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影片中他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处于改革与转型中的伊朗现实社会，成功塑造了西敏、瑞茨、特眉这三个女性形象。一方面，这些女性在伊朗现代社会中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力争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完全摆脱旧的文化观念和宗教思想的束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犹豫，试图寻求出路。因此，这些有着传统根基的女性在现代思想意识的渗透下不可避免成为一个矛盾体，表现出勇敢与怯懦、进取与退守的多重性格。
【关键词】 《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女性形象；传统；现代；矛盾体《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是伊朗著名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作品，成功地摘取了第6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金熊奖和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它以女性地位相对弱势的伊朗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对中产阶级夫妇因为出国问题而引起的一场复杂的纠纷。在影片中，主人公西敏为了女儿特梅的教育，希望一家三口移居国外，但是遭到了丈夫纳德的坚决反对，原因是纳德的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需要照顾。夫妻两人为此对簿公堂，准备离婚，但是法院驳回了西敏的请求。西敏赌气回了娘家。西敏走后，纳德分身乏术，聘请了一位女护工瑞茨照顾父亲。在照料的过程中，瑞茨为了外出方便将纳德的父亲绑在床上，老人摔倒在地差点死亡，而出离愤怒的纳德推倒了瑞茨导致她流产。瑞茨的丈夫怒不可遏将纳德告上了法庭，在这场官司中，两个家庭、三个女性都被卷入其中，呈现出纠缠芜杂的状态。影片中既没有宏大的电影场面，也没有高超的电影特技，但导演用客观、严谨又充满人文关切的镜头风格，以家庭纠纷事件为切入点，以西敏、瑞茨、特眉为代表描述了伊朗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活状态。在伊朗这样一个处于改革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现代社会为女性提供了平等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职业化道路。另一方面，女性虽然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传统的樊篱，但古老的男权意识和宗教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在观念和意识上仍受其压迫，因而仍背负着传统的沉重负荷。因此，她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彷徨、犹豫，试图寻求出路，这些有着传统根基的女性在现代思想意识的渗透下不可避免成为一个矛盾体，表现出勇敢与怯懦、进取与退守的多重性格。
一、力争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
在电影《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以下简称《别离》）中，导演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力争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形象——西敏，她是伊朗现代社会中渴望挣脱束缚、向往自由的进步女性的缩影。西敏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体面的工作，有独立的经济收入，穿着时尚，生活富足。她不迂腐，不受宗教的束缚，对事情的处理偏向“实用主义”和“便利主义”。与丈夫纳德的固执己见不同，西敏个性独立且非常理性，她认为女儿在海外才能获得更好的教育。因此，从家庭和女儿未来发展的角度出发，她不愿意停留在落后闭塞且严重受宗教束缚的故土，力主全家移民国外，寻求更发达和自由的空间。西敏为了移民海外宁愿以抛弃父亲、牺牲婚姻为代价，这无疑颠覆了传统伊朗妇女的形象，体现了现代女性力争独立与自由的意识。长期以来，受男权文化和父权制度的文化塑造，伊朗女性的理想形象主要是对传统角色的无意识沿袭。早期的伊斯兰文化就注重强调妇女要“谨慎”、“恭敬”和“柔顺”。《古兰经》提倡女人的主要使命是“在家生儿育女，管理家政，保护好一个稳定而幸福的家庭，使丈夫安心的在外奋斗和创造财富”，[1]104妻子要做到孝养公婆，顺从丈夫。这些教条将女性生存空间界定在家庭领域，要求女性为家庭和社会牺牲奉献自我。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观念演化为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伊朗许多女性自觉地把做贤妻良母视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显然，这种幸福观无形中销蚀了女性的自我发展意识，但在影片中西敏不同，她敢想敢做，为了追求自由，她宁愿以极端的形式叛离亲属和牺牲自己的家庭，从这方面来看，西敏无疑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的女性。
