抬头是“、、先生”，可见是周作人自己抄录的抄件。）第四，王士菁在《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中说：“大概是一九五○年十二月间吧”，有一天，雪峰“看一份材料，越看越生气地对我说：‘你看，周作人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是不应该写这样的东西的。’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雪峰同志说：最近领导上转给他一份材料，是周作人为自己辩护的。说罢，他即匆匆回家去了。”所说的材料，大概就是周作人致周恩来的信的抄件。后来林辰向雪峰借来抄了，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二期上，信的抬头也是“□□先生”，可见确是抄件。它只可能来自郑振铎。第五，至今未发现源自政务院的关于周作人的文件，这有两种可能：周恩来收到信后不予理睬，或周作人写了信后根本没有寄送周恩来。我倾向于认为是后一种可能。给周恩来写信，在周作人说来，应该是件大事，可周作人日记中竟无记载，这也是一大疑点。（传言此信周作人是请什么什么人转去的，查无实据，也是耳食之言。）周作人给周恩来的信，很可能流传世上的就只有郑振铎收到的那份抄件，是郑振铎将它拍成照片传送四方而至议论纷纷的。
周作人的信是否寄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有否收到信，都还是未知数，唐�却在《关于周作人》中提出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未知数：毛泽东对此信的说法。唐�文中说：
我不知道文学研究会几位老同人当年拟具了什么意见，却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大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二百元（以后改为四百元）的依据，我以为这样处置是合理的。
唐�的这短短的一段文字，也是经不起琢磨的：第一，“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从字面上看，好像是唐�亲耳听周恩来这么说的。唐�当时是华东军政会文物处副处长（处长徐森玉），还不是党员。他来北京参加文物局召开的业务方面会议，会期1950年10月11日至16日，华东方面徐森玉、唐�出席。会议期间文化部长沈雁冰到会讲话，未见周恩来出席或接见的记载，而且也从未有唐�去中南海西花厅做客的说法。要是真有周恩来直接与唐�谈话的事，以唐�的笔力，早已写出长长的细致的神采飞扬的记实华章，哪里会只在一篇文章中一笔带过。可见唐�文中关于“周总理毛主席”云云的话，只能理解为是他听别人说的，或是他丰富想像的产物。第二，周作人当时是什么身份？是一个刑期未满、尚待司法处理的汉奸，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还要转给毛泽东看？这样郑重其事，是可能的吗？而且，周恩来将收到的信转给毛泽东看，也应有程序的，一个会随随便便的“拿去”，一个会随随便便的当场就看（注意：是封长信！）并当场发表口头意见吗？稍有点党政机构办事的常识，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第三，退一步说，毛泽东如果真的说了那些话，周恩来必然会让政务院有关部门起草文件下发，怎么可能将毛泽东的话无序地口头相传呢？但时至今日，无论中央或上海或基层单位如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未见这样的文件。第四，再退一步说，毛泽东的话就算口头相传，那总也要落实吧，但实际上从1949年下半年至1954年年底的五年中，周作人以写作为生，直到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才以“预支稿费”的办法每月付他200元。如果毛泽东真的说过那些话，难道竟被搁置了5年之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预支稿费”是以毛泽东的话为“依据”的说法，也就落了空。第五，毛泽东如果说过那些话，因为涉及“养起来”，那必然也要通知司法、公安部门。可是司法、公安部门从周作人回到八道湾后，就不断找他谈话，要他汇报思想，要他写自传等等。1954年12月22日北京市法院判决：自即日起褫夺政治权利。1958年4月25日，周作人向北京市西四人民法院寄了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30日法院批复：不予批准。周作人直到1967年逝世，是没有公民的政治权利的。司法部门当然不会和毛泽东的话“对着干”。这只能再次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说过那些话。
在上面引述的唐�文中的两段话，对照琢磨，还有个无法弥补的大漏洞。照唐的行文看，周恩来是一面将原信交“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一面又将原信交毛泽东阅看。试问：在还没有复印机的1949年底或1950年初，周恩来是怎样把原信一变为二的？如果是分先后看的，要是毛泽东阅看在前，毛泽东的意见已这么具体，还要“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什么意见呢？倒是应该讨论怎样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了。如果毛泽东阅看在后，那原信怎么还在郑振铎手里呢？总不至于抄一份给毛泽东去看吧？而且，周恩来交毛泽东阅看时，应该将“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的意见一起交毛泽东阅看，毛泽东的意见应该包括他对拟具的意见的看法。可唐�文中又明明没有这样的内容。显然，只有不据史实写而随意编故事，编着编着才会捉襟见肘而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毛泽东有关周作人的话，在陈晋著的《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也有一个说法：
建国初，周作人赋闲在家，生计困难，给周恩来写了长信。周恩来把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这项任务是由阳翰笙来具体执行的。
