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枫枫对邮票发生了兴趣。星期天，我把历年来收集的、亲朋好友馈赠的邮票，一起拿了出来，和他一同欣赏。其中一本邮集的封面呈暗蓝色，正面烫着一个金色的美国国徽，已经退色了，边角也有些磨损。翻开封面，扉页上印着：
Souvenir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an Francisco: 1945
我对儿子说：“这是爸爸最珍爱的邮集，它是中国著名作家萧乾爷爷采访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时所得的赠品。后来，萧爷爷把它转送给了爸爸。萧爷爷已经去世了。”抚摩着邮集，不由得想起我和萧伯伯相处的日子。于是，我给儿子讲起了我和我这个“临时舅舅”的一些往事。
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当钳工。拿着二级工的工资，干的却是学徒的工作。每当看见所里的工程师们坐在明亮的设计室，面对图板，驰骋在设计的方案中，我心里无比地羡慕。
我决心自学成才。数理化学起来比较容易，最让我头疼的是英语。我的母亲与萧乾先生和他的太太文沫若女士相识，于是介绍我拜萧伯伯为师，学习英语。
我每星期去萧伯伯家一次，把我在一星期学习中的疑难告诉萧伯伯，由他释疑。他每次给我留下作业，待到下次去时为我当面批改指正。萧伯伯特别重视英文造句，强调学以致用。有时候，萧伯伯会对我说，你的这句话从语法上讲没有错误，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不能这样说，太不客气了，显得粗鲁。跟着萧伯伯学习，使我受益良多。
记得有一次，我写的句子文法错误太多，改动之后仍然不通顺，我心里很焦躁，丧气的话冲口而出：“英文太难了，算了，不学了。”这时候，萧伯伯的表情严肃起来，他说，在学术上和事业上，不要轻言放弃。放弃是容易的，可是那样既辜负了亲友们的期望，也辜负了自己过去的努力。萧伯伯教我英语，也教我治学的精神。他的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每次教授完英文，萧伯伯都会和我天南海北地聊会儿天。聊我插队、当兵时的趣事，聊萧伯伯在“五七干校”的往事，聊人生百态，也偶尔涉及政治时事。
萧伯伯告诉我，他愿意和青年人聊天，近距离观察他们，从中挖掘写作素材，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作品中的人物。后来，他告诉我的母亲，他的一部作品中的人物有我的影子，让我读读那本书。可惜那时，我正准备出国，忙忙碌碌的，没有拜读那部作品。
萧伯伯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和记者，然而他总是谦称自己是一个老报人。在左倾横行、黑白混淆的年代里，萧伯伯被打成了右派，文革中又受到迫害。萧伯伯的生活和写作环境很恶劣。我去他家学习期间，他住的是两间平房。外墙呈灰色，已经是斑斑驳驳，而且，房子较一般平房要矮，确切地说，还不如一些大户人家的门房。房间不过十平方米左右，他平时写作的那间屋里，有一张已无法说出颜色的三屉桌，两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两个书架并排靠墙，架子上塞满了书籍，显然已负荷过重，书架周围的地上也堆满了书和文稿。当我和萧伯伯分别坐在椅子上时，几乎膝盖顶着膝盖。
每当我看着萧伯伯顶着一头已见稀疏的白发，在昏暗的台灯下奋笔疾书，总有一股悲凉的感觉。尽管环境如此，萧伯伯却不以为然，总是那么乐观诙谐。我想萧伯伯的世界一定是在他的写作中，那儿有他美丽的殿堂。
至于他怎么又成了我的“舅舅”，这可是由一段特殊境遇撮合的呵。
1975年的一天凌晨，我在熟睡中忽然被惊醒了，耳边响起轰轰隆隆的声音，就好像火车开进了家门。母亲惊慌地喊：“快起来，地震了！”我滚下床，准备穿上长裤。我一条腿独立，试图把另一条腿塞进裤管，可是，由于地板在动，单腿立地根本站不稳，用了两三分钟才穿好裤子。折腾了好一会儿，全家人才惊惊慌慌地下了楼。
这时，院子里已有稀疏的人群。在昏黑的夜色中，人越来越多，尽都瑟瑟缩缩地站着，小声谈论着。大概是由于人们经过的磨难太多，即使发生了地震，也没有大呼小叫的，大家都默默地承受着所发生的一切。
地震中，钢筋水泥楼房都会晃散架，不知萧伯伯住的破旧平房怎么样了。我心里想着无论如何要抽空儿去看看萧伯伯，也许他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天渐渐亮了，人们慢慢散去。听了广播才知道，唐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北京只是受到波及。广播里说还会有余震，要大家做好应急准备。
我先去上班。研究所的领导组织了值班纠察队，我是其中的一员，领导要求我们吃住在所里。在我不当班的时候，我赶紧去看了萧伯伯。
萧伯伯那里还好，从外表看，房屋依旧，这大概得益于房子低矮，但内部结构上有无损坏就不得而知了。听萧伯伯说震感不如楼房强烈，当然还是受了惊吓。平时不和他一起居住的大儿子回来过了。在儿子的帮助下，把一个单人床叠到他的床上，床腿对床腿，用钉子钉住。“立木顶千斤”，萧伯伯说就是屋顶平平落下来，他在下面的床上照常睡觉。我想，这真是北京人说的“穷凑合”。
接下来，地震的风声又紧了，余震不断。一天，我当班的时候，又来余震，眼瞅着所里大礼堂屋脊上的小石狮子骨碌碌地滚了下来，所有的玻璃窗都在哗哗啦啦地响动，声势惊人。让人们再次见识了大自然的威力。唐山人的凄惨伤亡的消息又陆续传来，人们更加忧心忡忡。萧伯伯也不再提他的有安全系数的双层床了。