西敏的现代意识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行为处事之中，每当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西敏总是倾向于采用实用、便利的手段解决，既方便又快速。在处理丈夫纳德与钟点工瑞茨的纠纷之中，她建议丈夫赔钱给对方将事情了结，那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撒了谎，犯错在先。西敏同情女佣的遭遇，能设身处地地为她着想，认为对瑞茨一家给予经济上的补偿总好过在法庭上斗来斗去，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对两个家庭、尤其是对两个孩子造成的伤害。她私下里去找瑞茨的丈夫谈判，将事情用经济补偿的形式了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敏是一个独立、干练、有主见的现代女人。相对于男人们的唇枪舌战，她反而更理智，选择了最现实也是双赢的方式解决了问题。
在《离别》中，西敏与丈夫之间的矛盾聚焦于是离开还是留下，改变还是不变，是追求现代独立自由，还是遵循传统因循守旧，西敏选择和为之抗争的是前者。然而，虽然西敏对自己的需求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她并未能与传统思想完全割裂，因此，在实际行动中她遭遇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这使她的抗争并不彻底，存在着妥协性。影片中，西敏并不是一个将父亲无情抛弃的冷酷女人，相反，她是一个孝顺媳妇。影片处处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当西敏要离开家时，纳德的父亲拉着她的手一遍一遍地叫着她的名字企图要留下她，对于一个年老痴呆的父亲，能够清晰地叫出西敏的名字并且感觉到西敏将要离开家，这足以让我们知道平时西敏对老父的悉心照顾及老父对西敏的依恋。纳德受牢狱之灾时，也是西敏把父亲接回娘家照顾。可见，在女儿的未来和老父之间，西敏不得不忍痛割爱，做出舍弃老父的选择。从中也反映出现代女性想要争取独立自主的艰难，她们所面临的现实的阻力以及家庭的牵绊。
在《离别》的事件过程中，西敏也在走与不走、离婚与不离之间犹豫、徘徊。影片中有这一个细节，当西敏已经收拾好回娘家的行李走出门外，却重返家里只为了拿一片没有什么意义的CD。很显然，拿CD只是一个假托，她只是给丈夫一个挽留的机会，如果丈夫有所表示，她一定会留下来的。从这里我们不难推断出，西敏实际上思想发生了转化，她已经向丈夫妥协了，只要丈夫挽留，她可以放弃移民海外这个美好的理想而与家人留在故土。西敏的妥协是因为爱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吗？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更为关键的是她想改变的决心不够彻底。传统的习俗和妇女观念依然在潜意识中左右她的行为。正如纳德所说的，她的内心是恐惧的，对未来的他国生活缺乏足够的信心，所以她一直希望丈夫同行，哪怕一直等到出国最后期限前的40天。因此，与其说是西敏向纳德妥协，还不如说是西敏向现实（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牺牲意识仍站主导地位）妥协。 最终西敏到底有没有移居海外，投奔自由世界，影片并没有明确说明，留给观众的是思考。在伊朗的现代社会中，西敏是追求自由和独立这一类女性的缩影。她们敢于突破传统的观念和习俗，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中，怀抱着对于自由的渴望，做出了她们所能够做出的勇敢而大胆的行为，不在乎世俗舆论的压力，无视传统的权威和阻挠，大胆地同外界的各种阻碍力量进行了无畏的斗争，表现出了独立的个性、自主的人格和对未来、自由所抱有的美好的理想。但同时，她们始终没有摆脱掉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和制约，在社会习俗、道德舆论、男权权威的压力和打击之下，容易产生妥协的思想和行为。因此，一旦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受到阻挠，她们便表现出一种畏手畏脚、瞻前顾后、彷徨犹豫、意志不坚定等缺点和局限，这注定她们是自我矛盾的一体，在反抗挣扎中寻找着出路。
二、挣扎于男权、宗教制度下的传统女性
与西敏这类力争独立自主的女性不同，瑞茨是生活在伊朗现代社会底层的传统女性代表。这类女性虽然身处现代化的城市，感受着都市现代、时尚的气息，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传统文化观念以及“真主是唯一的真宰”等宗教思想仍然主宰和支配着她们的行为。然而她们毕竟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在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冲击和生活的压力下，她们不得不承受来自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夹击，这注定她们要承受更多的坎坷、困难和折磨。影片中身为女佣的瑞茨折射出这类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
