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尔芬以一个智者的勇气写完了《九号房》，以一种完整的分析探讨了九号房中的各人心理。 作为故事的开头，梅小如以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身份，在除夕之夜走进了监狱具有必然性，也正是这种必然性显露出学校教育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巨大落差。
从“大学生”到“狱中受气者”、“狱中牢头”，再到“越狱者”，梅小如每一次身份的变化都使其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很难接触的东西，这种只有真正经历才能深刻领会的本领，梅小如在短短九个月中就娴熟掌握，当然这也使得梅小如从“梅小如个人”进入到“梅小如社会”。梅小如的思想转换受到狱中特殊人物九爷的指点和支持，越狱后梅小如本想可以挽救父亲，但却在不知不觉中加速了父亲的死亡。
犯罪、罪犯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是自然的，有国家就有监狱，有贫富就有犯罪，欲望的趋使促进了“梅小如社会”的发展，也把吴尔芬的犯罪心理学和罪犯心理学提到一个高度，探讨犯罪心理、罪犯心理，并以小说的形式来阐释是吴尔芬写作技巧成熟的一个标识点。
吴尔芬把一个九号房的故事，透过梅小如、九爷、帮主、刀疤、牢头、独眼等层层铺开，但也逐渐使梅小如鲜活，使梅小如“成熟”，这种“成熟”来自于对屈辱的体验和对权力的争夺。监狱的管理本应该像我们正常的思维一样进行，但事实却一次次打破我们的思维平衡，号房就是号房，号房不同于自由世界，梅小如也就是在这样的号房生活中学会了抽烟、粗话等这些他在学校根本不会的东西。
环境改变了梅小如，也改变了许多九号房的成员，学会生存、学会在号房中有尊严的生存是一种高难度的体悟。作者无意于教授我们外人如何做到这些，而是向我们展示了犯罪心理学和罪犯心理学的内在联系，并用一种平静的语气宣读了“梅小如社会”的存在。“梅小如社会”而不是“九爷社会”，是因为二者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梅小如是情绪激动的大学生，而“九爷”是一个性格偏执、思维缜密的狱中高手，但他们都是为父报仇，二者的结合才演绎了丰富多彩的九号房生活。
作者也说：罪犯并非什么特殊人群，他就在我们中间。就像梅小如，放假前是大学生，放假后就进了监狱，“梅小如社会”并非单指梅小如，关注“梅小如社会”是作者的写作初衷，他不会仅以披露狱中生活就作为写作本源，那不符合吴尔芬的写作诉求。关注九号房，关注梅小如，才能更好地关注“梅小如社会”。
“梅小如社会”作为我们社会一个组成部分，是让人焦虑的，社会的宽容甚至纵容并不应改变社会的正常秩序，就像梅小如代替不了九爷一样；作者关注“梅小如社会”，以九号房为突破口，使罪犯和犯罪、罪犯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找到了对话的途径。
《九号房》的成功得益于作者曾有的狱中体验―――尽管这说来令人难于相信，一个作家如何与狱犯“接轨”，但也应该看到其刻骨铭心的体验是不能代替真正的狱中人犯的无奈与无助的，换句话说人犯的心理和体验者的心理不可能完全相同。人犯从进入号房的那一刻起就把自己从行为到思想都与外界隔离，作为作家的体验不管是怎么地深入，终究不具有一个违犯法律的人犯心理，两者的本质区别也就不可避免地使作者在小说的写作中不可能完全融入狱中氛围，更多地是一种接近现实的臆想，更何况还有作家施展才情的想像空间的存在呢。
用“发现梅小如”为题就是想让大家关注我们身边可能的“梅小如”，“梅小如”不一定具有典型性，但却具有现实性。我无意于把作者的九号房生活放大，只是想透过九号房的生活，找到梅小如从鲁莽青年到越狱者之间的联系，及其生活环境的影响，正如人类学家所说的，伴随史前以来的是形形色色的文明与野蛮、自由与犯罪之间的互依相衬的多彩生活，更何况作家心目中自有其丰富的文学生命呵。
【责任编辑王永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