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无法忘记那猛然一亮的眼神，那是范方老师留给我的最后一次生命记忆。 2003年夏季的一天，钱斯平给我挂电话，说阿方病危送进医院，我急忙驱车赶往三明，到达医院时，已有一二十个诗人作家围在病房中了。我挤到病床前，见阿方合着双眼，苍白无力地躺着。我轻轻地抓着他的手，俯身在他耳边轻轻的叫了两声范老师，忽觉掌上一紧，范方老师那只虚弱的手倏地生出气力来，在我的手指上握了两下，然后就松开了，同时，他合着的双眼缓缓睁开，目光定格在我的脸上时，猛然一亮，双唇蠕动着，似乎要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那猛然发亮的眼神仿佛在嘱咐着什么，然后又虚弱地合上。
若干月后的中秋，范方老师与世长辞。
多年下来，我常常在大街上，在写字室，在野地，在车里，冷不丁就浮起那双猛然一亮的眼神。我不知道阿方老师要嘱咐什么，但是，我明白他的一层意思，那就是记挂和希望。
范方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
那时，我家在沙县，沙县城里很多人都知道文化馆里有一个戴眼镜的范老师，是一个令人敬重的作家，还是从省里下放来的。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念小学时就偷偷地涂鸦一些模仿的小诗小文。那时，我家大哥黄良正也是个创作迷，成天泡在文化馆中听范方老师说文学。有一天，应大哥之邀，范方老师来了我们家喝酒。那时，我们住在沙县城关的清水巷中，一幢二层的木房子，简陋粗鄙，房前是一个搭了瓜架的坪子，在那喝酒，颇有几分“开轩面场圃”的情调。大人们喝着酒，谈着文学和风俗之类的话题，我躲在屋角听着，没多久就被范老师看见了，他招呼我上桌。我们家一贯的规矩是，大人喝酒谈事，小孩是不能上桌的。父亲替我谢了范老师，母亲就说，范老师下放来沙县的那年，这娃刚好出生。然后我就走到桌边问范老师好。范方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说你爱写，拿几篇来看看?我就飞跑上楼，怯生生地拿了一些文章下来。范方翻阅着，母亲期待地看着他，问这娃会不会有出息。范方放下稿子说，看来是个苗子。母亲大喜，忙说，我们没文化，拜托范老师收他当个学生。范方就说，好啊，让他跟良正多到我那去去。父母亲与大哥良正就高兴地连说谢谢。
那是我第一次见范方老师，一见面就认了师徒。从那以后，课余我就老往范方住处跑，那时范方单身，我们去他那儿无所顾忌，听他说文学评文章谈诗歌，很是来劲。
虽然，后来的三明诗群是反浪漫主义的，但是，范方给我的诗歌熏陶却是从西方后期浪漫主义开始的，正因为对浪漫主义的深入了解，范方才会在三明诗群组群的“写在前面”一文中明确提出反浪漫主义和虚情假意。那时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文坛都是“三突出文学”和“样板戏”，范老师对我说，那些东西不看更好，然后就拿了歌德、雪莱、拜伦的作品，要我整本整本的抄录，至今，我仍然留了一二十本早年的诗歌抄本。有一次，范方非常兴奋，他说，蔡其矫来了一趟，留下了一本惠特曼诗集，于是，我们一边抄录惠特曼一边琢磨中国诗歌走向问题。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天安门广场变成悼念总理的诗的海洋。周美文、刘登翰等人聚在范方住处，一同探讨天安门诗歌，范方叫了我们几个旁听，我记得他们一致的认为，天安门的诗海暴露出了中国诗歌的形式危机，那晚谈得很迟，我听得似懂非懂，因为第二天要上学，范老师让我先回家，良正、卫平几位留在范老师住处刻天安门诗歌蜡板直至通宵。
从那趟以后，范方老师就一直引导我们共同探讨中国诗歌形式创新问题。我们开始注目象征主义、意象派。大约是1977年，蔡其矫介绍舒婷来到范方处交流诗创作，同时又牵线同北京的北岛、顾城等人建立了诗歌创作研究的联系，范方老师带着我们不断地拓展了文学诗歌的创作视野。后来，范方又引领我们琢磨台湾诗歌，在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中研创三明诗群的美学个性。
1978年，我考入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范方老师恋恋不舍，写了一张字条，说，到学校后，你拿我这张字条去找孙绍振老师，他会给你更多更好的帮助的。
孙绍振老师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其学说独到，境界颇高。出了孙绍振老师的师门，我成功地完成了现代汉诗的理论装备。后来，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的《现代汉诗创作美学》专著时，孙绍振老师给写了序，序中声称我是他的得意门生，并重笔提到了范方。
范方促进了民间诗歌活动活跃频繁。通过四个渠道：一个是传抄佳作，一个是书信往来，一个是参与民办刊物，一个是参组聚会，因此，联系面很广，艺术思想始终居于先锋前卫地带。在中国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之前，范方就已同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的许多诗人作家有着较多的书信交流。
1985年初夏的一天，范方老师、崔晟、卫平、我，还有几位记不清了，聚在范方老师家中喝酒，谈到诗歌活动状况，大家都认为有组群的必要。范方就说，崔晟、卫平为《星》花了大量精力，他们现在都忙不过来，现在应该轮到莱笙来操刀了，我见不能推脱，就提出了一个三明诗群以学会形式组群，理论与创作并进，直指现代汉诗美学探讨的建议。大家说好，然后又酝酿了一个“大浪潮”的名号。范方很高兴，说，他亲自去找原任三明市委书记邓超为“大浪潮”题个字，并亲自写一个诗群的美学追求，不久就以三明文联的名义在青州造纸厂召开了一次诗歌创作座谈会。会后，范方老师果然拿了诗群的诗观《写在前面》和邓超的“大浪潮”题字以及一个诗群第一批作者的名单给我。1985年8月26日，我编发了《大浪潮》第一期，由此宣告三明诗群正式组群。
范方的《写在前面》提出三明诗群的三个美学追求：第一，重视纵的继承和横的移植，纵横之间不可偏颇。第二，我们的视野所及应是最令人诱惑的―――现代，我们所关注的是处于现代时空交织的现代人和处境、心态、价值、现代生活的底层的声响；加强现代诗的知性、敏感性―――永远是我们最高的心灵境界，静观是我们涉及万象的方法。第三，技巧、语言仍系我们所追求的。大技巧后的返朴归真应是上品。我们提倡清新、朴素、自然，提倡诗的密度、质感与张力。范方强调，关键的是如何建设起我们强健繁富的汉诗。
三明诗群不是一个地域型的团体，而是一个现代汉诗的美学集合。如果说它带有地域色彩，是由于它因三明的地缘而发展起来，这个诗群中的诗人和理论家都与三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地域的组织，而是一种美学追求的群落，特别是持有这种美学观点的人为数不少己不在三明地区工作和生活，比如，崔晟、春雷、静芬、皇阳等诗群的骨干都在厦门，诗群骨干的朱碧森则在美国纽约和费城一带拥有若干出版社和报刊产业坚持着汉诗美学的探讨。
我觉得，三明诗群的发展是对范方老师最好的告慰。我想，范方老师那猛然一亮的眼神，大概就是穿透悠悠岁月，对三明诗群发展成就的希冀。
【责任编辑 泓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