瑞茨是伊朗社会底层劳动妇女代表。在现实生活中，她们身份低微，干最脏最累的活却得不到尊重。在男权社会和宗教思想的统治下，她们毫无话语权，沉默而弱势。在家庭之生活中，瑞茨没有独立人格和话语权，臣服于丈夫的权威之下。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的社会习俗，“女性要崇拜、顺从和依附于男人，要安于次要地位。丈夫是家庭中的最高权威，是家庭的中心和主人，女人是丈夫的附庸。一切得听从丈夫的支配。”[2]这些规定桎梏着这类传统女性的肉体，麻醉着她们的灵魂，使她们逆来顺受。电影中的瑞茨深受传统女性文化和伊斯兰社会习俗的毒害，对她的丈夫唯命是从。因为害怕丈夫，瑞茨不敢告诉自己外出做工的、不敢坦白流产的实情。一边要继续和雇主打官司赢得利益，一边又暗自受到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在两者之间苦苦挣扎，此时她的内心世界是压抑、无助的。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纳德和西敏夫妇愿意出钱赔偿，触及到她的信仰底线，她才把敢把流产的真相告诉西敏，告诉她的大姑姐，但就是不敢把真相告诉她的丈夫，因为她怕她的丈夫知道真相后会杀了她。可见，在男权社会下的女性在身体和心灵上都受到的戕害。
在社会生活中，瑞茨这类的妇女更是没有地位和话语权的。故事的开始，瑞茨受雇于纳德，在薪资谈判中她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所有的努力都在后者的一句“下午之前给我个答复吧，这样我也好找别人”前烟消云散。在流产事情发生之后，瑞茨苦苦哀求法官不要把她的丈夫关进监狱，但无论她怎样地伤心哀求最终却敌不过女主人西敏在法官面前的一句话：“大人，能麻烦你这次放过他吗？”从瑞茨的身上折射出伊朗社会中地位底下的传统妇女的影子。她是沉默的大多数代表，只是想以自己诚实的劳动来换取报酬，但勤劳和苦难没带来否极泰来的希望，她也并不奢求幸运，甚至肚子里的孩子流产后也不敢抱怨求告，只能忍辱负重、谨小慎微地熬日子。
在流产事故发生之后，在法庭上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冒着亵渎她所信仰的宗教的危险，她继续说谎。当纳德答应赔款，瑞茨一家可借着这笔钱还清欠款过上好生活时，她却无法面对《古兰经》坚持自己的证词，因为在一个有信仰的人眼里那是最大的不敬，会遭到真主的谴责。根据《古兰经》上的教义，“穆萨对他们说：你们已大祸临头，你们不该对阿拉编造谎言，以至遭到刑罚惩击。”[3]冒着会被丈夫严惩的危险，瑞茨最终承认了自己的谎言。
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受时代的感染，瑞茨与旧时代的传统妇女还是有所区别。导演并没有把她塑造成完全麻木隐忍顺从的文化典型、沉默无语的他者、被动无助的弱者、无知柔弱的低等动物，而是赋予了她一定的现代女性意识，刻画了她自尊、自爱的一面。在影片中，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她在主人纳德的面前据理力争，一定要拿到她当天的报酬来证明自己没有偷钱。在法庭上，她对法官说：“法官大人，我今天来只是为了一事，我失去了我的孩子，但是她控告我盗窃，给我带来的伤害更大。”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幸女人的倔强和勇敢，在受到精英阶级的冤枉和污蔑时，她不会忍气吞声，而是勇敢地要求法官给她一个公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瑞茨并不是一个一味顺从、忍让的传统女性，而是一个敢于维护自己权利的具有一定现代意识的女性，当她们的人格受到污蔑是她们敢于为自己澄清，在她们的身上体现出现代女性自尊、自爱的意识。
显然，对瑞茨这类女性来说，男权思想的统治和宗教思想的禁锢仍然是她们难以摆脱的魔障，但女性的自主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断在增强。在传统观念和现代思想发生冲击之时，她们焦虑两难，承受着来着两方的冲击、痛苦的抉择。导演给予这一类女性的生存和处境以深切的同情和关怀，对于她们而言——自由不会在等待中降临，尊严要靠自觉行动来争取，走向幸福之路还漫长而艰难。
三、期待走出迷茫的新生代女性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同时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一次别离》中，导演通过新生代寄托了自己对于伊朗女性成长的理想和期望。与自己的母亲一辈不同，特眉是伊朗现代社会中的新生代女性，她们本该有着幸福的时光，然而处于伊朗这样一个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她们的成长必定是一个不断蜕化、交织着矛盾与痛苦的过程。
