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县城。 春寒漫漫的夜晚,一条不足四里长的街道上稀稀零零地戳着几盏路灯,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春风中摇晃着洒下昏暗的灯光。街道两侧的店铺大部分都已打烊关门,只有三、五家小饭馆还传出客人的吵闹声并夹杂着老板娘招待客人的浪笑声,还有一家歌厅偶尔传出几声走了调又沙哑的吼声,像沙漠滩里骆驼饥渴的嘶鸣。在靠近歌厅的右侧有两间昼夜营业的租售影碟和声带的门市,此时一个黑影子闪进来。
“来了。”靠在暖气片上的玉兰瞅一眼对面墙上的石英钟,又是十一点,向来人搭讪了一句。
来人并不答话,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只是默默地放下十元钱,默默地从架子上取下一盒影碟,默默地拿到她面前让她登记后默默地开门走人。这种情况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每个周六的晚上十一点准时来租碟,从不说一句话,而且从不挑选,都是从架子上一盒一盒挨着个儿地租看,有时也拿几张单片的光盘。玉兰也从未见过来人的脸,因为来人总是戴着能遮住半张脸的大口罩,还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穿的总是那身在灯光下看不太清的灰不灰蓝不蓝的旧衣服,看不见面目猜不出年龄。
玉兰中年丧夫,孑然一身,又逢下岗,只好与妹妹玉春合开了这个门市出租和销售影碟声带,聊以维持生计。对这位租碟人,开始时玉兰有点害怕,特别是去年夏季有个周六晚饭后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雨似瓢泼,她估计不会有人来租碟便关门休息,刚刚闭灯睡觉便传来敲门声,开门一看又是这个租碟人,衣服已经湿透,裤子往下淌着雨水,像一个刚刚从大海中爬出来的精灵,她惊骇得呆住了。来人收起雨伞仍未看她一眼,把十元钱放在桌子上,拿着几盘光碟便走了。直到那人消失在漆黑的雨夜里,她才稳了稳不断狂跳的心,赶紧关上店门。她不知道来人拿走了几张光盘,也无心检查与登记。
自那天以后,她便要求正在热恋中的妹妹玉春每周六陪她一起值夜班。要不是妹妹婚后生小孩坐月子,她会让妹妹一直陪她的。不能陪她后,妹夫便常来转一转,妹夫是派出所的警察,她的胆子也就大了许多。
但是,这个蒙面人是谁?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玉兰一直在心里自问,玉兰管这个租碟人叫蒙面人。她几次让妹夫调查一下。妹夫说,有必要吗?她说有必要。妹夫总是一笑了之。不过妹夫赶巧遇到过一次这个租碟人,也跟踪了一次。
那是去年秋后的一个周六夜晚,妹夫穿着便装在门市里翻看着新来的一批影碟,十一点过十分那个租碟人推门而进,这天他没戴帽子,但头上缠满了绷带,口罩还戴着,露出的面部有一道道血迹,两只手也缠裹着几圈纱布。看到店内还有其他人,租碟人眼里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惊诧,因为他每次来还从未见过有第二个顾客。但他仍然默默地把钱放在桌子上,默默地拿过几盘光碟让玉兰登记,默默地开门走人。待那个租碟人走后,妹夫对玉兰说了句没人早点关门吧之类的话,便尾随那个租碟人去了。
第二天,妹夫下班途中路过门市,他对玉兰说:你还记得五年前城西废品站老头儿被杀死的事吧?老头儿死后只剩下老太太和废品站空院,那个租碟人便把废品站租了过来,每月给老太太五百元钱,他来租光碟是给老太太看,老太太的电视机只能收一个频道,还看不清楚。前几天给老太太修房子,他从架子上摔了下来,弄得头破血流……老太太直夸赞他像亲儿子。这个人很会做生意,不说不笑,公买公卖,还把收来的旧�家具修理好后再卖出去。不过,我也纳闷他为啥总戴着大口罩呢?
是呀,玉兰更是百思不得其解……唉,不想了,穿衣戴帽各有所好,管那么多干什么!
五月的北方百草吐绿,柳花飘絮,正是春困的季节。玉兰倚在桌子旁百无聊赖地翻看着一本女性杂志,她突然想起那个租碟人有两个星期六没来了,他怎么了?太忙?还是病了?……他到底长得啥样啊?多大岁数了?玉兰竟萌发了想去看看的念头,她犹豫不决。
看看去,玉兰心想,反正不远。她拿上几盘光碟,锁了门市,骑上自行车朝城西而去。
这是一个农家大院,门前挂着一块木牌子,上写“废品站”三个黑字,门口两边的墙上各写着四个白字:收购废品,童叟无欺。玉兰推车进院细看,各类废品都已分开,左面是花花绿绿的各种纸盒子,堆得像个小山头,旁边是一堆旧报纸旧书刊,还有一垛码放整齐的酒瓶子;右边是各式各样的旧家具,摆放得也整整齐齐,还有一捆一捆的废旧塑料布,另有大堆废旧金属如易拉罐废锅废铁废锹镐,正中是三间土房,院子四周新栽的杨柳树已吐嫩芽。
玉兰未见到租碟人,她喊了一句:有人吗?一位约七十岁的老太太从屋里出来,问:是交废品的吗?柱子不在。
柱子?玉兰心说,那个租碟人叫柱子?