上级发下了木头，各家在空旷的广场、街沿、院子里搭起了地震棚。如雨后春笋，一夜之间到处都是地震棚。我家动手晚了一两天，就找不到地方了，只好去和朋友住在一起。朋友的地震棚位于长安街的人行横道上，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不过百米，离天安门也在五百米以内。空地如此难找，萧伯伯就更找不到搭地震棚的地方了。远的地方没有，近处更不行。墙外的胡同里，别说是搭地震棚，就是摆上一张方桌，汽车也得会跳高运动才能过得去。怎么办呢？
天无绝人之路。在那天下午的全所职工大会上，所长宣布：为了帮助所里职工渡过难关，所里把还在建设中的职工食堂开放，供无法建地震棚的职工和他们的直系亲属居住。
这个研究所是新创立的激光技术研究所，基本建设还没有完成。食堂只有四面墙，没有内部装修。已有照明设备。房顶也刚刚铺好了油毡，还没上瓦，可以算做“轻型”建筑吧。更可贵的是，在它的周围没有任何高大的建筑。因此，它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的避震设施，也称得上出类拔萃的地震棚了。
当时所里有很多通过各种关系进来的职工，包括一些高干子弟。他们不需要使用这个避震设施，另外部分职工在住地附近抢到了地盘，建起了地震棚。所以，申请的人不算多。对于一个准备容纳两百人进餐的地方来说，足以敷用。
可是领导讲了，必须是职工和他们的直系亲属，怎么弄出一个直系亲属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走后门了。我所在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平时待人很好，对我们年轻人更是重在教育，耐心帮助，大家都尊称她佟老太太。她是著名中共地下党员王�先生的妻子。王�当年为了北京市和平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如果你看过“平津战役”这个电影，就会知道他的大名。所以，佟老太太在所里讲话很有分量。我便想到去找她。
找到了佟老太太，我告诉她，我的“舅舅”住在小胡同里，找不到地方搭地震棚。他的房子在上次地震中可能受了内伤。我的“舅舅”已经六十多岁了，腿脚不灵活，一旦遇震，就可能发生危险。可不可以让老人暂时住在所里的食堂里，一旦找到了搭地震棚的地方，立刻搬出来。佟老太太不愧为老共产党员，同情心就是强，她毫不犹豫地说，既是这样就让你舅舅搬过来吧。你去登个记，就写职工亲属，是我同意暂住在食堂的。
[ 2 ] 真像接到了特赦令。我赶紧打电话给萧伯伯，让他尽快搬过来，这样可以占据一个比较靠近大门的位置，便于进出。萧伯伯当天就来了。我们用红砖搭了四个砖垛，放上萧伯伯请人运来的床板，就算是一张床了。萧伯伯带来了简单的洗漱用具、正在创作的文稿，也带来了心爱的鼻烟，那是萧伯伯提神的专用品。于是，萧伯伯就在食堂里暂时住了下来。
等安顿好了，我告诉萧伯伯，如有人问起你就说你是我的舅舅，是所领导批准住在这里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萧伯伯笑着说：“你放心，我会当好这个‘临时舅舅’的，你去忙你的吧。”
第二天早晨，我去看望萧伯伯，只见食堂里到处是地铺。萧伯伯正坐在小板凳上，以床铺为桌子，笔耕不止。其实我每次见到萧伯伯，都是这情景，他的手中总是握着笔。他似乎一辈子都离不开那支笔，后来在他八十岁高龄时，还和文阿姨携手合作，用了整整五年时间，付出巨大心力翻译了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尤利西斯》。那毕竟是后话。而这次在这样的特殊时刻特殊环境下见到此种情景，就自然会让人产生不同寻常的感觉了。写作何止是他的生命呵！我颇为感慨地叫了一声萧伯伯，他才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笔。
萧伯伯不改诙谐，告诉我，他有了新邻居，是个中年的工人师傅。他主动向那个师傅作介绍，说他是我的舅舅，当然没有加上“临时”两个字。那个师傅一听，便对萧伯伯非常照顾，帮他打开水，还带他熟悉周围的环境。后来，那个师傅告诉萧伯伯，说我是他的徒弟。
我一听，这回好了。我的师傅章之辉成了萧伯伯的邻居。章师傅是个待人热情豪爽的人，有了他的帮助，我就放心了。得到了章师傅的认同，萧伯伯就正式成了我的“舅舅”了。
在所里居住期间，萧伯伯每天骑车回家去吃午饭和晚饭。好在他家离研究所不远，十分钟的骑程，来去还方便。不过，提起萧伯伯的车技，还真替他捏把汗。毕竟萧伯伯那时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腿脚不再灵便，反应力也不够敏捷了。萧伯伯在一篇杂文里还提到自己的车技。他别了人家的自行车，那人说他：“你会骑车吗？”得，他的骑车资格就给“取消了”。我还读过他的这篇京味十足的散文。
萧伯伯是个乐观的人。他对这个大地震棚很满意，对邻居也满意。他幽默地说，这里真不错，比家里的小房子凉快多了。是啊，这里房高屋大，没门没窗，夏天还行，如果地震警报不解除，一直闹到冬天去可就糟了，那就太“凉快”了。
幸亏地震警报在秋天里就解除了。生活恢复了正常。我又去跟萧伯伯学英语，直到恢复高考。
我和萧伯伯的师生友谊一直保持着。我喜欢集邮，萧伯伯知道后，把他作为记者采访第一届联合国大会时获赠的一本邮票集送给了我。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萧伯伯已经作古了，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永远值得我怀念。萧伯伯的音容笑貌和对事业的执著，永远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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