影片中的特眉，是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虽然她年轻、光彩照人，但是忧伤、沉默、痛苦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的形象却始终如影伴随。受伊朗传的统文化的熏染，在特眉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流露出对于传统家庭和社会依恋的一面。在面临父母为出国的问题闹离婚分居时，她选择和父亲一起生活。母亲多次提出要求希望特眉能和她一起出国，特眉都置之不理。影片的表面上给出的信息是她留在父亲身边，是为了撮合父母，希望父母重归于好。因为她知道母亲没了她哪里也去不成。实际上影片隐含着特眉并不支持母亲的选择，她不想离开父亲和祖父（因为他们是这个家也是伊朗这个国家的象征），不愿跟随母亲去一个虽然是更自由、更先进，然而却是陌生的国度。当她父亲与女佣一家人发生纠纷后，她把一切的责任都归结到母亲身上，她用责怪的眼神看着母亲说：“如果你不走，爸爸就不会进监狱。”特眉从自己的感性认识出发，留恋安稳的生活环境和旧有的生活方式。如果她一开始就表明立场，要跟随母亲移居海外，凭着父亲对她的疼爱，父亲一定会同意的。伊朗法律规定：单身女性到国外读书只要获得父亲的同意就可以，[4]父亲甚至有可能为了她而舍弃老父陪同她和母亲一起移居海外。可见，传统文化习俗依旧存有强势的引力，它助长了人的依恋和惰性，因此，特眉选择了站在父亲这一边，不同意母亲的做法。 但是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时代潮流裹挟着人们不断前行，不允许人们停滞不前。11岁，本是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却由于父母婚姻关系的破裂而被迫告别快乐的童年。为了留住母亲，一边学习着父亲冷漠的伪装，一边小心翼翼地不让母亲察觉到她是如此的爱她。她像所有孩子一样被教育要诚实，勇于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因此，她一次次地追问父亲是否真的知道那个流产的女人早已怀孕，并且旁敲侧击地劝告父亲承担自己的责任。她希望父亲诚实，去向法官坦白，但如果父亲诚实，就要进监狱，送父亲进监狱，这与她自己的初衷相悖。当法官要求询问她时，她宁愿受道德的谴责，不动声色地替父亲圆了谎，转而又在汽车后座上流泪满面。她所付出的一切，本意只是希望父亲和母亲之间能消除互相的误解而重归于好，但在父亲和母亲争锋相对的过程中，留下的只是她杯水车薪的劝慰与痛苦到濒临绝望的背影。在一系列的事件之中，她童年时代纯真的城堡不断崩塌，而在它的废墟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个不可捉摸的成人世界。纵观全片，镜头也不止一次地对准了特眉流泪的场景，泪水的不断重现，仿佛隐现了其内心深处从焦虑跌落到无奈的过程。
特眉经历了太多让她痛苦的事情，母亲离她而去，一向形象高大的父亲居然撒谎， 她内心极其痛苦，最后父亲叫她的时候，她都有点恍惚，她没法理解大人的处事方式。她原本以为父母离婚是签证问题，可是当后来的一切发生后，她明白了那根本不是原因甚至不是导火索，特眉终于明白什么都改变不了，她能做的就是自己做一个选择，再多的泪水都是无力。特眉在影片的前95%阶段内都是整个事件中的一位无辜的参与者，然而最为巧妙的是，影片的结尾突然把重心倾向了特眉。面对裁决离婚权利的法官，是选择母亲，还是选择父亲？选择父亲意味着留守固有的传统，选择母亲意味着追求新的生活。影片的结局没有告诉我们特眉的选择。镜头中呈现出特眉涌眶而出的热泪，却无比坚毅地重复着“我已经做出了选择”。特眉的人生经历还短，家事的劫难却让她承担了太多本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压力与责任，我们无法预知在她未来的生活中会遇到什么，然而在度过风浪之后，她会不断地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显然，在特眉身上体现了导演对伊朗新生代女性争取独立、自由生活的美好愿景。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国，在逐步与全球化接轨的今天，伊朗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难以回避外来文化的不断涌入，正处在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共存的历史过渡时期。在《一次别离》之中，电影通过鲜明的人物表演来讲述复杂的社会问题，虽然问题看似只存在于某一个家庭中，却影射了伊朗女性社会群体的普遍生存状态。身处于这一转型时期的女性，她们在受到传统文化熏染的同时也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这注定了她们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矛盾体，通往自由、幸福之路还很漫长。
参考文献：
[1]阿立·蒋敬.穆斯林妇女丛谈[M].北京：伊斯兰文化与联络组织翻译出版社，2005.
[2]华锦木, 帕尔哈提·阿布力孜.谚语所反映的维吾尔族传统妇女形象[J].西域研究, 2009(1) .
[3]古兰经韵译（上）[M].林松,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8.
[4]张晓霞.伊朗女性教育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J].教育评论，20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