陈晋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他的多种著作以史料翔实著称。他所写的这段话是否有档案、文献根据呢？笔者认为：第一，他采用“建国初”这样的时间措词，表明他没有见过什么文献性的文件或记录，文件或记录一般都有明确的年、月、日的。第二，他所录的毛泽东的批示和唐�所录的毛泽东的口头说话，几乎完全一致，这只能表明他大概是据唐�文章录下的，只是可能觉得口头“谈话”实在太不可信，才改成“批示”的。第三，他比唐�多了一句“这项任务是由阳翰笙来执行的”。阳翰笙1949年10月至1951年12月先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是合乎执行者的身份的。但他执行总也应该留下档案或文字记录，然而没有；而在周作人身上，总也应该看到他“执行”的反映，然而也没有。1956年后，阳翰笙在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任上，根据周扬的指示，安排周作人（还有别的人）去西安参观，以后又有所关照，这和“具体执行”毛泽东的“批示”应是两回事。看来，陈晋却把相隔六七年之久的两回事混为一谈了。
然而，关于毛泽东有关周作人的批示的说法，还在不断增加内容，继续流传。其中内容最出奇，最有权威架势的，要算穆欣在《〈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2000年12月27日《中华读书报》）中的说法了。请看其一段文字：
总理将信转传毛主席，主席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当时他还服刑未满，政府自难安排正式工作。但是全面考虑他一生的经历及其专长，仍然给予相当的照顾。除派他的故友前去探望，还由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出面邀他以翻译家身份出来做事，并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不用周作人本名的情况下可以出版他的译著。
在这段话中，主席“批示”以后，有一连串省略主语的句子，就是穆欣的新的说法。这被省略的主语是谁呢？谁“全面考虑他一生”？谁“派他的故友前去探望”？谁决定“由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出面邀他”译书？谁“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上下文看，这“谁”是在文化部、出版总署之上，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就是党中央、政务院。其规格之高，远在唐�和陈晋所说之上。唐�不过说总理要“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陈晋也只说“这项任务由阳翰笙来执行”，而到了穆欣笔下却是党和国家的高峰亲自调兵遣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简直不像是对待一个刑期未满的汉奸，而是对待“国宝级”的贵宾了。穆欣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文革”期间一度进入“中央”，会不会有机会接触十分高级的档案或机密，因而特别了解高峰的内情呢？大家当然十分希望穆欣能公布他所说的一系列内容的根据。但我估计穆欣未必会有什么根据。他所说的毛泽东的批示，大约抄自唐�、陈晋的著述；而高峰的一系列措施，很可能来自道听途说再加油添醋编成的，因而和事实出入较大。如，郑振铎、叶圣陶确去看望周作人，主要是个人间友谊，并非什么人“派”他们去的。又如，“由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出面邀他以翻译家身份出来做事”，也是没有的，周作人为了一家人糊口，不“邀”已在翻译作品，在上海和香港出版。而“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云云，也是“想当然”的产物，该社和周作人接上头，还在几年以后呢。可见，穆欣的那段话，虽然好像有不少新内容，但并不可信，不能证明毛泽东确有那个“批示”。
有两件事倒能进一步证明毛泽东没有说过或写过关于周作人的批示：第一，1949年8、9月间，沈钧儒曾转述过毛泽东关于周作人的话：他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就对他宽大了。这两句话，合乎党和政府在建国初期的政策，也合乎周作人的身份，后来中宣部也要求周作人“公开检查”，因而我认为可信。现在的问题是：事隔不久，在周作人并未“公开检讨错误”之时，毛泽东怎么又会改口说“养起来”云云了呢？第二，1951年2月18日，周作人给周扬写信，附去一封他给毛泽东的信。从他给周扬的信看，他给毛泽东的信和给周恩来的信的内容差不多。如果毛泽东真有过“批示”，他干吗几个月后又给毛泽东写信呢？这倒又一次证明毛泽东根本没有什么口头的或文字的“批示”。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许广平当时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如果周作人真有信给周恩来，毛泽东又有口头或文字的指示，周恩来会不和许广平通气吗？即使周恩来没有与她通气，处理此事的部门也会与她通气，或者她也会从政务院同事中听到有此一事。可是，据唐�在《关于周作人》中透露，许广平全然不知此事。这无论如何也是周恩来没有收到周作人的信、毛泽东没有过口头或文字的有关指示的一个重要旁证。
那么，传言中的毛泽东的“批示”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找。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中曾谈及：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改革工作，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见《文人毛泽东》一书）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大概是指章士钊及第一批中央文史馆馆员，是不可能包括周作人在内的。周作人还有待处理，不是只要他“拥护”，而是要他“检讨错误”、“不乱说乱动”的问题。可是有的人移花接木，把毛泽东的话联系到周作人身上去了。“懂古希腊文”的话是郑振铎等人多次说及的。如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中就说：“囚禁着他，但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叶圣陶去看望周作人时也说要他“译希腊文”。（见《知堂回想录》）流言就这样传来传去形成了。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所谓毛泽东关于周作人的“批示”的流言的来龙去脉，大致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