老太太说:柱子已九天不在家啦,干啥去了也没跟我说,闺女有事呀?
玉兰心说,我有啥事呀!不过她嘴上却说:我给他送影碟来了。她把手中拿着的几张光碟递给老太太。
老太太没有接,而是笑眯眯地说:我可不会摆弄那东西,闺女,求你把它给我装好吧,我已经九天没看了,唉,柱子不在家没人给我放啊!玉兰也正想进屋里看看,便爽快地答应了。
老太太说电视机和影碟机都是柱子买的,柱子每天都给她放一盘。她说前几天柱子还教她怎么放,她说她就是记不住。老太太说着说着还叹了口气:唉,柱子临走前还乐呵呵地跟我说,这院子里的废品够我活十来年的啦,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玉兰问:他是那儿的人呀?会不会回家了?
老太太说:他说他是东北人,按说来一年多了是应该回家看看,可是,如果回家他应该把挣的钱给他父母拿去呀?可他把钱全给我留下了。
玉兰回到门市,妹夫正在门口等她。进屋后妹夫急切地告诉她:那个租碟人是个杀人犯。
什么?玉兰惊得一下子跌在椅子上,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信,你别吓唬我!
妹夫掏出烟点着吸了一口,说:他自首了,他就是五年前杀死废品站那个老头子的杀人犯。玉兰被惊骇得瞠目结舌。妹夫又自言自语地说:唉,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失去了一个立功的机会。他对玉兰说:明天开庭审理此案,你去听听吧。
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座无虚席,玉兰坐在一个靠近门口的座位上,她要近距离地看看与她打了三年多交道,又从未见过真实面貌的顾客。
随着法庭宣布带被告人出庭,她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看见那个租碟人在两名法警的挟持下走进法庭。她愣愣地盯着这个租碟人,哦,现在应该叫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他双手捧着手铐,脚下拖着铁镣,光着头,右脸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鼓凸着像一条紫色的蚯蚓从面颊向下爬进脖后衣领里,右嘴角也有块伤疤向外翻开着。玉兰心想,这就是他长期戴着大口罩的原因吧。他好像也看到了玉兰,但他表情平静,还态度坦然地向她一笑。
他为什么要杀人呢?玉兰的脑子里不停地在转悠着这个问题。
庭审进展得很顺利:五年前被告人和另一同伴从北疆出发,边打工边南下谋求发展,在临县一个砖厂打工时,因没拿到工钱,便与同伴到了这座县城,转了几天不仅没找到工作,还让人家偷去他仅有的四百元钱。晚上同伴与他喝了不少闷酒,借以浇愁。酒后二人转悠到城西废品站,见废品站的老头灯下数钱,便蒙面而入想抢完就走,没料到老头奋力争夺大喊,情急之下,那个同伙失手杀死老头,抢走七千元钱连夜逃到南方。
法庭开始讯问被告人:被告,你既然早就有悔恨之意,为什么现在才来自首?
被告人答道:我知道杀人偿命,我也不在乎这条命了,只是死者有个无依无靠的老伴,我想先给她留下一笔养老金,把她晚年生活安排好后再自首。我原来想等过了秋后把老太太的房子修好后再来自首,那天我去为老太太租光碟,见一位警察也在那里,他虽然穿着便衣,但我认识他,我以为我被发现了,才提前来自首……
玉兰知道那次妹夫是无意的,他只是随便到她那里转转,此时她好像有一点点埋怨妹夫啦。
从被告人辩护律师的嘴中她知道了更多情况。辩护律师侃侃而谈:审判长、各位陪审员,被告人已在南方某个城市找到很好的工作,为了保护其所在单位的巨款曾与数名歹徒搏斗,请看被告脸上的这道伤痕,这就是被告人在与歹徒搏斗时留下的。被告已深得老板赏识,当场奖他两万元钱,并签署了长期聘用的手令。但是,被告为了赎罪,毅然返回本县给被害人家属赔偿了一大笔经济补偿后,又投案自首……事实上,被害人的老伴已将被告视为自己的亲人了。因此请法庭在量刑上予以考虑。
玉兰是在人群的裹挟下走出法庭的,她的心里像塞了一把草,扎扎凄凄的。她相信法庭会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她决定再次到城西废品站去,至于去干什么,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
废品站内,院墙周围新栽的小树已长出嫩绿的叶子,随着微风摆动。院内里已没有了往日交废品的人和拉废品车辆的喧闹。玉兰知道老太太是不会收购废品的,也不知怎么转卖,她只能呆坐在院子里,呆呆地看着空地上的杂草在慢慢滋生疯长,她又老了许多。
玉兰倒是常来送几盘影碟,可老太太并不看,常常是玉兰原封不动地拿回去。这可怎么办?玉兰心里空荡荡的,她常常发着呆发着愣。有一次她竟莫名其妙地对妹夫说:我想去承包废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