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大学那会，去一个北京同学家里做客，他妈妈给我们递了两听可乐，我接过来，嚅嗫着嘴，还没张嘴说话，而我的同学却泰然自若地说了一句：谢谢。我大惊失色，感觉这一幕无比荒诞，匪夷所思。等从他家里出来以后，我迫不及待的问他，为什么你要对你妈说谢谢呢？他感到很奇怪，说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然后他反问我，你从来没有对你妈妈说过谢谢吗？我低下了头，心想，岂止对我妈没说过，之前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谢谢。
那年回家的时候，觉得非常愧疚，这么多年了，没对我妈说过一句谢谢，真是不应该啊。有一天晚上睡觉前，我妈给我端了一杯牛奶，我接过来，满怀着感激和爱，对她说了一句：谢谢。然而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我妈脸都绿了，看上去有些气急败坏，冲我嚷嚷起来：你说什么？在外面学好了是吧？有出息了啊！我也有点慌了，赶紧解释：没没，妈，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说……我妈气咻咻地走了，接下来的几天再也没给我端过牛奶。
我妈的心情不难理解，她觉得她的儿子远离了或者背叛了他成长的环境，他去了北京，成为了一个文明的体面的，或者是虚伪的客套的，即将跟她分道扬镳的人。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个王八蛋居然跟他老妈说起了谢谢！这样的心情我也是后来才体会到的。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十多年。虽然每年只能见一面，但在我心里他始终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和烟雾缭绕的录像厅、褪色掉皮的台球桌、被翻烂了的武侠小说以及露天电影院一起，都被深深地雕刻在了我的县城记忆里。这记忆对我而言是如此深刻，我坚定的认为它是不可磨灭的。直到不久前，这种记忆出现了坍塌。我帮了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忙，然后他发了条短信过来，上面只有两个字：谢谢。那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谢谢，我很难说清楚那时候是什么感觉，觉得垂头丧气，就像我妈当年听到我说谢谢一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地域的原因，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跟我一样不愿说谢谢。后来我试图从其他角度去更准确地把握这种心态，但一直做不到。倒是崔健有一次在接受《人物》栏目的访问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原来我是最讨厌虚伪的礼节这种东西，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很多世俗的礼节，我都没做过。也许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摧毁我最多的东西那就是礼节。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么大的人，都有同样的特点，就是我们都没有礼貌，我们没有礼节，我们对什么人都无所谓。我们不会给人低三下四地鞠躬，我们也不会像西方人那样绅士地去给人行礼。我们也不会像日本人一样，见面先给人鞠躬。我们甚至，我也不会像我们长辈一样去按传统的那种方式，去给人行礼，都不会。后来我发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产生的一代。但是这点有它一定的价值，有它一定的可悲性。”
崔健的这段话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不讲礼节的性格更多的是有一层沙文主义色彩。文革的一代，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沙文主义倾向，这种沙文主义表现在地域上——举例来说——就是大院文化。是那种唯我独尊的、蛮横的、粗暴的、爷们的文化，他们不跟人说谢谢，没有礼节，很多时候只是出于排外的或者优越的心理。从满清提笼架鸟的富家少爷到文革张牙舞爪的大院子弟，从大清朝到大中国，这种心理得到了遗传，而这无疑是非常丑陋的。
我认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有的生来腼腆，有的性情奔放，但他们都不爱说谢谢。这些人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谢谢是一种虚伪的表达方式。在多数时候，你说谢谢，仅仅是因为你需要说谢谢，你需要让自己看上去很有礼貌很有教养，因为这是社会规范的一种。而我对很多人都不愿说谢谢，比如餐馆服务员。每次看到那些年纪比我还小的姑娘给我上菜的时候，我总是想，凭什么她们要拿着微薄的薪水来给我这样的端菜呢？她们本来都是我的姐妹，她们本来应该有更好的生活。我拒绝自己像一个脑满肠肥的食客一样，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头也不抬的对她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谢谢。在一个没有小费习惯的国家，我可以默认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但绝不会用一句谢谢来将之明确化。
崔健在那篇访谈中说自己原来是最讨厌虚伪的礼节的，说明他现在也许已经没那么讨厌了。就像我现在偶尔也开始说谢谢了，这种感觉有点像王小波：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